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新疆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实行军事戒严，制止在新疆的大批上海支边知青返沪。戒严令发布后，多数知青经劝阻返回塔里木垦区，但被半途拦回的上千名知青却抱死不肯返回。他们要向政府讨说法，为什么迁往上海的户口已经开出来了，又要在半路上把他们强行挡住？
对知青们提出的问题，戒严指挥部既回避不了，又回答不了。因为找不到政策依据，我们的答复支支吾吾，难圆其说，每次去劝解都被知青驳得狼狈而归。正当两难之际，李宣化将军到阿克苏来了。我作为戒严指挥部政工组组长，大喜过望，相信刚从北京调来的李主任能指导我们化解困境。
上海支边知青要求返沪，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1980年前后，新疆局部地区潜藏的不稳定因素日渐露头，给刚刚沐浴改革开放春光的天山南北投下一缕阴影。被“**”折腾怕了的各族群众忧心忡忡，期盼跨过年槛，消弭隐患，在多事之秋的新疆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正当此时，在正军职岗位上工作了12年的李宣化将军，受命飞往新疆，就任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主任。
李宣化到任前几个月，地处天山南麓的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区农垦团场的上海知青，连续数次到乌鲁木齐和北京上访，要求返沪安置，有的甚至威胁领导机关，“为了回上海，不怕掉脑袋。”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挑动知青罢工绝食，阻塞交通，冲击政府，打砸抢烧，形势咄咄逼人。
戒严令发布后，事态表面虽有缓解，但风波的深层动因并未消除。几万名知青如同一座假寐的火山，上面看不见火苗，地下的熔岩却还在涌动，大规模的返沪风波随时都有再次发作的可能。
刚刚到军区报到的李宣化，行李还没打开，便主动请缨到阿克苏戒严指挥部，会同先期到达的军区李平湘副参谋长指挥部队，耐心劝解滞留阿克苏、库尔勒等地的知青返回单位。
从乌鲁木齐出发前，李宣化了解到，我负责戒严指挥部的政治工作，又在阿克苏驻军当过干部，希望一到驻地先听听我的汇报，从一线指挥部得到最切实际的情况。初来乍到的李主任哪里知道，我虽然主张打击不法分子，但对上海知青的返沪要求还是同情的。因为我在塔里木支过农，我了解他们前些年繁重的劳动负荷和艰难的生存状态。
晚饭后，经请示首长同意，我约驻军几位调查知青返沪情况的干部，一同向李宣化主任汇报。
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农垦第一师，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三五九旅，进军新疆时的二军五师。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垦区，是国家粮棉生产的重要基地。从1962年冬至1965年底，有4万余名上海知青被安置在塔河两岸的农垦团场，从事繁重的垦荒生产任务。这些15到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摘下上海人的光环，脱胎换骨，革心洗面，同饱经沧桑的老军垦战士一起，用理想和智慧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上绘制蓝图，用青春和汗水在亘古无人的荒滩中开垦良田，把茫茫瀚海中沉睡的处女地，变成一望无际的沙漠绿洲。
艰苦奋斗创造的丰硕成果，给广大知青带来不绝于耳的赞扬，但却没有改变他们的精神荒漠和物质匮乏。绝大部分知青住在干打垒的土坯房、地窝子里。结婚后的知青，有的还得住集体宿舍的大通铺，实在憋不住时夫妻要跑到野外去亲热。因为领不上结婚证，有的知青在麦草堆里生下孩子不敢往回抱。因为凑不够路费，有的知青进疆后没有回过上海，做梦都想孙女的奶奶临死前眼睛都哭瞎了。还有个知青父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得悉噩耗当夜抱着父母遗像在大漠深处走失。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垦师1975年3月25日撤销后，大部分单位生产经营状况下滑，许多团场连年亏损，有些单位连最低工资也发不了。“四人帮”垮台后虽然政治环境宽松了，但知青们仍然在物质短缺的困苦生活环境中挣扎。
汇报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夜寒云黑，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屋子里的暖意渐渐消失。李主任裹上大衣，紧锁双眉，一声不响地听大家讲着，脸上的笑意早已消失，眼神中透出的冷峻，让我感受到他心中的愤懑。
“前些年那样艰苦都挺过来了，怎么现在条件改善了倒闹着要回上海？”李主任打断大家的汇报追问。
我看了李主任片刻，吞吞吐吐地说：“乱象在下面，原因在上面。”
“上面！哪个上面？”李主任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
我从提包中抽出两份文件，一份是1980年3月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以中发（80）31号文件下达。纪要明确“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把绝大多数汉族干部、汉族技术人员与职工撤回内地。另一份是新疆主要领导人传达西藏工作会议精神的讲话，讲话提出“新疆也应按这个精神办，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要退回内地。”……
我告诉李主任，上面这些精神一捅下来，天山南北谣言四起，各族群众人心惶惶，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趁机滋事，上海支边青年闹着回城，转业军人要求返乡……听到这里，李主任把手里的文件朝桌子上一推说："自乱阵脚！”
见李主任毫无倦意，参加汇报的几位同志接着说，下半年以来新疆、上海多次发出通告，要求知青返回原单位，不听劝阻的要依法处理，不少知青已经打消了返沪的念头，担心回上海没户口，没工作，没住房。可11月下旬几千名知青在阿克苏绝食后，政府又放开口子让走人，返沪风波再次出现高峰。
政府放行如同提阐放水，一部分原本不打算走的知青也下了返沪的决心，一时间乱象纷起，许多人变卖家具，筹措路费，盘算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男男女女们在似癫似狂的吆喝声中，用大碗盛着农场自酿的烧酒，和着泪水告别亲友，告别他们用人生最美年华开垦的农田，在半醉半醒中踏上了返回上海的漫漫长路。
同当地人或外地人结婚的知青，陷入走留不定的两难之中。一些家庭甚至在生离死别的挣扎中解体。有的夫妻反目成仇，家里差点闹出人命。有的夫妻割爱离婚，抛儿弃女，在柔肠寸断的哭声中不忍回头。有的夫妻山盟海誓，表示只要一在上海落脚，就返回塔里木把妻子或丈夫接走。
让知青们深感失望、不满的是，正当他们在饥寒颠簸中看到黄浦江上的曙光时，却被沿途戒严部队劝阻返回。最后返回的好几百大人小孩，还在农垦局招待所苦熬，让他们再返回农场，住无房，睡无床，吃无粮，连生活下去都很艰难。部队的同志怎么做工作，他们也听不进去，非要等上面来人解决问题。
汇报在晚上9点之前结束。李宣化主任和李平湘副参谋长让我们换上便装，一同去看看知青们的食宿情况。
夜幕下的阿克苏，哨兵还在巡逻。劫后的路灯像悬在水泥杆上的小电筒，昏黄暗淡，星星点点。我们绊绊磕磕地摸着黑路，朝地区农垦局招待所的院子走去，滞留在阿克苏的知青大部分都窝在那里。
踏进招待所院子，一股刺鼻的污秽气味令人喘不过气。看到我们一行进来，瞬间从楼内涌出一大堆人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们围在中间。最里一圈是女知青，蓬头垢面，衣衫不整。靠后面是男知青，怒目而视，气势汹汹。挤在楼门口的一大堆孩子，神情惊慌，不知所措。
看到知青情绪异常，我刚想出面说明来由，站在前排的几个女知青呼啦—下敞开上衣，**胸膛，哭着大喊：“来，你们开枪吧，反正我们也活不下去了！”正在我惊愕之际，只听有人在身后喝道：“你们不要胡闹，军区工作组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说话间，几个持枪战士在一名干部带领下挤进人群，原来他们是尾随我们而来的警卫人员。
知青们误会了。我赶忙让敞胸的女知青系上衣扣，耐心地请他们有话进屋说。后面的男青年却喊道：“军队能解决什么问题？新疆为什么不来人？北京为什么不来人？”有几个小伙子还指着我们同来的两个干部说：“我们的问题他们都清楚，没有什么好谈的！”知青们的情绪一时难以平静，我们只好劝慰几句，返回部队。
凌晨4点，李主任打电话要我去他房间。我叩门进屋，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大摞情况反映问我："这里面的主要情况都向军区报了吗？”
“报了。但引发这场风波的主要原因没有说透。”我如实回答。
“为什么不往透里说？”
“说透了等于把责任往上面推呀！”
"这怎么能叫往上推呢！我们的报告不是讲谁的责任，如果说讲责任，‘**’把国家搞乱了，毛主席还承担责任呢！你现在就起草电报，要据实反映政策导向失误、领导罔顾实情、知青身陷困境，是诱发这次返城大风波的主要原因，也是少数不法分子得以兴风作浪的主要借口。”
看到我的态度犹豫，李主任又进一步说：一定要据实报告北京，这个电报明天不仅要发军区、总部、军委，总部还会抄报党中央、国务院。要让北京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采取切实措施，先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有家可归，再进行说服教育，防止出现大的反复！”
第二天一早，我把电报稿递到李主任手里，同时又不无担心地说：“原因出在上面，这样报上去行不行啊？”
李主任仔细看完电报说：“中央要求弄清问题，抓紧解决，防止出现大的反复。不向上面讲真话，不为下面办实事，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先把电报发出去，这么大的事情，中央肯定会重视的事后我才知道，李宣化主任已经在凌晨5点钟把详细情况向军区肖全夫司令员和谭友林政委在电话中报告过了。
我一时弄不清楚上面对这个“据实报告北京”的电报是什么态度，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但让我们欣慰的是，知青的实际困难逐步得到解决。1056名滞留沿途的知青终于返回垦区，社会形势日趋稳定。
从1981年3月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导下，新疆与上海陆续出台了若干举措，进一步稳住了上海知青的情绪，闹事地区的生产秩序也逐渐恢复正常。
李宣化成为上海知青心中“敢向北京讲真话的将军”。
在这之后，1981年12月3日，中央批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垦师的建制，但诱发那场风波留下的隐患至今还在作祟。
30多年过去了。化解上海知青返沪风波的许多细节依稀难忆，但“据实报告北京”六个字却深深地烙在我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