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
太宗
三年三月，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仆射，是官名。初，唐置尚书省，有尚书令，总理六尚书之事，有左右仆射为之佐，又有左右丞分理其事。其后以太宗曾为尚书令，遂不设此官，但以仆射为省长，即宰相之职也。
贞观三年三月，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说道：“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卿等为仆射，事当急其大者，必广询博访，求得真贤，随其才能，授以职任，乃为称职。近闻卿等身亲细务，听受辞讼，至于每日勤劳，应给不暇，安能从容咨访，助朕求贤乎！”于是敕令六部尚书，凡一应琐细事务，俱属左右丞分理，惟军国大事，应当奏闻的，乃关白仆射，听其处分。
太宗之意，盖欲使房、杜二人，事简而心专，庶能求贤以图治也。盖百官之职，在于任事；宰相之职，在于任人。故人君择一相，宰相择庶官，而后天下之事可不劳而举。不然，一人之才力有限，天下之事务无穷，虽日劳心焦思，身亲辞讼而遍听之，何益于治哉！太宗可谓知治体矣。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
这一段是因太宗属任宰相，遂并记房、杜之相业如此。
房玄龄之为人，才学兼备，既明达百官庶吏之事，又能以文学济之，蚤夜孜孜，尽心为国，惟恐天下或有一物不得其所。故用法则宽厚而和平，待人又虚心而能恕。闻人有善，便如自己有的一般。不以求备之心取人，而苛责其所不能；不以一己之长拒人，而沮绝其所可用。每与杜如晦引拔士类，使人之同升，其心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至于台阁中政事规模，亦皆二人相与裁定，以为一代之章程焉。是时太宗每与玄龄谋议政事，必说道：“所谋虽善，然非如晦，不能断决。”及如晦到来，相与裁议，又竟用玄龄所谋之策。盖玄龄性资明敏，善于图谋；如晦性资刚果，善于断决故也。二人谋断，彼此相资，契合无间，同心协力，以徇国家，故能举贤任能，弼成贞观之治。唐时称贤相者，必推重于房、杜焉。
古语说：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盖以身事君者，所及有限；以人事君者，所及无穷。今观房、杜之所为，庶几乎休休之臣，是以保我子孙黎民者矣。然非太宗亲信之笃，委任之专，何以得行其志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亲细务为能，而惟以求贤为先。房、杜为相，不以同心徇国为足，而尤以进贤为务。此万世为君、为相者之所当法也。
四月，上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中书省、门下省，都是唐时宰相衙门。舍人，是中书省属官。侍郎，是中书省佐贰官。令，是中书省长官。给事中，是门下省属官。黄门侍郎，是门下省佐贰官。
贞观三年四月，太宗御太极殿，谕侍臣说道：“国家建立宰相，设中书省，掌佐天子执大政，凡制册诏敕，皆属其宣署申复。设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凡国家之务，皆与中书参总。此两省乃机务紧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处，都该辩论执奏，方为称职。近来两省官，惟见阿旨顺从，不闻一言违异。夫宰相若但奉行诏敕文书而已，则凡人谁不能做，何必选择贤才而任之乎！”于是中书令房玄龄等皆顿首谢罪。两省相传故事：凡遇军国大事，有关系难裁决的，则中书省先令舍人各执所见以判断之，因各佥署其名于所断之后，谓之五花判事，盖以其言之者非一人，参错而不齐也。众舍人判讫，中书侍郎至中书令都省览审察一过，酌其是非以为取舍。犹恐中间还有差失，仍行于门下省，令给事中至黄门侍郎，次第参详驳正，然后施行。这规矩已久废了，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都照旧行，由是事皆停当，少有差谬者。
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委之宰相，宰相参之僚属，不以往复为烦，不以异同为病，然后众思毕集，而庶政惟和。后世庸暗之主，令惟主于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于保位。是以有顺从而无匡弼，讳过失而惮改更，几何而不败天下之事哉！太宗此举，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茌平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茌平，是县名，即今山东东昌府茌平县。
太宗时，茌平人马周，有奇才，以贫贱不修细行，为人所轻，乃感激西行，客游于京师，先投见中郎将常何，馆于其家。贞观三年六月，太宗因旱灾，诏令文武百官各上本，极言时政的得失，以图修省。常何是个武官，平日未尝学问，不知有何事可说，乃央托马周代笔。马周就替他做个本稿，条陈时政便宜，可以弭灾者凡二十余件，都是当世切务，凿凿可行的。太宗看了这本，疑怪说：“常何怎么会做得这本，必是有人代笔。”乃面问常何，常何从实对说：“这本非臣所能作，乃臣之门客马周替臣具稿耳。”太宗即时宣马周入见。未到间，连差了几起人去催促他，其欲见之急如此。及来到朝见，太宗亲与之谈论，见他应对明敏，甚喜其才，就命他直宿于门下省，以待顾问。不久便除授监察御史之职，差他出去巡行郡县。马周果能激浊扬清，除奸革弊，甚称合上旨。太宗越发喜他，恩眷日厚。以常何能荐马周，为有知人之明，乃赐绢三百匹以赏之。其后竟用马周为宰相，为唐初名臣，其遇合之奇如此。
夫贤才之在天下，何代无之。但或阻于疏贱，而无左右之容；或失于跅弛，而乏乡曲之誉，往往困穷湮塞，莫能自见。惟明主旁搜博访，拔之于常格之外。然后可以搜罗遗佚，兴起事功。马周以一布衣，太宗偶览其文，即召见擢用，首置禁近，旋参机密，虽古之求贤于版筑、取士于屠钓者，亦何以远过哉！此所以能得天下之才，而成贞观之治也欤。
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突利可汗，是北虏突厥酋长。太上皇，是太宗之父高祖。单于，即是可汗。
贞观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慕太宗威德，举国内附，亲入京师朝见。太宗因谕侍臣说道：“先年太上皇以隋政暴虐，百姓困苦，起兵救之。那时突厥强盛，欲借他兵马以为助，不得已卑词厚礼，至为之称臣，其屈辱如此，朕常以是痛心。岂知今日我中国强盛，外夷震服，突厥君长，稽首来朝，前日称臣之耻，庶几可以洗雪矣。”
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靺鞨，是北狄一种，其地与突厥相邻。至是遣人到唐朝，贡献方物。太宗与群臣说道：“靺鞨地方隔远，不通中国，今乃远来朝贡者，盖突厥在四夷中，最为强盛，今已臣服，故靺鞨亦知朝廷威德，从而顺化也。昔人严尤曾说御戎无上策，盖以夷狄非我族类，叛服不常，攻之则劳费无已，置之则时来侵犯，所以说自周、秦、汉以来，未有得上策者。若我今日，未尝劳民伤财，勤兵于远，惟务修政立事，治安中国，而四夷闻风慕义，自然相继来庭。然则专修内治，岂非御戎之上策乎？”
大抵制服夷狄之道，惟在先安中国。譬如人之一身，元气充实则四肢之病自不能入也。若乃穷兵黩武，快心无用之地，斯之谓无策者矣。然推其本原，又在人主之一心。伯益所谓“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内修外攘之大本也。
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贞观四年三月，太宗既破灭突厥，威声远播，于是四夷酋长，都来朝于阙下，请上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可汗，是虏王名号，称天可汗者，所以尊太宗也。太宗笑说：“我已做了大唐天子，统御万方，乃又下行可汗之事，为夷狄君长乎！”太宗此言，虽若不屑其请，而实有矜夸自许之意，于是群臣及四夷酋长同呼万岁称贺。自后以诏书颁赐西番北虏的酋长，都加称天可汗之号，以从其请焉。
这虽是太宗抚御夷狄之权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虏酋之号，则陋莫甚矣。是以终唐之世，其治杂夷，至于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内乱，遣宗女以嫁番虏，驯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为戎马之场，皆太宗好大喜功之一念启之。故先王之制，内华外夷，正名辨类，不以夷狄乱我中国，亦不以中国变于夷狄。太宗此举，不足法也。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上御顺天楼，盛张文物引见，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此时突厥的部落，有两个酋长，一个是突利可汗，先已归顺唐朝；一个是颉利可汗，这一种最为强盛，不服中国。太宗命大将李靖往征之，遂擒获颉利，送至长安。太宗御顺天门楼，盛陈威仪文物，引见颉利，赦了他的罪，待以不死，命馆待他在太仆官署中，厚供廪给食用。太上皇高祖闻之擒了颉利，心中甚喜，叹息说道：“昔汉高祖一代英雄之主，被那冒顿单于围困在白登城中，七日方解，其后毕竟不能报复。今吾儿乃能大奋兵威，将突厥擒灭，是汉高祖所不及也。吾以天下付托与他，可谓得人矣，又何忧哉！”于是召太宗及公卿贵臣十余人，并宗室诸王、皇妃、公主，在凌烟阁上置酒大宴，以庆成功。饮至半醉，上皇自弹琵琶，太宗离席起舞，公卿大臣都以次起来，称觞上寿。君臣欢饮，至夜方罢。
盖突厥在唐初时，极其桀骜，高祖借其兵力，奉之以卑辞；太宗患其凭陵，申之以盟誓，其强如此。一旦命将出师，扫平朔漠，擒其酋长，献至阙廷，是诚不世之奇功也。父子君臣，交相庆幸，宜矣！然昔人有言，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则治定功成，正人主忧勤之日。他日虏酋请朝，太宗自谓且喜且惧，盖亦有得于警戒无虞之旨，岂徒以成功为幸哉！
六月，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魏徵闻之，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哉！”
洛阳宫，是隋时旧宫。兵戈之后，百姓犹带伤残，故叫做疮痍之人。土中，是天下地土适中的去处。
贞观四年六月，太宗命调发徒卒，修治洛阳旧宫，以备他日巡幸。时有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进谏说：“洛阳去京都数百里，圣驾无故必不轻出，今巡幸尚未有日期，乃预先修造此宫，恐非今日要紧的事务。窃见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时，恶隋氏以奢侈亡国，凡洛阳宫室宏壮侈丽者，都下令拆毁，以垂后人鉴戒。到今曾未有十年之久，乃又重新修理起来，何前日这等恶他，而今日反效其所为也？且今日财用民力，正在困穷，如何比得隋家那样富贵？陛下不思撙节爱养，乃役此疲敝疮痍之民，而踵袭亡隋的弊政，恐怕百姓财力困竭，祸乱将作又甚于炀帝之时矣！”太宗遂问玄素说：“卿说我不如隋炀帝，却比夏桀、商纣二君何如？”玄素对说：“桀、纣也只因不爱百姓，不听忠言，以至于乱。若此工役不肯停息，劳民致怨，亦将与桀、纣同归于乱耳！”太宗闻此言叹说：“我一时思虑不熟，乃至于此，是我之过也。”因回顾宰相房玄龄说：“朕以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入朝进贡的人，道路均平，意欲居之，取民方便，故令营造宫室，以备巡幸。今闻玄素的言语，诚为有理，当即为之停罢工役。后日或有事要到洛阳，就在露地暂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帛二百匹，以赏其敢言之忠焉。比时魏徵闻之，叹息说道：“这修造事已有成命了，主上闻张公一言，即为停止。是其论事，实有回天之力，因此省了许多民财，宽了许多民力。天下人谁不受福？真可谓仁人之言哉！”盖魏徵谏主之心，与玄素相同，故不觉其嘉叹而称美之也。
夫玄素肯犯颜敢谏，固是忠臣，而太宗能虚己受言，尤见盛德。观其诏令已发，工役已兴，一闻正论，即时停止，且以桀、纣、炀帝比之，不怒其言过直，而复加以厚赏。其纳谏如流，一至于此，则忠言岂有不竭，政令岂有不善者哉！传曰：“兴王赏谏臣。”太宗有焉，其兴也宜矣。
上问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餐，是熟食。太宗一日问左仆射房玄龄、御史大夫萧瑀说道：“隋文帝是何等的人主？”二臣对说：“文帝日夜勤劳，留心治道，每临朝听政，直到过午方休。群臣自五品以上，有事奏对，都引上赐坐，与他从容议论。临朝既久，侍卫的军士不得退散，就在殿陛之间传递熟食以充饥。其勤如此。虽其天性刻薄，固非仁厚，却也是励精图治之君。”太宗辩说：“卿等所言，只得他好处一边，却不知他那不好处。盖文帝为人本自昏昧不明，却乃喜于间察。不明则于人情物理既不能兼照，喜察则于群臣百姓又多所猜疑，所以事无大小都要自决，不任群臣。殊不知天下至广，一日万机，人君以一人聪明，纵使内劳精神，外苦形体，亦岂能事事合理，无少差错？群臣窥见人主意思，在于自用，也就大家推避，不肯担当，凡事唯取主上裁决，受其成命而行，虽于事理有过差处，都只推说上面的意思要如此，我辈岂敢有违，也只含糊缄默不敢明言谏争。由是上下日隔，政事日非，至于大坏极敝，而人主不知。此隋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意却不如此，唯选择天下贤才，布列在百官之职，使之各尽所长，图思该干的职业。凡事俱经由宰相，任其精审熟思，区处停当然后奏闻于上，请命而行。若是臣下之中，有任劳任事，而功绩著闻者，朝廷自有恩赏；有阿意曲法，而罪状昭彰者，朝廷自有刑罚。赏罚既明，谁敢不竭尽心力以修职业。百官既尽其任，则政事自无不理，何忧天下之不治，而至于劳心焦思，下代百司之职乎！”因敕有司：“自今诏敕行下，有不稳便处，都该明白执奏，另请处分，毋得心知不便，却只阿旨曲从，不尽其意之所欲言也。”
大率文帝之意，在于自用，故君骄臣谄而政日乱；太宗之意，在于任人，故君逸臣劳而政日成。此二主得失之辨也。然古之帝王，所谓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与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又岂安享无为而一无所用其心哉！然则居敬以行简，又审治体者所当知也。
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明堂针灸》，是医书，相传是黄帝所著。太宗一日因看此书，见上面说道：“人腹中五脏经络相为连属，其根蒂悬系的去处，都靠在背上。”因想如今有司断囚，有笞背之刑，岂不摇动脏腑，伤人性命？况应笞的人，本是轻罪，若反令致死，尤为可悯。于是诏谕所司，自今以后，一断囚人不许笞背。自太宗此令一行，而笞背之法，至今遂不复用矣。
夫笞罪本非重典，似不须人主留心。只缘长民断狱之官，不能仰体德意，往往以严刑峻法，刻剥无辜，故虽鞭朴之刑，亦有极其惨痛者。盖不待丽于大辟，而民命之伤残者众矣。自非人主加意矜怜，而朝廷怀保之仁，何由而下布乎？太宗节医经一语，而念及有司之笞背，可见刑无大小，皆在其矜恤之中。其仁至矣。厥后一岁断狱，止于二十九人，刑措之风比隆三代，岂非其不忍人之心所致哉！
诸宰相侍宴，上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烦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太宗一日宴群臣于丹霄殿，众宰相都在侍宴。太宗与侍中王珪说道：“卿平日识见鉴别，精明通达，有知人之哲，且又善于谈论，曲中人情，如今房玄龄以下诸臣都在此侍宴，你可将他每众人所长，悉加品题藻鉴，并说你自己的才能，比他众人何如。”王珪对说：“臣观今日执政诸臣，各有所长，类非臣愚所能及者。若孜孜汲汲，一心只在奉公报国，凡有所知者，无不竭尽心力而为之，这等样公忠，臣不及左仆射房玄龄。若才兼文武，出可以将三军、定四方，入可以相天子、理天下，这等的才略，臣不及右仆射李靖。若敷陈章奏，详细明白，出纳命令，的确允当，这等样详慎，臣不如尚书令温彦博。处烦难之事，治匆遽之务，料理有方，事事修举，这等的干才，臣不能及民部尚书戴胄。若以道事君，惟耻其君到不得尧、舜的地位，献可替否，以直言谏诤为自己的责任，这等责难陈善，臣不能及尚书右丞魏徵。至于推激那污浊之流，扬显那清白之士，嫉恶如仇雠，好善如不及，欲以振纪纲、正风俗，这等的去处，以臣比之诸臣，亦似微有所长，不敢多让也。”太宗见王珪评品诸臣，个个停当，深以其言为是。一时同列诸臣，亦心服其言，以为至当精确之论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观王珪所论房、魏诸臣，皆极—时妙选，唐之得人，于斯为盛。然诸臣者非隋室遗才，则建成旧党，若非遇太宗英主拔而用之，不过亡虏戮民耳，恶能各尽所长而建不世之功哉！以是知天下不患无才，患不遇主。有太宗之君，则房、魏诸臣，将接踵而至矣。千古称隆贞观政治之美，庶几成、康，皆太宗知人善任之效也。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顾所行如何耳。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帝谓群臣曰：“此魏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这一段是叙太宗致治之由。
蚩尤，是黄帝时诸侯。九黎，是黎氏九人，颛顼时诸侯。魅，是精怪。关中，即今陕西西安府地方，乃唐时建都之处。五岭，即今两广地方。
太宗初即位时，常与在廷诸臣说道：“如今经隋家大乱，方才宁静，天下之人，渐染于旧俗久矣，一旦施之以仁义教化，恐斯民未易以服从也。”那时魏徵对说：“以臣论之，殊为不然。大凡天下太平，那百姓每久处宴安，未遭患难，便都骄惰放佚，不遵礼法。骄佚，则长恶之机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难。若是天下有事之后，那百姓每曾经离乱，出自水火，方且忧愁困苦，日不聊生。愁苦，则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饮食一般，人不甚饥，所食多不适口，若是那饥了的人，但得些饭食，即足以克饥，岂不易为食？人不甚渴，所饮多不适口，若是那渴了的人，但得些水浆，即足以解渴，岂不易为饮？然则大乱之后，教化易兴，亦犹是也。善为治者，正宜乘此有为，岂可反以为难耶！”太宗一闻徵言，深以为是。有封德彝在旁，心中不服，说道：“自三代以来，风气日漓，天下人心渐以浇薄讹伪，故秦继周以后不以道德化民，而专任法律，汉承秦之弊，不以纯王为治，而参以霸术，本是欲施教化，而势有不能，岂是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耶！可见天下风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一时难仿一时。今魏徵本是书生，拘泥旧闻，不通当世之务，若信其虚谈，欲任教化，必至粉饰弥文，坏了国家实政，不可从也。”魏徵驳他说道：“治有隆污，人无今古，就是五帝三王，也只是这些百姓，不曾把世上人民都换过一番，方才施化。只是他行帝道以化民，即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民，即成王者之功。只看他所行何如耳。试以其事言之，昔神农氏之衰，蚩尤强暴，黄帝举兵征之；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举兵诛之；夏桀无道，成汤放之于南巢；殷纣不君，武王伐之于牧野。此四君者，皆能移风易俗，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而施以教化耶！若如德彝之言，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三代之时，已自不如五帝，秦、汉以后，又当远谢三王，至于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都该变成鬼魅，无复人形矣，人主岂得而治之耶！即今日之人心，未必不如古，则古人之教化，未尝不可行也。德彝之言，不亦过乎！”大率德彝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欲行仁义。太宗折其可否，竟从魏徵之言。于是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与民更始，行之数岁，果能身致太平。史臣因追叙说，比先贞观元年，天下初定，京畿地方，五谷不登，民遭饥饿，米价踊贵，一匹绢才买得一斗米。贞观二年，各处都有蝗虫为灾。贞观三年，又遇大水淹没，连岁饥荒，生民困苦。只因太宗以德化为治，日夜忧勤，加意安抚，百姓每虽东西趁食，展转流离，然感太宗抚恤之仁，无有嗟怨之意，都安分求生，以待丰岁。至是贞观四年，岁时和调，五谷成熟，天下大稔，那先年流移的百姓，都还归乡里。米价之贱，每一斗只值三四文钱，其丰收如此。由是衣食既足，礼义自兴，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内，通计天下问死罪者，止有二十九人。地方之广，东至于海滨，南及于五岭，处处生民乐业，盗贼不兴，人家门户，夜间都不关闭，就是行路的人，也不必自赍粮食，随处充足，可以取给于道路焉。于是太宗自喜，与群臣说道：“昔魏徵尝劝我躬行仁义以化天下，封德彝却以为非；今民皆乐业安生，礼教成俗，是行仁义有实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见这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
夫唐太宗一行仁义，其效遂足以安民生、兴教化，贞观之治固非偶然者矣。但不本于正心修身之学，而徒求之于政理，是以不能如五帝三王之盛也。图治者可不求其本哉！
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力岂独在朕乎！”
这一段记太宗称赏魏徵的说话。
太宗既听魏徵之言，力行仁义而有效矣。一日谓大臣长孙无忌说道：“贞观初年，天下甫定，朕方虚心听纳，以图治理。群臣上疏的，都只说生杀予夺是人主的威权，这威权须由自己主张运用，不可听信臣下，委之于人，使得干预。又说今中国已定，威武既张，宜乘此时益加震耀，选将出兵，征讨四夷，使之畏服。群臣都要我以威严为治，独有魏徵劝我说：‘戡乱用武，致治用文。如今百姓每方脱干戈，未沾德化，须是偃息了这武事，修起那文德，以仁义教化，惠养斯民，使中国安生乐业。既已治平，则四夷向风慕义，自然归服，何用震之以威武邪！’朕听从其言，不数年间，天下大治。突厥破灭，颉利成擒，胡越一家，更无疑贰。其酋长都心悦诚服，各带刀剑，日侍左右，为我宿卫，亲近不疑；其部落种类，都变夷为华，沿袭衣冠，一如中国，果然应前日所言。这是魏徵劝我偃武修文之功也。”魏徵以太宗归功于己，不敢承当，乃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安静，都是陛下神威圣德所致，微臣何功之有！”太宗说：“天下事须是君臣各任其责。臣能自效，不能必君之信任；君能任臣，不能必臣之称职。今朕固能听从公言，信任不疑；至于耻君不若尧、舜，以谏诤为己任，则公之能称所任也。然则今日所以致此，岂朕一人之力乎！所赖于公者，亦不少矣。”
夫图治之初，君臣各致其力；治成之后，君臣各让其功，虽唐、虞之气象，何以如此。然群臣所言，虽未必尽可挣，至谓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在太宗时，固不待言，若继体守成之君，则药石也。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阅，是看验。
房玄龄奏说：“臣看验府库中，见所收藏的盔甲兵器，件件都好，远过于隋时所藏的。”太宗说：“坚甲利兵，乃是武备，虽在治世，实不可缺。然人君为治，不专恃此。如隋炀帝时，府库甲兵，岂是缺乏？只因他暴虐无道，朝无良臣，阿谀苟容，不恤百姓，终至于亡失天下。虽有甲兵，何益于用？可见国家所恃，不在甲兵，只在有贤臣耳！若你每诸臣，为朕辅佐，都肯替国家尽力，兴利除害，使百姓治安，则内治修举，外患自除。这就是朕的甲兵了。岂在府库所藏，能胜前代哉！”
太宗此言，诚得保天下之道。盖甲兵之盛，用以戡乱，固为国家之利；用以黩武，亦为国家之害。岂若贤臣，有事足以却敌制胜，无事足以致治保邦。故古之人有以良吏当胜兵，惠政为保障者。此其潜消奸宄之心，增重国家之势，过甲兵远矣。然承平既久，武备渐弛，则除戎器以戒不虞，亦不可缓也。
上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这一段是记太宗兢业保治的说话。
太宗见天下已平，恐不能保守，故谕侍臣说道：“人君治国，如人之治病一般。凡人有病之时，求医服药，慎起居，节饮食，唯恐病不得好。及至病略好些，便不似有病时谨慎。殊不知病势虽愈，还该将息调护，方得全安。倘或恃其小愈遽自放纵，不肯爱惜性命，保养精神，以致受患益深，元气日损，一旦前病再发，虽有良医，亦不能救治矣。正如治国家者，虽是祸乱已平，天下安定，还该日夜忧勤，以守其治。若自恃已安已治，以为无复可忧，便就骄奢纵逸，不肯谨慎，以致人心瓦解，天命不留，一旦祸乱复作，虽有智者，亦不知所以善其后矣。今中国经隋朝危乱之后，幸得安宁，四夷皆来归顺，一统之盛，真自古以来所不多见。然朕之心，不敢自足，一日谨慎似一日，只怕太平功业，有始无终。所以常要卿等把忠言正论来谏争我，或是政有过差，所当更改，或是心有怠惰，所当警惕，都要极言无隐，使我得以改过从善，庶可以保其始终也。”于是魏徵对说：“方今内外治安，本是可喜，然臣不敢以为喜，正恐恃此而骄，则大有可忧也。唯是陛下处安宁之日，而有危亡之思，只此一念常存，自然不至放肆。这才是久安长治之机，斯则深可喜耳。”
大抵治乱无常，只在人主一心。故恃其治安而骄心生，则必至于危乱；忧其危乱而惧心生，则常保其治安。太宗当天下既平而能日加畏慎，且戒勉臣下，以求直言，真可谓安不忘危者矣。后之明主，其尚知所法哉！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田舍翁，譬如说庄家老，言其村野直戆，不知礼体也。
魏徵在朝，每竭忠尽言，无所忌讳，至有人主所不堪处。一日，太宗罢朝还宫，心里恼怒不已，不觉形于词色说：“这庄家老好生无礼，少顷定须杀了他。”长孙皇后说：“是谁？”太宗说：“是魏徵。他每于大廷朝会众臣僚面前，数说我过失，当面耻辱我，忍受他不过，以此要杀之。”皇后平日也闻得魏徵是个忠直的臣，要申救他，思量太宗这时正恼怒，若说不该杀，便越发激起怒来。于是暂且退去，换了朝服，站立在宫庭下。太宗看见，惊问说：“你何故穿这朝贺的衣服？”皇后答说：“妾闻古语说，人主明圣，能容受直言，然后臣下乃敢直言无忌。今闻魏徵冒犯天威，直戆如此，乃由陛下明圣，能开之使言，彼知言之无罪故也。人主明圣，天下之福，敢不称贺！”于是太宗方才欢喜，解释了前时恼怒，而于忠直之言，愈加听用矣。
当是时，外既有魏徵之直，以裨补阙遗，内又有长孙后之贤，以保护忠直，此太宗所以益成其明圣也。然面折廷诤，中主所不堪。太宗既能勉强容受于殿廷，又能克己从善于宫禁，此其不废药石之言，能扩转圜之量，尤后世人主所不能及欤。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妩媚，是和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