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岁开蒙，私塾老先生就给任晨讲了男儿当怀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志向，任家长辈更希望任晨能成为励精图治、中兴家业的栋梁。然而，日军的炮声把任晨和他的寡母从大梦中惊醒了。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如同侵华日军投出的一把巨刃，刺进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救亡图存的抗日吼声，响彻长城内外，震撼大江南北。任晨一家同千家万户老百姓一样，在战争的阴云下过着惊恐不安的日子。
蒋介石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剿灭红军，不顾举国民众的反对，继放弃东北之后，进一步向侵华日军妥协。
1932年5月5日，郭泰祺等人代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31日，熊斌代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
1935年6月，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
接二连三的丧权辱国协定，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使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与“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15岁的任晨已离开河南阌乡县（旧县名，后与灵宝合并)，就读于开封明诚中学。之后，他又相继在陕县省立第九中学、开封艺术师范求学。面对日军肆无忌惮地猖狂侵略、国家的深重灾难和民族的奇耻大辱，任晨和他的同学心头滴血，眼中冒火。东三省的沦陷，本已让他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而一系列卖国条约的签订，更让他们为民族的命运揪心！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血气方刚的任晨却爱莫能助，只能恨得咬牙切齿。他恨日寇太疯狂，恨蒋介石太无能，也恨自己不能亲手抡起大刀，向侵华日军的头上砍去。
任晨就读的几所学校，包括他后来执教的阌乡县完小，都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在地下党的教育引导下，任晨参加了开封、陕县和阌乡县学生抗日爱国的一系列活动，成为地下党组织重点培养的骨干与反动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
1936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年，也是任晨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年。先是三大红军主力肩负民族希望，长征二万五千里，北上抗日前线。接着是绥远抗战胜利，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全民族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后来的u西安事变”，在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的调解下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主张，停止剿共，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任晨很是兴奋，他清楚地看到，抗日的烈火在燃烧，抗日的浪潮在涌动，抗日的新局面正在形成。
这时的任晨已是阌乡县完小音乐课与美术课的教师。如火如荼的抗日烽火，使任晨再也不满足在三尺讲台上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了。他要求自己“不能老拿着教鞭在学校里喊口号，而应当拿起刀枪在战场上杀日寇”。
报国心切的任晨，没有迟疑犹豫。经过慎重考虑，他辞去教师工作，开始做好上前线的各种准备。
然而，任晨要顺利踏上他选择的抗日道路并不容易。
任晨的父辈只有兄弟二人。伯父英年早逝，两房夫人都没有留下子嗣。母亲身怀任晨三个多月时，父亲意外溺亡。任晨成为任家传宗接代的独苗。母爱蜜缸中泡大的任晨，在母辈妯娌三寡妇的心目中是任家顶梁立柱的大丈夫、掌门人，更是母亲养老送终的唯一依托，是任家未来鸿运的希望所在。母亲能舍得让他上战场吗？任晨读过四书五经，知道百事孝为先的道理。虽然搜肠刮肚，还是想不出让24岁就守寡的母亲同意他上前线的办法。这成为任晨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支配下，为了使任家第三代早日续上香火，母亲在任晨9岁时，便为他娶了17岁的媳妇。成亲那天，任晨的小伙伴们跟在花轿后面边跳边唱：“十八大姐七岁郎，夜夜睡觉抱上床；说是丈夫年岁小，说是儿来不叫娘。等到郎大姐已老，等到花开叶已黄；心里总有愁眉事，也难对人把口张”。那时任晨对这首童谣尚未理解，也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嘻嘻哈哈。回忆当年的情景，任晨心里不禁泛起一层酸楚。他同情媳妇，觉得对不起媳妇。媳妇通情达理，贤惠孝顺，与任晨圆房第十年生了个丫头，曾给任家带来人丁兴旺的希望。现在自己投身抗日，生死难卜，媳妇怎么办？“一夜夫妻百日情”，如何安置好贤妻幼女？成为任晨要解决的第二道难题。
任晨祖辈持家有方，传至任晨，虽然不是富甲一方，却也称得上大户人家。母辈守寡后，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乡亲耕种，小部分土地由两个长工经营，日子过得殷殷实实。母亲是个要强人，总怕家道在自己手里落败，任晨每从学校回家，母亲都要同他盘划居家过日子的事情，总是拿他当一家之主看待。任晨从小急公好义，虽然此时已经有了“疏财济贫的想法，但这个义举如何实施，成为任晨遇到的第三道难题。
1937年6月初，任晨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任晨知道，犹豫不决必然坐失良机。经过四五天的苦思冥想，任晨明白了有所选择必然会有所放弃的道理。“匈奴不灭，何以家为！”霍去病的千古名言，再一次撞击着任晨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在国与家都需要他报效的紧要关头，他只能舍家报国。任晨把“休妻、疏财、上前线的具体安排和化解难题的详细办法，又前前后后掂量了两天，最后决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和媳妇。
任晨的母亲饱经沧桑，性格刚强，为人豁达，就是在任晨被土匪绑票的四十多天里，母亲也不曾低头弯腰。任晨相信，只要晓以大义，母亲即便于情不舍，于理也是不会阻拦他上前线的。
为了不使母亲和媳妇感到突然，任晨曾以试探的口气，向娘俩讲了他辞去阌乡县完小教师工作，打算上前线打日寇的想法。当时母亲和媳妇都以为任晨只是说说而已，并未十分在意。但之后几天，任晨连日锁眉不展、心神不宁的样子，却让母亲感觉到儿子心里一定藏着大事。她想起任晨那天晚上说的话，决定仔细问个明白。
6月4日当晚，新月初露，星光点点，任家堂屋的两盏油灯忽明忽暗。待母亲、媳妇和几位亲戚坐定，任晨先讲了他不久前在山西听到的日军累累暴行，又讲了在太原看到的民众抗日**。见母亲和媳妇听得全神贯注，唏嘘不已，任晨便趁机把自己“休妻、疏财、上前线”的想法说了出来，恳请母亲疏财行义，恳请媳妇改门另嫁。
任晨本以为，母亲对他上前线的想法不会感到太突然，哪知不等他讲完，母亲便哭晕过去，媳妇更是哭得死去活来。一岁半的女儿看到奶奶和妈妈失声痛哭，惊吓中也哭得撕心裂肺。
在座的亲戚们个个眼圈发红，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爬上中天的月亮，把清辉洒满房前屋后，窗户外时不时地透进一股凉意。让人心碎的哭声，穿过万籁俱寂的夜空，在任家大院回**，在任晨心中激**！任晨崇敬母亲，也同情媳妇，更疼爱幼女，可国难当头，他不能以家为重啊！直到鸡叫三遍，任晨才劝慰母亲和媳妇上床休息。
6月5日一大早，任晨便发现母亲眼圈乌黑，一脸浮肿，头上明显的多了一层白发。媳妇也一下子见老了很多，两只眼睛又红又肿，像嵌在眉骨下的桃子。母亲和媳妇了解任晨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秉性，两人看见任晨都没有吱声，默默地准备着早饭，时不时地用手抹去挂在脸上的泪水。出远门的箱子、雨伞和换洗的衣服都已准备停当。任晨明白，婆媳两人实际上通宵未睡。
男儿有泪不轻弹。看到母亲端着一碗饺子从厨房走过来时，任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本想强忍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了。他哽咽着说要母亲保重，要母亲听他打胜仗的喜讯，要母亲等他们母子团聚的日子！他让自己永世铭记：这就是我的母亲，这就是中国的母亲！
任晨从母亲手里接过饺子碗，和着泪水吞下去，几次呛得不能下咽，在场的人全都哭了。
任晨给母亲磕完头，给媳妇和亲友鞠了躬，又抱过女儿深深地亲了一会儿，依依不舍地朝着黄河渡口的方向走去。他要在那里北上前线，走向烽火连天的战场，开始抗日战士的生活。
任晨做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1937年6月上旬，任晨踏进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大门，在杨献珍任指导员的第六队，接受奔赴抗日战场前的灵魂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