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華市，宋爽的腦海裏一直都是浩然的影子。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反應農村題材的小說有很多，代表作家和作品就有趙樹理的《三裏灣》、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浩然的《豔陽天》以及陳登科的《風雷》，但無論是影響力還是傳播力，浩然的《豔陽天》都名列前茅、首屈一指。
浩然是個特殊年代的奇跡，在重寫文學史的熱潮中，浩然被人驅逐出了文學史，而且形成一股討伐批判的熱浪，這是對曆史的不尊重。浩然作為一個時代的一麵鏡子，一段曆史文化的標誌，他的作品影響了一代人。浩然在那個年代有他自己的獨特貢獻，承載了一代人的理想主義精神。浩然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對於這樣一位作家，我們的文學史應該而且必須有他的位置。
宋爽思考了良久，揮筆在稿紙上寫下了文章的題目：
應該重新評價浩然
寫完《應該重新評價浩然》，宋爽的心裏輕鬆了許多，像完成了一項重大任務似的感到全身心愉快。他覺得：他寫出了很多人想說而沒有說出的觀點！
還沒來得及休息，他就接到開會的緊急通知：下午5點在北華影劇院開會，不得請假。一個“不得請假”可以看出此次會議的重要性。那麽是什麽內容的會議呢？
宋爽看了看手表，剛剛4點10分，離開會的時間還早，他就順手給妻子打了個電話：
“一會兒你去幼兒園接兒子吧！”
“不是說好了今天你接嗎？”
“我這裏有個緊急會議。”
“我這裏也有個緊急會議。”
“要麽讓他姥姥接吧。”
“兩個孩子，她姥姥接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這裏的會議不得請假！”
“我這裏的會議也不得請假！”
沉默了一會兒，還是妻子妥協了：“好吧，我讓她姥姥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