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六月，宋王至建康。傅亮讽晋恭帝禅位于宋，具诏草呈帝，使书之。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书赤纸为诏。逊于琅邪第。王为坛于南，即皇帝位。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
建康即建业，是今应天府。晋元帝渡江，遂都于此。初，刘裕既平桓玄之乱，复兴晋室，立琅邪王德文为晋恭帝。恭帝立二年，此时刘裕自立为宋王，虽出镇寿阳，实专擅威福，朝廷徒拥虚位而已。裕久蓄代晋之意，要恭帝把天位让与他，却自家难于发言，乃先遣中书令傅亮到京谋事，亮劝晋征裕辅政。六月，刘裕被征至建康，傅亮就劝晓恭帝以当禅位的意思。因具一诏稿，呈与帝看，使帝亲写发下施行。恭帝知道事势已去，无可奈何，只得听从，遂欣然执笔，对左右说：“昔安帝时，桓玄为乱，晋氏已失了天下，赖得刘公倡义起兵，诛桓玄，复晋室，延至于今，将二十载。这都是刘公之功，今日就把天位让他，本自甘心，不须逼迫。”便亲书赤纸为诏，禅位于宋，自家逊避，出居琅邪邸第。于是刘裕乃筑坛于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而晋家百五十年之祚，遂移于宋矣。
夫篡逆大恶，天道好还。晋司马氏本篡魏而有天下，乃假托于禅受之名，故其后世，强臣陵夺，亦复如是。今观刘裕之所以取德文，即向日司马炎之所以取曹奂者也。先后一辙，报施不爽，可以为永鉴矣。历宋而齐、梁、陈、隋，朝君臣，暮仇敌，君如弈棋，国如传舍，才得便失，远者五六十年，近者二三十年，皆由君德不纲，强臣擅命所致。然则国之权纲，人主其可一日不揽，而使下移于强臣，以成陵替之渐哉！
少帝
少帝，名义符，是高祖长子。立一年，废为营阳王。
文帝
太祖文皇帝，名义隆，是高祖第三子。在位三十年，为太子劭所弑。
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陈，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长，不论本末。听察精微，下无遁情。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
此时晋、宋相承，立国江左；长、淮以北，皆没于夷，天下中分，称南北朝。南则宋、齐、梁、陈，北则魏拓跋氏，后分为宇文周、高齐，至隋代周而混一焉。魏本鲜卑部落，其太祖拓跋珪起代地，子明元帝嗣，孙太武帝焘。太武北伐柔然，西伐夏主赫连昌，所向皆克，声威大振。这一段是纪他刚明果断的去处。
鸷，是鸟名，其性最猛。说魏主为人躯体壮健，生性鸷勇。每行军用兵，攻打城池，或两军对阵，他亲自出战，冒犯矢石而不畏，左右的将士，或为矢石所中，相继死伤，他神色也只照常，略不慌惧。将士每见他这等胆略，都输心畏服，个个拼死，与他出力，因此所向无不成功。又明于知人，凡智谋勇略之士，间或从行伍中简拔出来任用，只是论其材能所长，因材器使，至于出身始末来历、高低贵贱，更不论他。其听察下情，详审精微，臣下每一言一动，分毫不能欺隐。凡有功当赏的，便是微贱的人，也不肯遗落；有罪当罚的，便是尊贵的人，也不容避免。不但贵人，虽是素所亲爱的人，一旦有罪，亦必尽法处之，到底不饶。尝说道：“这法，不是我一人的法，乃我与天下人公共的法。若徇了我一人的私情，便违了天下人的公论。我何敢以私情而轻纵之哉！”其至公无私如此。但其资性残忍，诛戮太暴，遇人有罪过，不复推问情实，即时拿去杀了，每到既杀之后，察知冤枉，方才追悔，已无及矣。
夫古先圣王用刑，虽罪在必诛，犹必三奏五复，不厌其详，诚以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今观魏太武知人能用，信赏必罚，亦可谓识治体者，独其果于杀戮，未免伤于惨刻之私，岂非刚断有余，而宽仁不足者哉！
宋主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江左，即江东，是今南直隶浙江一带地方。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
这一段，史臣记宋文帝的好处。
文帝天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谨守法度，虽是严明，却不伤于峻急；含容待物，虽是宽厚，却不失于纵弛。又行久任之法，百官皆久于其职，外面郡守县宰，尤生民所寄，必历两考，定以六年为限，限满然后迁转。盖官吏迁转不常，则民心无所系属，今皆久任，无有视官如传舍，而苟且以觊速迁者。那百姓每知其久，亦且倾心服从，专一听信，不复涣散。故文帝即位以来，三十年间，虽海内分裂，兵戈扰攘，而江左四境之内，独能保境息民，晏安无事，休养生息，户口蕃多。民间出租税、供徭役，止是每年常额，并无不时征派、琐碎扰民。百姓每晨出暮归，都只干办自家的生理，更无他事。所以衣食饶足，礼义自兴，闾阎之内，家习诗书，讲诵之声达于里巷。为士的都敦崇操尚，以行谊为先；居乡的都渐被忠厚，以轻薄为耻。魏、晋以来，江左风俗为之一变，足称淳美。自后谈说政治者，皆以文帝元嘉之际为称首焉。
夫江左经六朝之乱，当百战之余，社稷递迁，人民离散，仅一宋文帝躬行节俭，留心民事，而其效遂如此。本其所由，只缘守宰久任，是以政治可观。可见天下无不可行之法，亦无不可为之时，况夫世方全盛而能守法任人，尚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孝武帝
世祖孝武帝，名骏，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诛太子劭，遂即帝位。在位十一年。
宋主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而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已来，宫室草创，宋兴，无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侍中袁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
武帝为人，机智警敏，处事刚断。其学问广博该洽，无所不通。作为文章，词既华藻，才又敏捷。每读书史，或省览章奏，一目之间，七行俱下。其聪明才辩如此。又有武略，善骑射，可谓英主矣。但志意骄奢，纵欲无度。建康自晋元帝渡江已来建都于此，其宫室规模，一时草创，不暇恢弘。及宋高祖受禅而兴，亦只仍其旧制，无所增益更改。至是武帝嫌其狭小，乃大兴工役，拆毁旧时宫室，从新盖造，墙壁栋宇都用锦绣妆饰，土木壮丽，大异昔时。侍中袁尝见高祖时传留的葛布灯笼、麻结绳拂之类，因盛称高祖节俭朴素之德，贻谋子孙之善，欲以感悟宋主。宋主反嘲笑说：“高祖起自田野，本是个庄家老。有这等受用，已为过分矣。今日之事，岂可同哉！”
夫自古创业之君，身履艰难，而知其成之不易，故尝俭用厚积以诒后人，其为虑至深远也。为子孙者，不能绎思先德而敬守之，乃至讥诮其祖为田舍翁，悖逆甚矣。是以传及子业，即有篡弑之祸，岂非荒坠厥绪、自取灭亡者哉！
明帝
太宗明帝，名彧，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东王，及太子业被弑，为大臣所迎立。在位七年。
苍梧王
苍梧王，名昱，是明帝长子。在位五年，为萧道成所弑。
魏显祖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尤重刑罚，大刑多令复鞫，或囚系积年。群臣多以为言。上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卒而滥乎？夫人忧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
魏显祖名弘，是太武孙、文成帝之子。显祖乃魏之贤君，嗣位以来，勤于为治，赏必当功，罚必当罪，严而且明。慎择州牧郡守，必得贤牧寄以民事，又时加访察，进其清廉的，退其贪污的，所以吏称民安。尤重刑罚，以其为民命所系也。每有大刑，虽论定了，多令法司重复鞫讯，恐有冤枉，或至幽囚拘系，积年不决。群臣多以为言。显祖说：“淹滞狱囚，诚非善治，然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比那一时仓卒而滥及者，岂不为犹愈乎！死者不可复生，若乘快而误杀，悔之何及？且人之常情，忧苦困郁，则恐惧思省，而善念自生，故明智的人，以囹圄为福堂。囹圄是牢狱，如何反看做福堂？正以其拘系于此，则忧苦而思善，可以转祸为福故也。今所以久系者，正要这等困苦他，使他省改，追悔前日之非。我便也矜怜他，原情宽宥，开其自新之路耳。”
此时南朝有宋文帝久任守宰，北朝有魏显祖慎重刑狱。夫偏安之政多苟且，而宋文独能责成；夷狄之性多残暴，而魏主独能矜恕，皆可谓贤矣。况为中国之主，当全盛之时，又岂可忽吏治、轻民命，而有愧于二君也哉！
顺帝
顺帝，名准，是明帝第三子。初为萧道成所迎立，寻被弑，宋遂亡。
齐纪
高帝
太祖高帝，姓萧，名道成，汉相萧何二十四代孙。起建康令，破贼有功，威名日甚，进爵为齐王，遂篡宋。国号齐，在位四年。
武帝
世祖武帝，名赜，是高帝长子。在位十一年。
明帝
高宗明帝，名鸾，是高帝兄道生之子，在位五年。
九月，魏主谓陆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尔。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尔。”
魏主名宏，献文皇帝之子。恒，即今北岳恒山，在大同府浑源州地方。
齐明帝元年九月，魏主以北人不知向学，欲迁都洛阳，以变其俗。一日，与恒州刺史陆叡说道：“人性不甚相远，今北人常说北方土俗，质朴愚鲁，无由通晓诗书。朕闻此言，甚是怃然不乐。即今天下之人，知书者甚多，岂皆聪明特达，生来就是圣人！只在学习与不学习而已。学，则质鲁者可变而为聪明；不学，则聪明者亦流而为质鲁。朕今辨名定分，整饬百官，考古证今，制作礼乐，因欲改移北土质鲁之风，变为中原文明之俗。所以今日汲汲要迁都洛阳，意固有在，非为朕自己一身。盖朕既已为天子，何必入居中原而后为尊！只要汝等子孙渐染美俗，以变化其气质，广闻博见，以开扩其心胸，其意为此故尔。设使世世住居恒山迤北，又遇着为人主者不好文学，耳不闻诗书之言，目不接礼义之事，譬如面墙而立，一窍不通，一物无见，质鲁之俗，果何自而变哉！”
夫魏主本以戎狄之君，僻处朔野，其于礼乐教化，令非素具，事不习闻。乃能慨然修古帝王之业，据鞍论道，遣使求书，禁胡服胡言，立太学小学，卒能用夏变夷，化民成俗。况抚一统之规，承熙洽之运，而能修文德以绥太平，其致治之美，又当何如也哉！
东昏侯
东昏侯，名宝卷，是明帝第三子。在位二年，为萧衍所废。
和帝
和皇帝，名宝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禅位于梁。
梁纪
武帝
高祖武帝，姓萧，名衍，是汉萧何之后。仕齐为雍州刺史。齐主宝卷无道，信任群小，诛戮大臣。衍遂举兵内向，废宝卷，立和帝。于是加衍大司马，封梁公，进爵为王。而受齐禅，国号梁。在位四十八年。
魏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洛阳令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殿中尚书，是官名。停解，是考满去任，及为事停职解官等项。
《北史》记魏明帝时，用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专主铨衡。魏家旧制，文武官都着六年考满，考满后，在外的六年叙用，在内的四年叙用，于其中又品第优劣，分为九等，量才升授，不拘次序先后，常把后面的人拔起，那前面的人都壅滞了，不得升转，颇生嗟怨。及崔亮为吏部，遂权宜设法，定下个资格事例。凡待选的人，不问贤愚优劣，只据他除授考满停职解官的月日以为资序。若年资浅的，就是贤能，也不得升补；年资深的，就是不贤，也依序升用。以此淹滞者都喜其便己，而称颂其能；而有识之士，则不以为然。于是洛阳令薛琡上书说道：“朝廷选择长吏，为民父母，百姓每的性命都系属于他，可不慎重！若为选曹者止论年月，以积久为功劳，不复简择其贤否，只挨次选用，如雁之行列、鱼之贯串一般，执着簿籍，照次呼名，这只消一个掾吏就够了，要那尚书何用？且吏部之职，名为铨衡，谓其能评品人才，进贤退不肖，如权衡之称物，轻重不爽也。若不论贤愚，挨次点名，数着便用，这等谩无轻重称量，又如何叫做铨衡？此当今弊政，不可不厘正者也。”书既奏上，不见批答。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亦以人才难知，任己意为进退，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不如只循资擢用，己不劳而物无议，甚是简便，遂守崔亮之法，跟着他行。而魏朝选举失人，实自崔亮始矣。
然北魏以来，历唐及宋，这停年资格，至今尚踵行之而不废，何也？盖世变久而情伪滋，使资格尽废。待选的，或矫饰声名，或窥伺隙窦，适以启侥幸之门；主选的，或交通请托，或公行贿赂，适以资奸利之弊。则年格亦何可废哉！但序迁所以待中人，而超擢所以拔异才。天下异才少而中人多，诚于资格之中，而寓考核之实。凡任满者，勿概署以称职，必明开其优劣，而简拔其卓异，亦庶乎不蹈崔亮之失矣。
九月，梁主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素床瓦器，亲为四众讲《涅槃经》。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表请还宫。三请，乃许。
梁武帝惑于佛教，倾心侍奉，亲自幸同泰寺，建设斋醮，聚集僧俗人众，叫做四部无遮大会。脱去衮服，穿了僧衣，受清净戒行，把自家身子，舍在寺中。卧的是素床，用的是瓦器，屏去了天子的奉养，修斋持素，件件与出家人一般。又亲升讲堂法座，为僧俗大众讲《涅槃经》。佛家说，人死去精神常存，但示寂灭而已，叫做涅槃，故有《涅槃经》。武帝信之，故亲讲与众人听。文武群臣见武帝迷惑，舍身在寺里，无可奈何，乃共出钱十万，献在佛前，赎出武帝来，上表请帝还宫听政。武帝初时不肯，恳请三次，然后许之。
夫人主一身，天地祖宗之所付托，社稷生民之所倚赖。虽战兢以保守之，犹恐有伤；虽恭敬以奉持之，犹恐或亵。况于轻万乘之尊，从夷狄之教，弃其身如卖僮，或舍或赎，若非己有，此其四体且不能保，而何以保天下乎！卒之侯景构乱，饿死台城，奉佛者可以为永鉴矣。
梁贺琛启陈四事，言奢侈、赋役之弊，梁主切责之。梁主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大过，牧守多侵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奏及之。
天监，是梁武帝初即位的年号。释氏，就是佛。木绵，即今绵花。
梁散骑常侍贺琛上书，条陈四事：一件是牧守贪残，使臣骚扰；一件是风俗奢靡；一件是百司奏事，诡竞求进；一件是兴造非急，征求可缓。大略都是说那时用度奢侈、赋役繁重的弊病。梁武帝大怒，下诏切责，为其触犯忌讳故也。武帝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又通晓各样技艺，如阴阳避忌、卜龟筮卦、驰马射箭、声音乐律、草书隶字、围棋，无不精妙，是个聪明的人。且勤于政务，虽在寒冬时节，每日四更尽时便起视事，执笔批答，触冒寒气，手皮冻破了，也不休息。其勤如此。自天监年间，信用佛法，长持斋素，断绝鱼肉，日止一膳，只是菜羹粗饭而已。或遇事繁，不暇进膳，日已过中，但用净水嗽口便了。所尚袍服，止用布素，不御丝帛；所设帏帐，只用绵布，染成黑色，不尚华采。一顶冠帽，可戴三载；一件衾被，可盖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拖地。其俭如此。又性不喜饮酒，自非宗庙祭祀、大飨礼宴及设斋供佛等事，未尝动用音乐。就是独处暗室中，也常常整理衣冠，绝无惰容；暂时憩息，当盛暑之际，也不曾揭衣露臂，以取凉快。对里面宦竖、外边小臣，也如遇大宾，不敢轻忽。其恬澹恭敬如此。武帝有这许多好处，宜乎能身致太平而为明主矣。只缘他崇尚佛教，专主慈悲，其待士人极其优厚，宽假太过，有罪不问，以致外面州牧郡守有司官，多侵渔百姓，肆无忌惮。公差出去的官员，所过地方，需索供应，扰动郡县。所以贺琛说，牧守贪残，使臣骚扰。又喜亲任小人，论奏纷纷，吹毛求疵，争为苛察，以觊信用。所以贺琛说，百司奏事，诡竞求进。又广用资财，多造塔庙，以供奉佛，官民钱谷，费用耗损。所以贺琛说，兴作非急，征求可缓。又江南数十年间，地方无事，上下偷安，渐成奢侈。所以贺琛说，风俗侈靡。这四件事，深中武帝之病。帝不能用，反加诘责，如讳疾忌医，卒至于危亡而莫救，岂不可惜哉！
看这一段，可见帝王之治天下，有大德，有小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亲贤远佞，纳谏听言，振纪纲，明赏罚，节财用，爱百姓，执事理之要而坐运天下，此大德也。粗衣澹食，勤事修容，此小行也。细行虽不可以不谨，而天下所以治乱安危，实不全系于此。若大德有亏，则小行何补？且为治有体，日出视朝，日中听政，岂必四更即起，皴手执笔而后为勤？膳羞有节，服御有度，岂必终日一食，三年一冠而后为俭？且自身日用，所省几何？而塔庙岁兴，糜费无极。若使恰邪竞进，守宰贪残，风俗奢侈，则人主虽布衣粝饭，适足自苦，无益于民也。至于卜筮、骑射、书隶、围棋之类，又方术小技，虽士人之有大志者，犹不屑为之，况于帝王乎？今观梁武帝之所长者，通是细行，而大德全亏。故虽劳心苦形，至于白首，而终无救于台城之祸。然则人主之学，其可不务识其大哉！
梁主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不法。梁主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这一段是纪梁武帝慈爱弛刑，致生祸乱的事。
武帝素好书史，敦尚文雅，而于刑名法律之事，都疏简阔略，一意宽纵。自公卿大臣而下，都承顺风旨，务为宽大，把审鞫狱囚的事，尽行停阁，漫不为意。遂使奸吏得以操窃权柄，舞弄文法。有罪者用钱买免，而货赂成市；无辜者牵连诬害，而枉滥众多。王侯子弟，倚恃贵势，多骄纵**佚，不循礼法。武帝年既衰老，怠于政事。又信奉佛戒，慈悲不杀，每断死罪重囚，常尽日不乐。或谋反叛逆重情，事既发觉，亦哀怜涕泣，赦而宥之。由是王侯无所忌惮，愈益骄横，或白昼在于都市，持刃杀人；或暮夜聚众劫财，公行剽掠。犯罪在逃的人，藏在窝主家里，有司踪迹至门，亦不敢搜寻捕捉。豪强恣横，一至于此。武帝明知其弊由宽纵所致，而溺于慈爱，不忍加刑，毕竟不能禁制也。
夫古之帝王，若舜之钦恤，禹之泣罪，何尝不以好生为心哉！然舜诛四凶，禹戮防风，则其好生之心，乃以矜愚民，非以惠奸慝也。武帝溺于佛教，欲戒杀以造福，遂至叛逆大恶，亦宥而弗诛，杀人重辟，概置之不问。纵弛如此，天下安得而不乱乎？其后侯景构难，大江南北积尸遍野，所造者福耶？祸耶？明主当有以辨此矣。
简文帝
太宗简文帝，名纲，是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为侯景所弑。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名绎，是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及简文帝被弑，即位于江陵。在位三年，降于西魏。
敬帝
敬帝，名方智，是元皇帝第九子。在位二年，禅位于陈。
陈纪
武帝
高祖武皇帝，姓陈，名霸先，字兴国，吴兴长城人。初仕梁，为始兴太守。讨侯景之乱，奉晋安王为帝。王僧辩又纳贞阳侯渊明为帝，而废晋安王为皇太子。霸先袭僧辩杀之，复正晋安王位，因以丞相自进爵为陈公，遂篡梁而有天下，国号陈。在位三年。
文帝
世祖文帝，名蒨，是武帝兄始兴王之子。初封为临川王，及武帝崩，承遗诏入即帝位。在位七年。
废帝
废帝，名伯宗，是文帝长子。在位二年。懦弱不振，政归安成王顼，寻被废为临海王。
宣帝
高宗宣帝，名顼，是始兴王第二子。废帝既黜，以太后诏即帝位。在位十四年。
后主
后主，名叔宝，高宗长子。在位七年，荒**无度，为隋所灭。
隋主不喜辞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治书侍御史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尽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诏以谔所奏，颁示四方。
雕虫，是雕刻虫豸，譬喻文字工巧纤细的意思。丱，是童子的丫髻。六甲，即今六十甲子，古时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书记之事。
隋主杨坚，性尚敦朴，不喜辞华。既代周而有天下，诏谕天下，凡朝廷表章，官府公移，士人撰述，一应公私文翰，都着从实叙录，不得徒逞浮词。那时有个治书侍御史叫做李谔，也见当时文章体制崇尚轻薄，宜痛革其弊。乃上书说道：“昔魏之三祖，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都崇尚文词，专攻诗赋，君人为治的大道却不知留心，只好那雕虫小艺。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始于朝廷，达于里巷，波**风靡，遂以成俗。晋宋以来，立国江左，历齐及梁，其弊愈甚。排比声律，竞一韵之奇；剪裁对偶，争一字之巧。制作繁多，连篇累牍，积案盈箱，其中所言，不过是描写那月露的形容，妆点那风云的状态而已，于身心何与？于理道何关？沿习既久，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此取士，止据浮词，选擢在位，加以爵禄。此路既开，人见这几句浮词可以得富贵，越发爱尚，好之愈笃。于是闾里间童幼昏蒙之人，贵宦家游闲总角之子，年方稚艾，未曾通晓六甲名目，便去操笔学做五言诗句。所以浮华**心，浑朴尽散。其文日繁，其政日乱。此无他故，良由其废弃古先大圣之轨模，凡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别造一种无用之词，把来当做实用。父兄以是期望，师友以是传习，下以是希用，上以是取人，此政之所以日乱也。近日朝廷虽有诏书，谕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然未必就能改观易听。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盖有司官未必着实举行，仍举浮辞，不先实行。宜加采察，令法司纠劾然后可。”隋主嘉纳之，诏以李谔所奏，颁示四方。然习俗已成，毕竟不能革也。
大抵朝廷有教化，然后士人有风俗。隋主虽有美意，而不学无术，何以转移士风。汉董仲舒尝劝武帝罢黜百家，推尊孔氏，故武帝表章六经。西汉文章，遂称尔雅，庶几与三代同风，至今犹赖之。此可见崇经术而罢词赋，诚有国家者之急务也。
十二月，隋军临江，高颎谓薛道衡曰：“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颎忻然曰：“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
陈后主叔宝祯明二年十二月，隋主举兵伐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元帅韩擒虎等统兵五十余万，分道并进。前临大江，长史高颎与郎中薛道衡计议说：“用兵之道，贵在万全。今番大举人马，去伐江东，可保必胜乎？”道衡答说：“必然胜之。我尝闻的郭璞推算历数说，江东地方，分据为王三百年，当复与中国合而为一。今建康自晋元帝渡江立国，历宋、齐、梁以至于陈，三百年之数，已将尽矣。以气运推之，知我必取胜，一也。我主恭俭勤劳，务修德政，有道则宜兴；陈叔宝溺于声色，荒**骄侈，无道则宜亡。以君德论之，知我必取胜，二也。国事安危，系于所倚任的大臣，倚任得人则安，不得其人则危。彼以江总为相，依任的是狎邪小人，唯令侍宴后庭，赋诗饮酒，不理政务。以国政度之，知我必胜，三也。我既有道，又是大国；彼既无德，又是小邦。量彼战士，不过十万，我以五十余万之众，西起巫峡，东至沧海，阵势联络，数千余里。彼欲分兵拒战，则势悬力弱，众寡不支；欲并力守城，则顾此失彼，缓急不救。以兵力较之，知我必取胜，四也。以此观之，我件件当胜，彼件件当败。今日之举，乘胜直前，可以席卷江东，尽为我有，事在必克，更有何疑？”高颎闻其言大喜，乃欣然说：“兵家胜负，难以预期，得汝之言，将彼己之情、成败之理，说的件件透彻，使我心下豁然，洞知胜算，便当决策渡江，无容别虑矣！”其后隋兵渡江，陈人望风瓦解。建康既破，陈后主逃于枯井之中，隋兵出而执之，国遂以亡，竟不出乎薛道衡之所料。
夫自古伐人之国者，往往待时而举，观衅而动，故国有衰弱眊乱之形，未有不为敌所乘者。叔宝承偏安之末运，抚散亡之余卒，其衰弱之形，不待智者而后见矣。而君臣方且溺志于宴安，纵情于诗酒，弃长江之险而无备，迫眢井之祸而不知。孟子谓“不仁之君，安其危，利其灾，乐其所以亡”，其叔宝之谓矣！覆辙之鉴，有国者所宜深省也。
隋纪
文帝
高祖文皇帝，姓杨，名坚，弘农华阴人。是周之国舅，初封隋公。周天元暴虐，传位于太子阐，坚因乘其孤危，篡而取之，国号隋。在位二十四年。
十年。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常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又常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然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令史，是各省台属吏。
隋文帝开皇十年，此时陈国既平，天下混一。然隋主起自将家，生性猜疑忌克，不喜问学以讲究古帝王行事，昧于人君大体。初时既任智术，以篡周而得大位，因谓智术可恃，吏事可师。遂用文移法律自家矜喜，任其所长，以聪明苛察临驭下人。常遣左右近习，出去窥视内外诸臣，但有过误差失，就发其阴私，不论大小，便加以重罪，要见得人都瞒他不过。又怕各衙门令史贪赃作弊，私地里故使个人把钱帛去送他，若是受的，立时拿来杀了。时常在殿廷中行杖挞人，一日之间，或至数四，不可谏止。又常怒甚，就在殿廷中杀人。殿廷固非杀人之地，况古帝王但遇死刑，必三复奏，岂可造次如此？兵部侍郎冯基极力进谏，隋主不听，竟于殿廷杀之。少顷怒消，又复追悔，乃宣召冯基，特加奖慰，而嗔怪当时在廷诸臣不曾谏诤的。不知反己而徒责人，虽悔何及哉！
看来隋主急于殿廷捶人、杀人，都是暴怒。然其多怒，由于多疑，多疑又由于不学。向使隋主留意《诗》《书》以广其识，讲明义理以养其心，则猜疑尽释，暴怒潜消。躬俭素以先天下，谁敢不廉？明法度以示天下，谁敢不惧？推诚以照物，何待觇而后知？虚心以纳谏，何待失而后悔？此可见学之为益甚大，而隋主开国之初，乃不务学而任术，其行事如此，宜其运祚之弗长也。
炀帝
炀皇帝，名广，是文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为宇文化及等所弑。以其好内远礼，故谥为炀帝。
四年。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身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
两京，是东京、西京。江都，在今南直隶扬州府地方。汾州，在今山西地方。
炀帝即位之四年，天下承平，民物殷盛。炀帝恃其富强，恣意奢侈，乃大兴土木之役，修治宫室，经年累岁无日不然。于西京作仙林宫，于东京作显仁宫，于江都作迷楼及毗陵等宫，其林苑园囿，亭台殿阁，所在皆有。虽是甚多，然只是初时看着欢喜，到后来看得厌了，也便不以为美。每遇游幸的时节，左右观看，都中不得他的意思。正不知走向何处才可以适意取乐，乃尽索天下山川图画，一一亲览，择个山环水绕的胜地，可以盖造宫室、筑治苑囿者。独有汾州之北，汾河之源，其地川面宽平，山水清胜，堪以建宫，乃诏于此地，营离宫一所，叫做汾阳宫，以备游幸焉。
夫炀帝以一君之身，其所汲汲于自奉者，不过居处游观之娱而已。乃至积累岁之经营，览九州之形胜不足以供其一快。西起秦宫，东开洛苑，朝泛江渚，暮筑汾阳。遂使海内骚然，百姓罢敝，故工役未息而盗贼群起矣。于此见人君一心，其奢欲之端若甚微，而慆**之祸则甚大。故帝尧堂高三尺而不饰，汉文台费百金而不为，非其财力不足，诚不忍以万民之苦，而易吾一日之乐也。有天下者，其鉴之哉！
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官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拜朝散大夫。
隋炀帝无道，好人谄谀。偶有两个孔雀，从西苑里飞来栖集于宝城朝堂之前。孔雀，乃是人间常有的，不足为异。鹰扬府亲卫校尉高德儒，蓦然见了，便奏说是鸾凤出现。那时孔雀既已飞去，无可证验，于是百官每迎合朝廷的意思，都说果是鸾鸟，一齐称贺。炀帝甚喜，下诏说这祥瑞之物，众人都不曾看见，却是高德儒一念至诚，默然与嘉祥会遇，前此未有，今始见之，遂超升德儒四级，拜为朝散大夫。
夫国家官爵，本以待人臣之有德有功者。今德儒指野鸟为鸾，与指鹿为马何异？炀帝以官爵赏之，是赏谀也。彼希富贵者，复何惮而不为谀哉！于是菌可指为灵芝；祲可指为庆云；彗星出，说是除旧布新；日食云遮，说是当食不食。甚至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否，以否为贤，国欲不亡得乎？其后唐太宗破西河郡，执高德儒，即指此事数其罪而斩之。夫邪佞小人，昏主之所褒赏，明主之所诛戮者也。观此，可以识国家兴亡之机矣。
内史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辄迎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帝良以为然，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
内史郎，是官名。
炀帝自即位以来，巡游征伐，岁无虚日，百姓怨叛，盗贼群起。而帝方自以为治平无事，纵欲偷安，恶闻寇乱。于是内史郎虞世基揣知帝意，欲以希旨取容，凡遇盗贼生发，拒敌官兵，攻围郡县，诸将及各有司有遣人告败求救者，世基辄先使人迎至中途，邀取表章，将所奏报的贼数，减多为少，不以实闻。及到帝前，但掩饰说：“今之盗贼，不过鼠窃狗偷，何能为患？有司捕捉驱逐，行当殄灭无遗，陛下幸宽圣怀，不须介意。”帝惑于其言，不复加察，深以为然。反杖责遣来的使者，以为虚张贼势，无实妄言。由是上下相蒙，盗贼得志。李密起河南，杜伏威起山东，林士弘起江南，刘武周起代北，薛举起天水，萧铣起江陵。干戈纷纷，遍于海内，所至郡县，尽皆失没。天下破坏如此，而世基蒙蔽于内，无由上闻，帝皆不得而知之也。其后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帝尚不知变所由起，犹疑其子齐王暕所为。海内之乱，至死终不能明，壅蔽之祸，其真可畏也哉！
大抵奸臣能壅蔽人主之聪明者，亦人主之意向，先有所惑于中也。昔秦二世时，盗起关东，请事者留司马门三日，而赵高不见，及对二世，则言“此小寇，无能为也”。世基之欺炀帝，盖亦赵高之故智耳。然二世惟可欺以鹿马，故高之计得行；炀帝惟可欺以鸾雀，故世基之奸得遂。诚使为人君者，秉虚明之鉴，不眩似以乱真；持正大之情，不好谀而恶直，则臣下何所容其壅蔽之奸哉！
恭帝
恭帝，名侑，是炀帝之孙。初封代王。唐公李渊举兵进克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奉帝即位。帝寻禅位于唐。
初，唐公李渊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晋阳宫监裴寂，与刘文静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曰：“贫贱如此，复逢乱离，将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结纳，谓寂曰：“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
这一段是纪唐高祖与太宗起兵的缘由。
初，唐高祖李渊是陇西世家，隋时袭父封为唐公。娶窦氏生四男子，长的是建成；次的即太宗，叫做世民；又次的是玄霸；少的是元吉。这四子中独有太宗生得聪明睿智，勇敢决断，识见度量，远过常人。在炀帝时，土木繁兴，巡游无度，征伐不息，盗贼并起。太宗因见隋室方乱，私地里图谋，有济世安民的大志。思量要起义兵，兴帝业，必以延揽英雄为本，乃倾身谦下，以礼接贤士，分散家财，以结纳宾客，但是四方贤俊来的，个个得其欢心。那时高祖留守太原，是晋阳地方，炀帝置有行宫，设宫监官以守之。其宫监裴寂，与晋阳令刘文静相好，夜间同宿，见城上举烽火，传报声息，裴寂叹说：“我辈做这等官，禄薄位卑，又遇着这等时节，世乱民离，将何以自存济？”文静笑说：“如今的世事，已是看见了，天下将乱，正是豪杰奋起之时。我与你二人相得，彼此同心，审择所从，互相推引，何患不富贵！”后来文静既从高祖，因见太宗龙姿天表，意气超常，不觉惊异，遂委心托命，深自结纳，因对裴寂说：“这非是寻常的人。观其豁达大度，推诚不疑，恰似汉高祖；其神谋武略，算无遗策，又似魏武帝。年纪虽小，乃是命世之才，真英主也。我等可以依归矣。”
其后高祖起义晋阳，太宗削平群盗，遂有天下，皆刘文静、裴寂二人启之。然亦由当时隋政不纲，百姓愁苦，故英雄豪杰，得借以为资。若使朝廷之上，德政修举，闾里之间，民生乐业，则虽有十太宗、百刘文静、裴寂，不过驱使为吾用耳，何能为哉！然则人君制治保邦之道，惟在安民而已。
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世民将兵击西河。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达晋阳，往还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
西河郡，即今山西汾州地方。
唐公李渊谋举义师，遣人借突厥兵马为助。突厥要渊自为天子，乃肯出兵。渊以为不可，命将佐更议名号。晋阳官监裴寂等乃定议，请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迎炀帝的孙代王侑，立为天子，以安隋室。渊然其言，就代为书檄，发下郡县，征调人马。独有西河郡抗拒渊命，不肯听从。渊使其子世民等，领兵去击西河。兵至城下，郡丞高德儒闭门拒守，不肯降顺。世民领兵攻破其城，将德儒拿至军门，数责其罪说道：“汝为人臣，不能直道事君，妄指孔雀野鸟以为祥鸾。欺诳主上，躐取高官，乃朝廷之佞人，国之巨贼。我今兴举义兵，正要诛除你这邪佞小人，以安社稷，汝尚不自知罪乎！”遂斩首示众。自余官吏军民无罪的人，一个也不肯妄杀，其财货子女，秋毫也无所侵犯，下令安慰抚恤，使其各还生理。由是远近闻知，都道唐公除害安民，人人感悦。西河郡既下，建成等引兵回晋阳，计其往还，刚得九日。唐公欢喜说道：“行兵取胜，若似这等神速，虽横行天下，有何难哉！”遂与诸将定计西向，谋取长安。此时晋阳精兵已近数万。唐公又开仓发粟，赈济贫民。由是丁壮来应招募者益多，旬日之间，军众大集。裴寂等乃上唐公官号为大将军，诸将佐以下，皆受命而行事焉。
夫隋以残刑重敛困天下，天下之民，叛隋已久。唐公当举义之初，首诛佞臣，自余不戮一人，谕使复业，真可谓隋民之汤、武矣！虽其尊炀帝、立代王，假借名号，未为正大，然亦足以见神器至重，有不敢遽窥之心。及江都之变既闻，海内之乱愈炽，然后受禅而登帝位，盖会其时之易为耳。古语有言：“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又曰：“摧枯朽者易为力。”观于唐室之兴，讵不信哉！
渊帅诸军济河，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渊女李氏适柴绍者，亦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世民引兵顿于阿城，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
隰城，即今山西汾州孝义县。阿城，是秦阿房宫城，在今陕西渭南县。
这一段是记唐高祖、太宗入关破隋的事。此时隋炀帝幸江都，四方盗起，关中无主。唐高祖李渊自太原起兵，既克河西，下霍邑，乃亲率众军渡河而西，以向关中。那关中士民，苦隋之虐政，思得真主，见高祖来，都争先归附，就如到市上去的一般。其子太宗世民，分军徇渭水之北，所到地方，官吏百姓每与那结聚为盗的，也都归附如水之流，止遏不住。其得人心如此。太宗就其中看有豪杰好汉，便收取他以备僚佐属官之用，资其谋略，以济事功。高祖有女李氏，嫁与柴绍为妻的，也从鄠县散家财，聚徒众，得精兵一万多人，亲自率领，与太宗会遇于渭北。其夫柴绍，先从高祖，李氏却不与他合在一处，乃各自领兵开府，叫做娘子军，以李氏为将故也。临淄人房玄龄，仕隋为隰城尉，及太宗徇渭北，玄龄杖策至军门求见。太宗一见，知其为豪俊之士，便与他情投意合，恰如旧时曾相熟识一般。因铨注他在幕下做记室参军，掌书檄，赞计画，引为谋主。凡军中事，都与他商议，极其信任。后来遂用他为宰相，平定天下。玄龄此时亦自以为遭遇知己之主，尽心竭力，但是知道的，都着实去做，无一毫推避。其君臣相得如此。太宗引渭北军，驻扎在阿房宫城，其精壮人马有十三万。收集既多，而号令约束严肃整齐，经过去处各守纪律，无有纤毫侵犯百姓者。其行军有法如此，所以得人心之归也。
大抵高祖之有天下，由太宗为之子；而太宗之取天下，由房玄龄为之臣。观太宗每下城邑，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可谓得大臣以事君之道矣。此所以为贞观之贤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