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
昭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是武帝之少子。在位十三年。
初，苏武既徙北海上，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及壶衍鞮单于立，国内乖离，于是卫律谋与汉和亲。汉使至，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惊谢，乃归武。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让，是怪责的意思。
初时苏武既被匈奴迁徙在北海上牧羊，他自以汉朝的臣子，当时持节奉使而来，今虽被匈奴这等屈辱困苦，他一心只在中国，不肯改变。手里持着汉节牧羊，睡时也持着，起来也持着，到久后节上悬的璎旄都脱落了，他还不肯抛弃，所以表其始终一节，无二心也。及匈奴壶衍鞮单于年少新立，又国内骨肉乖离，常恐汉兵袭他，于是卫律替单于谋与汉家求和亲，愿两国通好，不复侵扰边界。汉家遣使者至匈奴往答之，就与他讨要先差苏武等一班使臣。匈奴不肯放还，诈说苏武已死了。于是苏武的副使常惠，乃乘夜私见使臣，设一个计，教他对单于说：“我汉天子前日在上林苑中打猎，射得一只雁，那雁脚上系着一卷帛书，书上明写着苏武等，如今现在某泽中，你如何却说是死了？”使臣就依常惠的言语责问单于，单于不知是计，忽听得雁能传书，有这异事，乃相视大惊，只得从实谢罪，与使者说：“苏武等委的在某泽中。”乃放出苏武等，送他回还。苏武拘留匈奴凡十九年，初奉使时年方少壮，及还朝之日，须发已尽白了。其忠义之节，久而不变如此。
后来汉朝拜他为典属国，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又图画其像于麒麟阁上，所以表扬忠义，而劝万世之为人臣者也。然苏武在虏中十九年，身居北海无人之境，其心岂望后来尚有还朝之日，图形汉阁，标名青史哉？但以人臣事君，有死无二，义当如此。就使当时丧身异域，埋名千古，而其心终不肯变，这才是真实的忠心，无所为而为之者也。为人臣者，当以此为法。
秋，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榷，是榷税。酤，是卖酒。
武帝之时，国家多事，财用不足，乃搜括天下的商税。凡民间一应商贩买卖的事，都是官府管领，榷取其利，无有遗漏。就是卖酒小生意，也要经由官府，上纳税课，谓之榷酤。夫以人君之尊，而与民争利如此，这是武帝的弊政。昭帝六年春，因天下举到贤良文学之士，乃下诏问他民间所苦的何事。那贤良文学等，都说官家自卖盐铁酒酤，极不便于民，请罢其法。是年秋，始罢监卖酒酤的官，听民间自行造卖，盖从贤良文学之议也。初武帝时，甲兵土木纷纷并起，徭役烦重，赋敛增多。至其末年，把海内的财力虚耗殆尽，户口人丁也减少了一半，天下几于乱矣。及霍光辅佐昭帝，采纳吏民之说，晓得当时政务的切要，只在休息养民一事。于是轻其徭役，以宽舒民力；薄其赋敛，以渐蓄民财。务与百姓每休息，不复去劳扰他。如此数年，海内安静无事，与匈奴相结和亲，不开边衅。于是百姓家皆有蓄积，安生乐业。当初文、景二帝富庶之业，至是乃稍稍复见焉。故武帝之后，汉之所以不亡者，大抵霍光辅佐之力也。
夫武帝劳扰其民，而天下几亡；昭帝一休息之，而天下复安。是可见人君之政，莫先于养民，不但为一时救乱之宜，而实万世为君者之所当念世。
元凤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纳之，光以其幼，不听，安遂因帝姊盖长公主内入宫为婕妤，月余立为皇后，年甫六岁。于是桀、安深怨光而德盖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诈为燕王上书，欲共执退光。书奏，光闻之，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对：“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将军调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后桀党与有谮光等，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
尚书，是管文书的官。
昭帝即位第七年，改年号为元凤元年。那时左将军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他生得一女，即是霍光的外孙。上官安央托霍光将这女儿纳入后宫，希图做昭帝的后妃。霍光嫌他年纪忒小，配不得昭帝，不肯依从。这是霍光知礼守正的好处。上官安又去央托昭帝之姊盖国长公主，替他引进，纳入后宫，先做婕妤，一月之后，就立做皇后，年才六岁。于是上官桀、安父子深恨霍光，而感盖国公主之恩。又知燕王旦原是帝兄，不得立为天子，心里也怨恨霍光，遂与燕王暗地交通，相与排陷霍光。乃使人假充做燕王差来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说霍光擅添幕府的校尉，谋为不轨等事。趁着霍光告假休沐的这一日上本，他却与公主就中哄着昭帝准奏，共执退了霍光。这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幼，未能辨察，故相与设谋，共害忠良也。霍光既被劾，待罪于外，不敢入朝。然昭帝虽幼冲，却天性聪明，问左右说：“大将军何在？怎么不见他来朝？”上官桀就对说：“因燕王劾奏他罪恶，故不敢入。”昭帝即时使人宣霍光入朝。霍光见昭帝，取了冠帽，叩头请罪。昭帝说：“将军戴起冠帽，朕知这本是假的，将军你有何罪？将军选调校尉未及十日，燕王离京师数千里，他怎么便得知？可见是假。”此时昭帝年才十四岁，乃能明察如此，尚书官及左右人等，莫不惊骇。那上本的人，果然惧罪逃去。其后上官桀的党类，但有谗谮霍光的，昭帝便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付托他辅佐朕身，敢有再毁他的，定坐以重罪！”自此上官桀等惧怕，不敢复言，而霍光始得以安意尽忠也。
夫以大臣辅少主，政自己出，谗谤易生，而又每事奉公守正，尤为奸邪小人所不悦。故周公辅成王，则有管蔡流言之变；霍光辅昭帝，则有桀安诈书之谋。幸赖成王终悟周公之忠，而昭帝则能立辨上官桀之诈，所以谗谤不行，忠勤得尽。若为二君者，少有不察，则不惟二臣不安其位，而周、汉之社稷亦危矣，可不畏哉！
宣帝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己，后改名询，是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史皇孙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庙号中宗。
按古者宗庙之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建庙称宗者，世世享祀，亲尽不祧。西汉十一帝，自高祖开基之后，惟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宣帝称中宗而已。皆以功德茂盛，故特建庙号，非若后世之一概称宗者也。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具备，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闾阎，是里巷的门。
初，宣帝本是戾太子之孙，戾太子既得罪自杀，子孙皆从坐。宣帝时在襁褓，故得全。后来流落民间，依着母家史皇亲存活。及昭帝崩，无嗣，霍光访求于民间，迎立为帝。宣帝一向生长在外，起于闾阎而登大位，所以尽晓得外面的事情及百姓每生理艰难的情状。及霍光既薨，宣帝始亲大政。即厉精图治，每五日一临朝，亲决政事。自丞相以下，各衙门官有事，都着他当面奏闻，一一敷陈其事，听他说某事当如何举行，某事当如何处置。到后来又考验功能，看他说的某事，曾否举行，处置的某事，果否停当，一一都核实考成，不使有欺罔之弊。那时官皆久任，不轻易迁转。侍中、尚书这样官，尤为亲近切要。凡积有年劳，应该迁转，或有奇才异能，任得国家大事的，都只厚加赏赐，或赉以金帛，或增其禄秩，至于荫及其子孙，自家却仍居此官，终不改易。又善立法制，凡各衙门事务，出入都有关防，完否都有稽查，枢机周密，无一些疏漏。每事都立个科条，定个规则，与人遵守，品式备具，无一些缺略。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官都奉法守职，莫敢有怀苟且之意，以虚文塞责者。汉之治功，至是称为极盛焉。
大抵民不安其生，由于官不称其职；官不称其职，由于人君不亲政事，而群臣苟且以塞责也。宣帝有见于此，故既试功能以考验之，又立法制以维持之，而当时遂有吏称民安之效。所以皋陶之告舜，必曰“率作兴事”，又曰“屡省乃成”。此真人君图治之要务也。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汉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设刺史一员，督察州内所属的郡国，大略如今巡按御史之职。守，是郡守，即今之知府。相，是王国的辅相，即今之长史。二千石，指郡守国相说。这两样官，每岁食俸米二千石。玺书，是用宝的敕谕。关内侯，是小侯，无封国，但食租税于关内的。
宣帝长于民间，知百姓每的困苦。只因有司官不职，那郡守、国相，为各县官的表率，刺史又是监临官，这三样外官，所系尤重。所以每遇除拜刺史与郡守、国相，必引来面见，访询地方事情，问民疾苦，试看他所用以治民者，其道何如。既亲问了，又恐他说得虽好，而所行未必皆然，等他到任之后，又详细考察他所行的政事何如。若言行不相顾，徒有虚名而无实政的，都一一体访得实，人不能欺。其综核之精如此。宣帝尝叹说：“百姓每所以得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以有司官刑政公平，狱讼得理也。我以一人之身，而居万民之上，天下事情，岂能一一周知？天下人民，岂能个个得所？全赖那郡国守相官替我分忧。如一郡之中，得一好太守，则一郡之民自安矣；一国之中，得一好国相，则一国之民自安矣。可不重乎？”又以为太守乃一郡吏民之纲领，若数数更易，则不惟送旧迎新，劳费百姓，且人无固志，凡事苟且，下人亦皆有欺玩之意，上下不能相安。必须行久任之法，百姓每知他将来在地方日久，民情吏弊，凡事都欺瞒他不得，乃肯服从他的教化，以令则行，以禁则止，而上下相安也。宣帝之意如此，所以当时做守相二千石官的，通要久任。若是历任未久，就有贤能功绩，也未便迁转他。但先降敕书奖励，或就彼加升官级，或赏赐金帛，或有赐爵至关内侯的，仍令在任管事。到做得年深了，遇朝里公卿有缺，即选那前日所旌表的好守相，次第超补。如黄霸以太守入为太子太傅，赵广汉以太守入为京兆尹是也。夫宣帝之留心守相如此，所以那时做官的，人人勉励，都实心替国家干事，百姓都得以安生乐业。汉家一代循良之吏，惟此时最盛，而天下太平，号称中兴之治焉。
尝考武帝时，民穷盗起，为吏者罕有可称。至宣帝时，乃循吏并出，是岂治民之才独产于宣帝之世哉？盖武帝东征西伐，不恤其民，而宣帝则知民事之艰难。武帝尊用酷吏，而宣帝则褒赏循吏。武帝于吏之巧文避法者不能察，而宣帝则综核名实。此其治效之所以异也。然则人主欲追宣帝之治者，可不知所务哉！
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者，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初武帝时，治狱之吏，务为深刻。宣帝在民间深知其害。至是廷尉衙门有个掾史，叫做路温舒，上书说道：“今陛下始受天命，居至尊之位，当尽改前世的弊政，以正始受命的统纪，洗涤烦苛的文法，除去百姓的疾苦，以应上天眷命之意。臣闻昔日秦之所以亡者，其过失有十件，如废文学、好武勇、贱仁义、罪诽谤等事。自汉兴以来，把这些弊政，渐渐都改革了，只有一件至今尚存，则问刑官苛刻，不恤民命是也。这刑狱乃天下人性命所系，不可轻忽。一入于死，难以再生；肢体断了，岂可复续？所以《书经》上说：‘与其杀无罪之人，使之含冤而死；宁可失经常之法，而从轻以生全之。’古人之重民命如此。今之问刑官则不然，只是要故入人罪，不肯替人申理。朝廷以此责之郡县，官长以此责之僚属，上下互相驱迫，皆务以刻为明。问事深刻的，反说他是有风力的好官，名誉顿起；平恕的，反说他罢软不称其职，多致后患，以此成风。故问刑官都百般锻炼，只要人死，他也不是与那罪人有仇而憎恶之，盖能入人于罪，才保得自家无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其势不得不为深刻。故冤抑之气，上干天和；太平之治，未得浃洽于天下者，坐此故也。俗语说：‘把地上画做个牢狱，叫人进去，人也不敢入；把木头刻做个问刑的官，叫人去对理，人也不敢对。’这都是说如今做法司官的刻薄成风，不惜人命，盖疾恶而悲痛之辞也。臣愿陛下减省法制，勿为烦苛；宽缓刑罚，勿尚深刻。则狱吏之弊可渐涤除，太平之风可渐兴起矣。”宣帝览书，称道他说的好。自此斋居决事，刑狱称平矣。大抵有罪之人不可姑息，无罪之人不可亏枉。惟公而明，则得其情，而天下无冤民矣。
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使不辜蒙戮，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廷尉平，是官名，即今大理寺评事。宣室，是未央宫中殿名，乃斋戒的去处。谳，是审录罪囚。
宣帝有感于路温舒之言，这年十二月，下诏说道：“近日郡县问刑官，决断罪囚，引用法律，多曲为附会，舞文弄法，日渐深刻，致使那无罪的人，枉被杀戮，朕心甚为怜悯。旧制遣廷尉掾史，出去与郡守推鞫狱囚。本要平刑，但廷尉史官小，任轻禄薄，恐体统不尊，有司或轻视他，势不能行。自今以后，为特设廷尉平之官，稍重其品秩，食俸六百石，定其员数，总置四人。专务平郡县刑狱，使适轻重之宜，以称朕哀矜无辜之意。”于是每岁季秋后，审决之时，有司奏请各重罪犯人，有该处决的，有该减等的。宣帝不敢安处在宫中，常临幸宣室，就斋戒的去处，洗心涤虑，亲自裁决，重其事而不敢忽。问刑官见上留意于此，也都悉心详审。一时狱刑号称平允，无复有任情轻重者矣。
尝观汉世，尽心刑名，未有如宣帝者。既置廷尉平，以平郡县所鞫之狱；又斋居决事，以平廷尉所上之狱。分理于人，以详其法；亲决于己，以审其情。此所以狱无冤抑，而治称中兴欤！后世用刑者，宜取法于斯矣。
勃海太守龚遂入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上拜为勃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勃海，息其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乘传至勃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悉平。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由是被召。
渤海，是郡名。水衡都尉，是官名。潢池，是积水的洼池。
宣帝地节四年，召渤海郡太守龚遂到京，将大用之。因他年老不堪公卿之任，遂拜为水衡都尉。盖取其官职亲近，事务清闲，所以优待之也。先年渤海及左右邻郡，连岁饥荒，有司不恤其民，盗贼处处生发，二千石官都不能擒制。宣帝忧之，命公卿大臣，各选举有才略堪做这郡太守者。那时丞相、御史都说龚遂可用，于是宣帝就拜他为渤海太守，召来面见。问他说：“如今渤海郡盗贼甚多，我用你为太守，你有何方法，能使盗贼止息？”龚遂对说：“盗贼之起，非出本心。其初都是陛下的赤子，只为这渤海郡在东海边，地方窎远，不得沾被圣化。又遇着岁荒，其民困于饥寒，有司官不加怜恤，那饥寒困苦的，无可告诉，不得已失身于盗贼，为一时苟活之计，致使陛下的赤子，偷弄陛下之兵于洼池中，以鼠窃狗偷为事耳，非真有他志也。今陛下命臣为太守，责臣以除盗，不知欲臣以兵剿而胜之邪，或以德抚而安之邪？”宣帝说：“我选用贤良太守，正要抚安百姓耳。但不知抚安之道何如？”龚遂对说：“臣闻治乱民，如解那结住的绳索一般，不可太急。绳子结了，须慢慢地理他，然后可解。百姓方乱，须慢慢地处他，然后可安。若急之，则愈加扰乱矣。臣愿丞相、御史且莫拘臣以文法也，勿责效于旦夕，但凡可以安民的，许臣得一切以便宜行事，庶几盗可化而民可安也。”宣帝见他说的有理，就依他所奏，仍赏他黄金以宠其行。
龚遂既受命，就驰驿到渤海郡界上。郡中闻有新太守到，发军马来迎接。龚遂一个也不用，都发放回去。一面行文书，戒敕所属各县，把捕盗的官吏尽行散遣。只晓谕百姓每说：“但是手里执着锄头镰刀并各样农器的，便是好百姓，官府不必问他；惟是执着刀枪弓弩的，才是盗贼，方许拿问。”于是龚遂坐着一辆车子，独自行到府中，也不要人马防护，这是示百姓以不疑也。那做盗贼的，闻得新太守教条如此，都即时解散，丢弃了刀枪弓弩，去持着钩锄田器，各安生理，变为良民，不须剿捕，都平静了。乃开仓廪，把有司蓄积的米谷假借与贫民为资。又选用郡中的好官，以慰安牧养之，使无失所。龚遂又见渤海是古齐地，齐俗奢侈，好做工商末技，不事田作，所以民穷盗起。乃躬行俭约，以倡率百姓，劝他务农田，治蚕桑，以为衣食之资。郡中百姓，但有带持刀与剑的，就教他卖了剑去买牛，卖了刀去买犊。且晓谕他说：“你这一口剑，就是一只牛，一口刀，就是一个犊。你为何将这牛与犊带在身上，有何用处？今变卖了去耕田，务本等生理，却不是好？”又亲自循行田亩中，劳来劝勉那务农的人，使他及时耕作。自是百姓感化，不敢为非，郡中渐渐都有蓄积。衣食足，礼义兴，狱讼止息，无复有为盗贼者矣。龚遂之治渤海，其功绩显著如此，宣帝征召他为水衡都尉，盖由此故也。
夫渤海之盗，前守以一郡之兵，制之而不足；龚遂以咫尺之书，散之而有余。可见弭盗之方，不在逐捕，而在抚循矣。然渤海之盗，起于年岁饥荒，百姓穷迫，故龚遂得以抚绥解散之。若强暴无赖之徒，不因饥寒，无所逼迫，而横行郡邑，劫掠人民，若以龚遂之法治之，则迂矣。遇着这等的，必须先用威以剿除之，后用恩以抚绥之而后可。
魏相上书谏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今闻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
萧墙，是门内的墙。
宣帝因匈奴尝侵扰西域屯田的军士，遂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要兴兵伐他。丞相魏相恐劳民动众，上书谏说：“臣闻武不可黩，兵贵有名。彼因敌国之暴乱，乃出兵讨之，以救其乱，而诛其暴，这叫做义兵。兵出于义，则人心归服，可以为王。因敌国先来加兵于我，不得已，出兵以御之，这叫做应兵。兵出于应，则士气奋厉，可以取胜。若争恨小故，不忍其愤怒之心，而必出兵以报之，这叫做忿兵。兵出于忿，则轻举妄动，必至于伤败。若利敌人之土地、货宝，而出兵以夺之，这叫做贪兵。兵出于贪，则见利忘害，必至于覆破。若自恃其国家之大，矜其民人之众，而大兴师旅，欲以示威于敌国，这叫做骄兵。兵出于骄，则士卒苦其劳，敌国乘其敝，不至于灭亡不止矣。可见兵有顺逆，则事有成败，不可不慎也。近年以来，匈奴常通和好，未见有侵犯我边境，纵是争些屯田小事，亦不足介意。今闻朝廷之议，欲因匈奴衰弱，遂兴兵深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是出何名者也。以义兵，则匈奴之暴未著；以应兵，则边境之警未闻。其无乃近于骄忿之兵乎？且今年天下所奏刑狱的起数，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可的变故，风俗败坏至此，深为可忧。今左右群臣皆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芥小忿于远夷，臣恐下伤人民之命，上干阴阳之和，外寇未平，内变先作。如孔子所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可不惧哉？”于是宣帝感动，就从魏相之言，弃了屯田的地界与匈奴，不复争焉。
自古帝王制御夷狄之道，莫急于自治其内。若朝廷之上，纪纲振肃，邦国之间，风俗醇美，内地无虞，根本牢固，虽有夷狄外患，亦不足忧。若内治不修，百姓不安，虽无夷狄外患，亦为可虑。魏相不以匈奴为患，而惟以风俗为忧，深见远虑，戢兵保民，真可谓贤相矣。
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奏章，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未上，相辄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上皆重之。
宣帝时，以魏相为丞相。魏相为人有治才，通达国体，他见得古今异宜，帝王迭兴，都有个立国规模。为后世子孙者，只当遵守他祖宗的法度，不宜远慕上古，徒务虚名而无实用。汉自高帝至今六世，中间阅历事变已多，一切因革损益，纤悉具备。在今日为君为臣的，只该讲求旧法，补偏救弊，自足以致太平，不必远有所慕。所以他平日只喜观汉家的故事，及先朝贤臣所条陈便民切要的章奏，把国家的事体，一一都讲究得熟了。及为丞相时，所条奏的，都是汉兴以来，一切便国宜民已行的故事，及文帝、武帝时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上的章奏，一一奏请施行。既不务虚名而慕古，亦不出意见而喜新，但求以利国家而已。他又见得天下太平，朝廷易生骄逸，那四方非常之事，足为警戒的，恐有司未必尽报，朝廷无由得知。于是敕告丞相府中掾史，但是出去各地方勘事转来复命的，及给假回籍，从他家里回到衙门的，都着他陈说各地方所见异常的事。或有悖逆盗贼及风雨不调、水旱疾疫、灾变的事，各处有司官未及上闻，魏相先都知道了，己即奏过宣帝。因此有司不敢隐匿，四方民情疾苦得以上闻。他与御史大夫丙吉都是宣帝所任用者。魏相性严明，丙吉性宽厚，然两人一心尽忠于上，共辅朝政，彼此相济，绝无猜忌嫌疑之意。宣帝都敬重之。
这一段是叙魏相之贤。观其好观汉家故事，见他深识治体；观其奏白四方事情，见他留心民瘼；观其与丙吉宽严不同，而能同心共济，又见他能公忠体国，克己忘私。此魏相之所以为贤也。后之为臣者宜以之为法。
帝以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称病。上闻之，使侍中金安世谕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
汉时把京畿内分作三郡，一曰京兆，二曰左冯翊，三曰右扶风。这三郡，皆以辅翼京师，总叫做三辅。少府，是九卿官，管内府上用的钱粮。左迁，是降调。汉时以右边为上，左边为下，所以降官的叫左迁。宣帝时，有个文学贤臣萧望之，宣帝知其才，亲自擢用，三年间，超迁至少府卿。以他经术精通，持守端重，又咨访他国家大事，他能援古证今，论议有余，其材他日可以为丞相。但未知其政事何如，欲详悉试验他，然后大用。乃复除望之为左冯翊，把这繁难的地方着他做，以观其治民之才何如。这本是宣帝的美意，但望之以为少府卿又着他出去治郡，似与降调一般，因此望之心怀疑虑，恐有不合上意处，故有此转，即称病乞休。宣帝闻之，乃使侍中金安世到望之家，宣谕他说道：“朕凡简用大臣，都先使他经历治民，以考其功能，而后用之。你前日虽曾做平原太守，不多时，历任日浅，功绩未曾表见，故今复试之于三辅，欲以详考其治民之材耳，非他有所闻而左迁之也。”于是望之才安，就去赴任管事。后为冯翊三年，果能称职，累迁至御史大夫。这一节，见宣帝不轻于任相如此。盖宰相上佐天子，处分天下事，非才德并茂、文学政事兼优者，不足以胜其任。故宣帝虽知望之之才，而犹必试之于三辅，可谓慎且重矣。
颍川太守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之。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重听何伤！”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因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
颍川，是汉郡名。长吏，是县令以下通称。许丞，是许县县丞。督邮，是郡守差去督察属县的官。京兆尹，即今府尹。
宣帝时，良吏最盛，以黄霸为首。黄霸做颍川郡太守，力行教化，不尚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那百姓每，化导他为善，非甚不得已，不加刑罚。所属长吏，有个许县县丞，年老耳聋，督邮官访察回来，说这官老疾，该着他致仕回去。黄霸说：“这县丞是个清廉的好官，虽是年老，筋力未衰，尚能参见官长，拜起送迎。纵使耳聋重听，何害于事？着他照旧供职。”或问说：“这官已老，何故留他？”黄霸说：“夫长吏者，为民父母，不可轻率变动。若屡次更易，此往彼来，百姓每送这旧的，迎那新的，一切支应礼节，不无费用。又有一等奸猾吏胥，乘此交代之际，旧官已去，新官初到，出入文卷，都在其手，因而隐匿弃绝，侵盗财物，无可稽查。公私费耗甚多，都是民之膏血。及至换来的新官，又未必胜似旧的，或反不如前官，徒增这一番扰乱，有损无益。故有司官，苟非贪酷为民害的，纵是老疾，不必数易。凡治道只去其太甚者耳，岂可琐屑纷更？事在得己，且勿轻动。”黄霸之为治，外虽宽厚，内实精明，以此能得官吏百姓的心，个个都道他好。郡中户口，每岁增加，考其治绩，为天下第一。宣帝遂征召他，着权署京兆尹事。盖不次超擢，以旌其能，可谓得激劝之道矣。
夫自汉以来，称循吏者莫如黄霸。然霸之抚百姓，待属官如此，何尝以严峻为风力哉？至其论数易长吏，公私费耗之弊，又可以知守令之当久任矣。此任人者所宜深思也。
初，上闻褒有俊才，召见，使为《圣主得贤臣颂》。其辞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故人君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昔贤者之未遭遇也，图事揆策，则君不用其谋；陈见悃诚，则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饭牛，离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进退得关其忠，任职得行其术。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云，蟋蟀俟秋吟，蜉蝤出以阴。《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圣，俊乂将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会神，相得益章；虽伯牙操递钟，逢门子弯乌号，犹未足以喻其意也。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休征自至，寿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哉！”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
悃，是诚信。鼎俎，是烹调饮食的器具。世传伊尹善知五味，在微贱时，曾身负鼎俎为庖厨之事，后来成汤知其贤，举以为相。鼓刀，是摩刮其刀。世传太公未遇文王时，曾做屠户，宰杀牲口，后来文王知其贤，尊之为师尚父。百里，是百里奚。自鬻，是自卖。百里奚贫时，曾自卖与人，替人牧羊，后来秦穆公举以为相。甯子，是甯戚。饭牛，是喂牛。甯戚贫时做车户，在车下喂牛，叩牛角而歌。齐桓公听其歌词，知其非常人，举而用之，任以国政。伯牙，是古之善抚琴者。递钟，是琴名。逢门子，即逢蒙，古之善射者。乌号，是弓名。
初，宣帝闻益州人王褒，有俊美之才，善为文章，取他来京。宣入面见，命他做个圣主得贤臣的颂。王褒遂献颂一篇，其辞说道：“夫贤才之人，能为人君建功立业，随用随效，就如工匠手中的利器一般。匠人无利器，则不能成工作之事；人君无贤臣，则不能建太平之业。所以为人君的，当其未得贤人之时，须旁招博访，卑身屈己。或求之于在朝，或求之于在野，只要得个贤臣与之共理，就如匠人寻求利器的一般，这时节何等勤劳！及其既得贤人之后，便把国家的政务，一一都付他干理，自家只是总个大纲，不必身亲劳苦。譬如工人得了利器，自然不费气力，这时节何等安逸。然则人君之欲致治者，莫贵于得贤明矣。然不惟人君贵于得贤，而贤人亦贵于得君。古昔贤人未遇明君之时，上之人都不知他。为国家图谋事功，揆度计策，则君不用其谋；披沥肝胆，陈露忠诚，以自效于君，则君不然其信。所以伊尹勤劳于鼎俎，太公久困于鼓刀，百里奚卖身，甯戚养牛，皆遭罹此患也。及其遇了明君，遭逢圣主，运筹画策，即合上意；谏诤过失，即见听纳；进退左右，则得通其忠；居位任职，则得行其术。如伊尹居保衡之重，太公受尚父之尊，百里奚之相秦国，甯戚之任齐政，载之青史，至今称之。夫此一贤人也，遇主则见用，不遇则见疑，身之穷通，名之荣辱，顾所遇何如耳。然自古贤臣易得，明君难遇。故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有了君，则自然有臣，就如虎啸而风声自然凛冽，龙兴而云气自然拥护，蟋蟀必待秋才吟，蜉蝤必待阴才出。这虫豸变化，也各有时候，况贤臣效用，岂不待圣明之时？所以《易经》上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人君以圣德而居尊位，正如神龙飞在天上。为臣的，遇这时节，利见这等的大人，以行其志而取功名。《诗经》上说：‘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思，是语助辞。皇字，解做美字。言美哉此众多之贤士，都生在周文王的国中。这等看来，可见世道清平，主上明圣，那俊乂的贤士，感时思奋，自然出来效用。圣君明明在朝，贤臣穆穆布列，元首股肱，联合为一体，精神意气聚会于一堂。君得臣，而益见其圣；臣得君，而益见其贤。主既圣，臣又贤，以圣主而用贤臣，两下里情投意合，言听计从。便就是以善抚琴的伯牙，而操递钟之古琴；以善射的逢蒙，而弯乌号之良弓，也比不得那君臣相得的意思。故圣主的功业，不能独成，必须待贤臣而后弘大；俊士的德行，不能自见，必须待明主而后显著者也。君要得这样臣，臣也要得这样君，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就如那鸿雁的毛羽，遇着顺风，翼然奋迅；大鱼在溪壑乘着顺水，沛然放纵，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为？垂衣拱手，坐致太平，天地之休征自应，人君之寿考无穷，这就是长生的道理。又何必偃仰屈伸如彭祖，呴嘘呼吸如乔、松，然后可以得寿哉！”彭祖、王乔、赤松，都是古时仙人。偃仰屈伸、呴嘘呼吸，是导引运气之术。这时宣帝颇好神仙，故王褒应制作颂，篇终及此，所以寓讽谏之意焉。
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诏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萧望之以为：“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款字，解做叩字。五原塞，是五原郡的边塞。
自汉兴以来，匈奴强盛，常与中国抗衡。至宣帝时，匈奴衰乱，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争立，被郅支杀败，恐不能自保，乃谋事汉，以求中国之助。甘露二年，单于亲领人马，到五原郡的边塞，叩请边吏，说他愿奉国内珍宝来朝汉天子，比于藩臣。宣帝许之，先命公卿大臣议定他朝见的礼仪。那时丞相、御史议说：“先王之礼，先中国而后夷狄。今待虏酋宜如诸侯王之礼，但其位次须在诸侯王之下。”独太子太傅萧望之议说：“匈奴本是汉之敌国，政教所不加。今虽来朝，宜待以不臣之礼，位次在诸侯王上。”宣帝采用望之之议，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当朝谒时，赞礼者只称臣而不称名，盖以客礼待之也。
自古边境之安危，常视胡运之盛衰。汉兴以来，德莫盛于文帝，威莫强于武帝，然不能使匈奴之臣服也。至宣帝时，乃称臣纳款，稽首来朝。虽由宣帝贤明、中国治安，然亦适当虏运之衰，故宣帝待以不臣之礼，以示非威德之所能致。盖天子之谦德也。自是终西汉之世，匈奴感恩归义，朝贡不绝，边境无事者数十年，岂非其礼让恩信，有以深结其心故哉！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是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宣帝见塞外戎狄都来宾服，因此思想起一时辅佐的贤臣，为吾之股肱，运谋宣力，内修外攘，以致有今日。追念他的好处，不可泯灭，宴表而扬之，以明示四夷，永垂来世。乃使画工图画其人于未央宫中麒麟阁上，模仿他的形容体貌，佥署他的官爵姓名。第一个是霍光，独不书其名，上面只写说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因他曾受武帝顾托，拥立昭帝，其后又定策迎立宣帝，辅佐三朝，功德茂著，故尊重之，而不名也。其次是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前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都有定策宿卫，及征讨戎狄之功；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阳侯丙吉，有同心辅政之功；太仆建平侯杜延年、宗正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也都各随职业，尽忠效劳；典属国苏武，曾在匈奴中，持节一十九年，为戎狄所敬重。这十一个人，都有大功德于社稷，当世的人，都知其名。以此用图画表而扬之，要显见这中兴的辅佐，就比着周宣王时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一般。盖宣王是周家中兴之贤君，方叔、召虎、仲山甫，都是中兴之名臣，今所图画的十一人，亦可与他并美而无愧焉。
宣帝此举，一以不忘诸臣之功，见得宾服之有自；一以明示来朝之夷，见得中国之有人；一以流传于天下后世，见得当时君臣相与之盛，且以为后来辅佐者之劝。盖其意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