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没有在任晨心头迸出火花，秦淮河没有在任晨心底掀起波澜。任晨觉得自己早已是农一师的军垦人，是塔里木的拓荒人。
万里晴空，飞机飞过长江，飞过黄河，在缥缈的白云中向西飞去……任晨凭窗远眺，博格达峰的皑皑白雪在机翼下熠熠放光。在飞机上鸟瞰天山的任晨脱口吟道：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他太喜欢李白这首《塞下曲》了。
任晨选择重回新疆军区，新疆军区选择重用任晨。军区政治部到机场迎接的同志告诉任晨，军委已任命他为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司令部等着他走马上任。
任晨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但却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他守节守身，但不守旧守常，越是挑战性的工作，他越敢迎难而上。主持军区工作的郭鹏副司令员看到任晨学成归来，高兴地说：“这一回我们要在你这头骡子背上压个大驮子。”
1957年8月，刚刚跨进不惑之年的任晨被破格重用，由正师职晋升为正军职，挑上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的担子。虽然将衔待授，但已跨进名副其实的将军行列。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任晨历经51个春夏秋冬，捧着战士的忠心与赤胆，应对一次接一次不同寻常的挑战，经受一次接一次突如其来的考验。
任晨在营团师的参谋长岗位上磨练过多年，又在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参谋长业务，“一入参座”很快进入角色，成为组织领导军事工作的一员干将。任晨以“纵览黄卷十万宗，脚下江山马上功”的话鞭策自己，花了大半年时间，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系统研究中俄历次不平等条约的详细内容，多方收集我国历届政府管治边防的文书档案，重点查阅中苏边境争议地区的演变资料。地图上的道路、河流和单调枯燥的等高线，已经化为任晨脑子中鲜活的山山水水。
从1958年开始，中苏边境线上的纠纷渐渐增多，中苏友好的磐石渐渐出现裂缝。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郭鹏副司令员指令任晨带队，全线勘察中苏边境。
1959年春，不等冰消雪融，任晨便带队出发。在徒步、骑马、骑骆驼的跋涉中，对中苏、中蒙边境进行全线踏勘。他们像一队跋山涉水的测绘兵，为了拿到确切资料，汽车能到的地方也不坐车；为了找到我国边境遗存的标志，有时连续几天翻山越岭；为了弄清争议地段的边境走向和变迁，经常要在牧民毡房借宿；披星戴月的露营也习以为常。其艰难险阻虽然比不上359旅南下北返的远征，但也称得上是克艰攻难的壮行。任晨将军曾告诉我，新疆早期使用的地图，有些就是在苏联绘制的地图上用汉文标注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苏联人绘制的地图中，把中国有些地方也划到他们那边去了。不到现地细察，只凭图上标识是靠不住的，有时候我们“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深入的勘察和考证，不但丰富完善了边境地区的兵要地志，实地修正了以讹传讹的地貌标志和地图标识，更让任晨震惊的是，所谓唇齿相依的“老大哥”，对我国的领土野心一点也不含糊，他们得陇望蜀，弱肉强食，占山占地占资源，把中国的土地一寸一寸地圈进他们的铁丝网内；把中国的牧场一块一块地掠入他们的版图之中。在有的争议地段，我国的边民被他们逼得迁徙不定，我国的牛羊被他们赶得四散奔逃。任晨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熊踞鲸吞，什么是蚁啃蚕食，他常常为此而昼夜忧愤。任晨沿途告诫部队，列祖列宗繁衍生息的国土，绝不能在我们的枪口下守小了，更不能在我们的岗位上守丢了。否则，我们就是千古不赦的罪人！
面对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面对拥抱后面的巧取豪夺，任晨秉笔直书，就新疆的边境安全、边防设施和相关政策建言献策。副总长杨成武称赞任晨的调查和建议是“用双脚写出来的报告，为制定边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任晨克艰攻难的成果，融进了戍边历史，融进了中华热土。
1959年是个多事之秋。边境勘察还未收尾，一个新的挑战正等着任晨应对。在这个挑战面前，他的胆识和身体都将面临从未经历过的考验。
是年3月10日，在当地爱国僧俗群众的积极协助下，达赖集团在拉萨策动的武装叛乱被我驻藏部队迅速平定，但西藏社会并未因平叛结束而安定下来。在远离拉萨的阿里地区，残匪仍在捣乱，老百姓还在遭殃。与达赖集团暗中勾结的印度政府，不仅公开跳出来对我说三道四，还在中印边境西段挑起事端，制造纠纷，边境局势一时剑拔弩张。总参谋部指令新疆军区挑选得力领导干部，对中印边境西段实地踏勘，同时组织部队剿灭骚扰阿里地区的残余叛匪。任晨成为执行这次任务的不二人选。
任晨没有上过四五千米的“世界屋脊”，也没有到过中印边境西段的喀喇昆仑山。他夜以继日地搜集资料，在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上花了大量的精力。8月7日，由任晨带队的工作组，踏上了通车不到两年的新藏公路。
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狮泉河的新藏公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天路。简易路面是用粗沙和碎石铺成的，在平均海拔4500米上下的崇山峻岭上缠绕盘曲。七八座连高原鹰也飞不上去的冰达坂，把拼命挣扎的汽车送上望不到顶的茫茫A端。有的路段，断裂扭曲的路面，挂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上，瞬间一瞥，让人头晕目眩，毛骨悚然。严重的高寒缺氧，使工作组多一半同志胸闷气喘，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似昏似睡，任凭汽车颠簸。
任晨是工作组成员中的长者，论年龄已愈不惑，论身体肠胃不好，再加上久治不见好转的神经衰弱症，一路着实没少吃苦，在海拔将近6000米的界山达坂上，因高原反应严重，深度昏迷的任晨，差一点成了工作组告别的遗体。他后来告诉大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挺过来的。
汽车终于爬上了大家连日期盼的阿里高原。宽阔的大地上天蓝云白，霜色烂漫。令人陶醉的景色，让渐渐适应高原缺氧的工作组成员恢复了生气，汽车载着欢声笑语，在牧民们惊诧的眼神中慢慢开进。
任晨本是个性情中人，看到眼前的迷人景色，高原反应顿时减轻。起伏的山峦在公路两侧绵延，时陡时缓，忽高忽低，如同涌波翻浪。山顶亘古不化的积雪，在阳光照耀下刺得人眼花缭乱。山下的红柳丛中，叫不上名字的小动物爬出爬进。在细草芊芊、野花片片的草地上，雪白的羊群在绿茵茵的原野上慢慢移动，像一片片浮游的白云。那些好像见过大世面的野牛、野驴和黄羊，对汽车熟视无睹，自顾自地低头啃草，只有成群的兔子被汽车惊吓得四处奔跑。学过美术的任晨被高原的秋色震撼。在他眼前，这儿简直是一幅天然的油画。
狮泉河的平均海拔虽然也有4200米，但感觉比4500米的海拔好多了。任晨一行在高寒缺氧的挑战中完成了阿里边境的勘察任务，正准备在中尼边境的普兰宗进行勘察小结的时候，突**况出现了。10月20日，侵入我空喀山口边境的3名印度武装人员被我方扣留。次日，印度六十余名武装人员携带轻重机枪，再次侵入我境，向只有13人的我方巡逻队发起武装攻击，副班长吴庆国在制止印军开枪时中弹牺牲。我方巡逻队被迫自卫还击，当场击毙入侵印军9人，击伤3人，俘虏副司令官辛格中尉等7人，残敌从我境内惊慌失措地逃往境外。吴庆国同他的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接到总参谋部、外交部和新疆军区关于妥善处理空喀山口边境事件的命令后，任晨昼夜兼程，提前两天于11月1日赶到事发地点。在每分钟心跳140多次的情况下，听取汇报，查看现场，提问俘虏，收集实证，标绘地图，为我国政府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空嘻山口事件”提供了及时准确翔实的依据。11月18日，受周总理委托，杨成武副总长派总理专机接任晨直飞北京，参与我外交部关于"空喀山口事件”给印度驻华使馆照会的起草工作。坐在总理的专机上，任晨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2月26日，我外交部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发表，任晨由北京返疆复命。两个多月不寻常的经历，让任晨从骨子里感受到军人使命的神圣，感受到军人责任的重大。
如果说，任晨和他的战友们在南征北战中赢了敌人，在涉外斗争中赢了对手，那么在风狂雨骤的“文革”中，他们却输给了“红卫兵小将”，输给了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的“造反派战士”。那几年，长于临机应变的任晨成了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保皇派”。这场国之大难、民之不幸的风暴在任晨灵魂深处造成的创伤和痛苦，远远超过了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
“**初期，任晨一时弄不清楚，党和政府里那么多从战场上爬出来的老战友，那么多殚精竭虑工作的老干部，怎么一夜之间变成要坚决打倒的“走资派”？但他不想深究，也不敢深究，因为这场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任晨脑袋像扎进了钢针，痛苦难耐，而又不能自拔。然而，当共和国的主席在拳打脚踢中轰然倒下，党的总书记在“火烧油烹”中销声匿迹，开国元勋们被批得体无完肤时，悲愤中的任晨有了国家大难临头的预感。
“**”带给任晨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冒着危险制止两派群众武斗。因为他是新疆制止武斗联合监督检查组的组长。任晨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化解两派群众的矛盾上，竭尽全力地消除对立情绪，减少群众伤亡。
1967年7月，八一农学院一派武斗骨干准备用迫击炮轰击另一派群众。一听到消息，任晨来不及叫司机，亲自驾车赶往现场，在千钧一发之际挺身挡住炮口，一场重大武斗化险为夷。
1967年10月13日，任晨紧急乘专机赶往喀什，完成周总理交给新疆军区制止武斗的任务。周总理和任晨从凌晨一点钟打电话讲到两点多钟。任晨一边拿着电话仔细听周总理的指示，一边向两派群众的主要头头传达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在周总理苦口婆心的说服下，两派终于拆除武斗工事，保证了巴基斯坦途经我国的五百多名官员和筑路人员的人身安全。几十年后，一想起那天夜里和周总理通话的情景，任晨将军的眼里总是噙满了泪水。
1968年2月，任晨再次临危受命，乘专机夜飞和田，按照周总理的具体要求，使死亡了二百余人的惨烈武斗没有出现反复，为“和田事件”的善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善于克艰攻难的任晨，终于在劫难逃，不明不白地掉进了为他设置的陷阱，成为“**”那场大风大浪里的溺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