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闵兆霞写名单时，邢春妮与虞若瑶出了门碰了碰想法。两人觉得，这个蒙面人知道大门不会锁，那一定是知道闵兆霞有马大哈习惯的人。作案人应当就在闵兆霞的熟人中。这个推理让两个人都很兴奋。
邢春妮让虞若瑶把情况向胡宝宝汇报，自己想再从记者的角度采访一下。
虞若瑶去找胡宝宝了，邢春妮进了房间。她对闵兆霞说：“闵姐，相信我们，这个案子不难破的，我们会为你找回这5万元的。现在还有点空闲的时间。实不相瞒，我并不是市公安局的人，我是淮安日报政法部的记者邢春妮，也兼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五中队指导员。所以我也来参加破案了。我现在感兴趣的另一件事，就是您的创业史。您能不能把您的创业史讲给我听听呢？这与本案无关的。”
邢春妮“闵姐”这么一叫，已把闵兆霞感动了一番，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她满眼泪花，长叹了一口气：“好吧，妹子，我就讲讲我的故事吧。其实哪个女人的创业史不是一部血泪史呀！”她想了想，开始讲：
时间再朝前推推，就是“**”中的1971年。那是个风靡革命样板戏的年代。
这年底，淮安市机械系统各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革命样板戏大汇演正在市人民大会堂举行。淮安机床厂代表队演出的是全套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演李铁梅的就是厂卫生室护士闵兆霞。“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有板有眼、字正腔圆的唱腔一开口，机床厂一等奖的地位已奠定了。
机床厂的《红灯记》进入了汇演演出的决赛。最后，评委当场宣布：机床厂的《红灯记》为一等奖！机床厂的文艺宣传队员们，簇拥着厂党委书记罗志群上台领奖，可领奖的人群里却没有了闵兆霞的身影。
她正一人躲着化妆室里落泪。不为别的，就为从明天起，这个在舞台上根红苗壮的李铁梅，又要跌回“黑五类”子女的现实中去了。她父亲闵岭南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因有一个文人哥哥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在“文革”中他就成了“特嫌”，下放回到了家乡淮安市。1970年时，父亲在忧郁中自杀了，留下了18岁的她与母亲两人在红尘中苦苦挣扎。她母亲原来是护士，她从母亲那里学得了打针、挂吊针的基本技能。机床厂党委书记罗志群原来是个文艺青年，投稿时得过闵岭南的帮助。他在闵岭南夫人与女儿困难的时候来报恩了。在他的关照下，闵兆霞进了机床厂卫生室工作。这次，也是罗志群力排众议，让闵兆霞演了主角。可明天，风光就会过去，一切都会照旧……
这时化妆室的门开了，一个男青年冒着相当于闯女浴室的危险来到女化妆室。他急匆匆溜进来，在她面前放下一把不知道从哪里采来的鲜花和一枚烫金的毛主席语录书签。书签上的毛主席语录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鲜花上则有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明天下午两点，城南公园红卫兵桥边最大的柳树旁。我愿意倾听你一诉衷肠。林志高。”
林志高在最短的时间里又溜出去了。闵兆霞却陷入了深思。
林志高她是知道的，他是机床厂机修车间钳工。钳工是机械企业工种里最好的工种。他人也帅，一米八的个头，国字脸，去年才从部队退伍回来。部队培养的素质，这副高大上的长相，谁见谁都说他英武。他父亲是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因这层关系，他工种分得好不说，还是厂级干部的培养对象。他可是全厂女孩子集体的偶像。这次汇演中，因他会拉二胡，也抽来做了乐队队员。然而在三个月的集中排练中，他俩话也没有讲过几句呀，他现在就竟敢来递条子。当时那个年代，男生给女生递条子可是很流氓的事呀！但闵兆霞却为他的“流氓行为”所感动。她脸立即发烫了，心狂跳了，手颤抖了。她扔了鲜花，把书签和小条子藏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然而第二天她并没有去城南公园。她放弃了演出回来应当有的休假，提前回到了厂卫生室。这倒不是她拿架子。她一夜睡醒过来时，觉得自己不应当有任何非分之想。昨天的一切，是演戏。演戏是假的，故事情节爱怎么编都是可以的。但今天已是现实生活，生活不是演戏，不能作假、不能编故事，作假、编故事就是自己害自己。林志高的父亲是市革委会政工组长，他是红色政权政工组长的儿子。而自己呢，是“黑五类”特嫌的女儿，是红色政权的专政对象。这个反差太大，太不般配了。若是传扬出去，闹点什么事出来，结果林志高与她一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吃苦倒霉的一定是苦命的她与老妈。于是，她把心中刚刚生出的一点生活的火花，自觉地掐灭在了萌芽之中。
“这就完了？”邢春妮有些意犹未尽，很动感情地问。
虞若瑶走了进来：“闵姐，我打断你们一下。你确定你们昨晚吃饭的人都在名单上了吗？”
闵兆霞点点头：“全在上面了。”
虞若瑶再问：“我提醒你一个人，昨天淮安日报安平安记者，他是不是也在场呀？”
“你们公安调查工作真是神速。没错，安平安记者在场。他是淮安日报经济部的，报道过我的企业，所以我每次回来都把安记者找来一同陪客人吃饭的。我们太熟了，把他当自己人了，竟把他忘了。对对，你把他补上吧，他在场的。”
“我没事了，你们继续聊。”虞若瑶带上门，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