去年《匆匆那年》電影上映時，這本小說的總發行量超過200萬套，而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寫一本小說。
那時我24歲，沒有閱曆，也並不懂得人生。我隻是在記敘我感受到的我們年輕時的樣子，似乎對世界給我們貼的標簽很不服氣，有點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訴他人，看看，你們都不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我們。
現在想想那時的我有種稚嫩的可愛。羅蘭·巴特說，可愛是個呆板的詞，但這可愛卻令我勇往直前，抵達了比我最初想象要遙遠得多的地方。
《匆匆那年》的出版並不順利，那種注定成功的傳奇故事開頭在我身上沒有上演。雖然現在青春文學獨成一派炙手可熱，但在8年前的內地還沒有專屬於它的名詞，那時沒什麽人去寫這樣的故事。一位出版商找到我，說要出我的書，但是她先潑了我冷水，她說她很喜歡我的作品，不過還是不能給我豐厚的稿費。
“你其實寫穿越或是盜墓可能會更火。”她很遺憾地跟我說。
我因此沒抱什麽特別的期待，唯一肯定的是，不管火不火，我都不會寫穿越或是盜墓。
我那時的編輯也是個菜鳥，《匆匆那年》早上入庫，我們倆用QQ互相祝賀，我讓她幫著看看1萬本書的庫存怎麽樣，她看了下係統，說是零。她說可能是庫存係統壞了。就在我們吐槽著0這個數字時，發行部門通知她要加印了，因為小說一入庫就被訂光了。
那年圖書銷售榜首不是穿越也不是盜墓，是《匆匆那年》，後來大家都把它叫作青春文學。
我突然感到，原來不隻是我，有很多的我們想要另一種表達，不是被評判，而是去訴說，訴說我們最初的美好、最後的遺憾。
所以，《匆匆那年》才能在這麽多年裏一直得到這麽多人的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