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
中宗
中宗皇帝，名显，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后，太后武氏废为卢陵王，后复正位。前后在位六年，中间武后革命二十一年，今通作中宗年分。
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昔武后生四子：长太子弘，次雍王贤，皆为武后所杀；又次中宗，即位之后，亦为武后所废；止有少子豫王旦，因立为皇帝，是为睿宗。已而武后改唐为周，自称帝号，又以睿宗为皇嗣，使之退处东宫。是时，武后任用酷吏来俊臣等，大兴罗织之狱，将唐家宗室、大臣诛灭殆尽，仍欲立其侄武承嗣为太子，皇嗣不能自保。有一人承望风旨，上本告皇嗣暗怀别心，图谋争位，欲假此陷害睿宗，以绝唐家社稷。武后听信其言，就命来俊臣将皇嗣左右的人拿去鞫问。俊臣用酷刑拷讯，那皇嗣左右人受苦不过，都要招认。此时有个太常寺工匠，叫做安金藏，也是东宫人数，独一力保救皇嗣，大声叫呼，向俊臣说道：“皇嗣实无异谋，公既不信金藏之言，情愿将我的心剖出以明皇嗣不反。”即拔所带的刀，自家剖破胸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太后闻知，方信皇嗣受诬，为之感叹，即命来俊臣将这东宫左右停止推问。睿宗由此得免于祸，皆安金藏之力也。
按武后以女主当阳，潜移大命，唐室宗支，枝连蔓引，横遭屠戮，虽其子亦不免焉，如线之绪，止有中宗、睿宗二人而已。使当时一有动摇，则高宗、太宗之基业，自此倾矣。金藏一区区贱役，乃能不惜其身，剖心为主，以上感武后之心，而下消觊觎之望，可谓有功于社稷者矣。可见忠义之在人心，不以贵贱而有异，亦可见人心之思唐室，虽以武后之虐焰，而不能加于匹夫，岂非其祖宗德泽入人之深哉！
十五年春三月，帝还东都。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又劝太后召还卢陵王，太后意稍悟，由是遣徐彦伯召卢陵王诣行在。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
武承嗣、武三思，都是武后的侄。
初，武后既僭帝位，废中宗为卢陵王，徙居房州，至十五年春三月，始召还东都。然中宗所以废而复正，唐家社稷危而复安者，皆狄仁杰之功。史臣叙其始末说道：初，武后二侄武承嗣、武三思听信小人拨置，以武后既为天子，改唐为周，岂可复用李姓为嗣，乃百计营求武后立他为皇太子。武后之意，犹豫未决。狄仁杰为宰相，每乘间从容以天理人情切要求处，开悟武后，说道：“今日天下，原是我太宗文皇帝及大帝高宗的天下。昔文皇帝开创之初，历了许多艰难辛苦，昼夜暴露，与群雄战争。头不暇梳，风为之梳；面不暇洗，雨为之洗。亲身冒犯刀刃箭镞，间关行阵，出百死得一生，方才能剪除群雄，平定海内，创造基业，传与子孙。此乃天之所授，岂是容易。大帝高宗，兢兢嗣守，临崩之际，亲把他二子卢陵王及豫王，付托与太后。以太后国母，可以托孤，必不负平生之言也。今乃欲立武氏为嗣，灭绝唐家社稷，其无乃违上天眷顾李氏之意乎！违天者不祥，虽夺之，恐亦不能有也。且武承嗣、武三思是太后之侄，太后乃姑也；卢陵王、豫王是太后之子，太后乃母也。人家姑侄与子母，那个最亲？妇人从夫，以父母家为外家，侄是外人，子母乃天性之爱。太后若立子为嗣，则子有天下，太后千秋万岁后，配食高宗，永享太庙之祭，子子孙孙，永继无穷。若立侄为嗣，则自古以来，未闻有侄为天子，而其姑得以配享太庙者也。为太后远计，亦不当舍子而立侄矣。今卢陵王见在房州，莫若召还以为皇嗣，则人心安，天意得，而太后亦永有所托矣。”因力劝之。太后以仁杰言词剀切，稍稍开悟。由是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宣召卢陵王还东都。是年九月，立卢陵王为皇太子，中宗之位始定。而武承嗣等，不敢复萌侥幸之心。其后张柬之等，因得奉中宗以正大位，反周为唐，皆狄仁杰之力也。
大抵人心蔽锢，非以从容开导之，则不入；非以至情感动之，则不从。姑侄子母之说，始发于李昭德，仁杰不过申明其意耳。然武后不悟于昭德，而悟于仁杰，则仁杰之重望至诚，又太后之所深信故也。故人臣谏君，必以积诚养望为本，又能徐伺机会而不骤，切中肯綮而不泛，则天下无不可悟之君，无不可成之事矣。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欲明白，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棱”。
武后时，改吏部为天官，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平章，即古百揆之任，言揆度百事，而使之平正章显，乃宰相之职也。摸棱，是含糊两可的意思。
武后临朝，擢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与凤阁鸾台长官，一同平章政事。史臣因记说：味道前后再入相位，共有数年，其任不为不重，却只依附阿私，以取容悦，不能奉公守法，有所匡正。曾与人说道：“大凡处天下事，不要十分明白，恐惹嫌怨，但只摸着边棱，在是非可否之间，两下里都占些分数。使其事行之而有利，我固可以安享其成功；使其事行之而有害，我亦可以苟免于罪责。”味道此言，都是全身远害的意思，其人品心术，因可概见。故当时之人，闻其言者，皆非笑之，因呼他做“苏摸棱”，其鄙之如此。
大抵人臣之事君，只当论义理可否，不当顾一身利害。事苟有益于国，虽众人皆以为非，亦断然行之而不疑；事苟有害于国，虽众人皆以为是，亦决然止之而不为。至于成败利钝，又未尝期必于其间。这才是为国为民之心。岂有身为宰相，而以摸棱为计者乎？味道之言，不惟一时之所鄙，亦后世之深戒也。
娄师德薨。师德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常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武后僭位之十六年，宰相娄师德薨。史臣叙说：师德之为人，性资沉深厚重，待人宽恕有容，有恩不使人闻知，有仇不与人计较。初，武后用狄仁杰为相，实为师德疏荐其贤，而师德未尝自言。仁杰不知，意颇轻忽师德，以为不堪宰辅，屡屡要排挤他出为外任。武后觉得仁杰不能容师德，盖由不知其荐引之故，因问仁杰说：“宰相以知人为先，师德亦可谓知人乎？”仁杰答说：“知人甚难。臣尝与师德为同僚，相处最熟，未尝闻他有知人之明。”武后说：“我所以知卿之贤，而用为宰相者，实由师德荐引之故。他能知卿之贤而举之，不可谓不知人矣。”仁杰闻武后之言，才知由师德汲引，故至宰相。既出，不觉叹服说道：“娄公盛德长者，于我有荐举之恩，我乃薄待之，而娄公终不以为言，是我在其包容之中，非一日矣。其度量宽广，真如沧海一般，吾不得窥其涯涘也。”那时武后开告密之门，任鸷酷之吏周兴、来俊臣等，罗织人罪，纷纭多事，文武大臣动辄为人所告，指为谋反，或下狱，或贬死，虽仁杰不免。而师德在朝最久，出将入相，独保全功名终其身，绝无间隙，则以其盛德长者，上下信之，不为世所疑忌故也，人以此莫不敬重焉。
大抵宰相荐贤，本以为国，非为私也，故荐人而人不知，乃谓之公。若一求人知，则不免有市恩之心。有市恩之心，则不免有望报之意，而其弊将至于借公举，以树私人，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仁杰若知师德之荐己，宁肯以薄待？乃师德之终身不言，则庶几乎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者矣。此可为相天下者之法。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酝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材，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这一段是记狄仁杰的事。
仁杰封梁国公，谥文惠。卓荦，是超绝的意思。长史、司马，都是刺史佐贰官。秋官，是刑部。夏官，是兵部。
史臣记：武后晚年，以梁文惠公狄仁杰素有德望，因擢为宰相，甚是委信敬重他，在朝群臣，皆莫能及。每见仁杰奏对，只称为国老，而不呼其名，其信重之如此。仁杰亦感激知遇，尽心辅理，遇有所行不当，辄面引廷争，无所顾忌。武后虽天性暴虐，然谅其忠恳，亦每每屈意从之。武后曾问仁杰说：“朕要得一贤士用之，只今群臣中谁为可者？”仁杰说：“不知陛下欲用为何官？”太后说：“要堪为将相者。”仁杰对说：“今群臣之中，若论文章学识，酝藉抱负，则凤阁侍郎苏味道、成均祭酒李峤，一时人望所推，无出其右，只用此二人可矣。若必欲求卓荦出格的奇材，可以担当大事者，目前却不多得，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此人年纪虽老，观其器略，却是个宰相之材，不可不及时而用之也。”武后闻仁杰之言，就升柬之做京畿洛州司马，尚未决意大用。数日之后，又问仁杰访求贤士，仁杰对说：“臣前荐张柬之，陛下尚不曾用，何必他求？”武后说：“张柬之因卿之荐，已迁为洛州司马矣。”仁杰说：“臣荐柬之，谓其可为宰相，非司马也。若止以司马处之，岂足尽其才耶？”武后见仁杰之荐，遂升柬之为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宰相。仁杰又曾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共有数十人，都是当时贤士，武后一一任用，其后皆能建功立业，为唐室名臣。或谓仁杰说：“方今天下贤才，皆为公所引进，一似种了许多桃李在门墙之下，不亦盛乎！”仁杰答说：“引荐人才，只是要同心共济，为国家分猷宣力，岂为树恩于人，以图一己之私乎！若有一毫自私之心，虽汲引无遗，亦非为国之公矣，我之心不如是也。”
夫自古以来，名臣贤相，未有不以荐贤为首务者，然心之公私少异，而其孚格顿殊。武后虽猜忌之主，而于仁杰所荐，用之如恐不及，不少致疑者，盖谅其心之纯于为国故也。若一有树恩好名，徇情为己之心，则虽以太宗英明之君，不能不疑魏徵之为党，况其他乎！可见为宰相者，不徒贵于能荐贤，尤贵于至公也。
是岁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前此十八年，武邑人苏安恒上疏请武后禅位东宫，自怡圣体，武后慰谕而遣之矣。既阅岁不行，至是十九年，苏安恒又上疏说：“臣闻今日之天下，非武氏之天下，乃我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得来的天下。太后今日改唐为周，虽居正统，非偏安窃据之比，其实因唐家旧时开创的基业，还是李氏子孙的故物，岂容久假不归？方今太子幸自房陵追回东宫，年垂五十，阅历既多，孝敬著闻，德亦甚盛，天下人心，朝夕属望。太后以母代子，贪恋大宝之位，遂忘母子天性之爱，孤负高宗大帝之付托，使九庙无依，不知太后将何颜面以见唐家的宗庙，将何词命以谒大帝的坟陵？名不正，言不顺。明有人非，幽有鬼责，反之于心，得无愧乎？且天位至重，机务至烦，太后有子在，可以代劳，何故日夜自积忧勤？譬之天色将明，钟已鸣矣，漏已尽矣，年衰力倦，犹贪恋权势，不肯少休，岂不愚乎？臣愚以为高宗、太宗功德在人，人心如此，天命可知。今日天意人事，不在武氏，还归李家。太后虽欲据之以为安，殊不知安危相倚，无往不复。大凡物理到那极处，其势必反。如热极则寒，荣极则悴；又如虚器注水，至于盈满，必然倾覆，不可不戒。故能传位太子，则安如泰山；若贪位不止，则危如朝露。臣固知触犯忌讳，言出而祸随之，然万一开悟，则国家之福，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万乘之国哉！惟太后采纳，臣死且不朽。”
是时武后年已衰耄，故安恒之疏，虽词多触犯，亦不加罪也。夫以一布衣而能奋其气于鼎镬之前，即此可以见人心之在唐，天理之不泯。而唐室诸臣，乃俯首听命，唯唯不敢出一言，或反为诸武画策者，视此可以内愧矣。
神龙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张易之、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遂与定谋。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
神龙，是中宗复位年号。中台右丞，是尚书省佐贰官。司刑少卿，即大理少卿。相王府司马，是王府官僚。右羽林卫大将军，是上直宿卫官。右散骑侍郎，亦是领亲军官名。
神龙元年春正月，武后寝疾在宫，病势沉重。此时中宗为皇太子，不得进见，只有两个嬖臣叫做张易之、张昌宗，朝夕在里面用事。这两人自知罪过深重，人心不平，恐武后一旦不讳，为朝臣所诛，因潜谋倾陷太子，势甚危急。宰相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承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五人，同心商量，要诛戮二贼，以安社稷，只少一个管领禁兵的人，为之内应。时有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他是高宗的旧臣，柬之等要引他共事，只不知他心事何如，先把一句言语去打动他，说道：“将军，你今日这富贵，是谁与你的？”多祚因想起高宗来，不觉垂泣说：“我今日这富贵，都是先帝的恩。”柬之因说：“如今皇太子是大帝之子，被易之兄弟二竖谋害，旦夕不保，将军既知追感先帝之恩，可不思所以报之乎？如今若能除了二贼竖，保全得皇太子，则先帝之恩报，而将军之富贵可以长保矣。”多祚遂感奋说道：“当今事体，苟有可以利国家者，随相公如何处置，我无有不从。”柬之见多祚忠义，遂与定谋。又恐他一人不能独济，再用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将宿卫禁兵委之管领。已而同谋举兵，诛戮二张，迎中宗于东宫，复正大位。重立唐家社稷，皆五人之功也。
按武后改物革命二十余年，虽用狄仁杰之言，立中宗为太子，以系属天下人心，然内而二张之流，盘据禁苑，外而诸武之党，布列朝廷，瞬息之间，事不可测矣。柬之等乃能协力同心，匡复神器，使唐之宗社，绝而复兴，其功可谓大矣。然柬之等皆狄仁杰所荐用，故后世论功者，不称柬之等之定难，而称仁杰之能荐贤也。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二张，即前张昌宗、张易之。吕产、吕禄，是汉吕太后的侄，吕后称制时，并封为王，及后崩，二人领南北军，欲为乱，为太尉周勃所诛。机，是切肉的案。噬，是啮。麝脐有香，被人追急，乃自啮脐抉出其香，以求脱免。
初，张柬之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等，既诛张昌宗、易之，而迎中宗复位，那时武氏族人，尚有武三思在。洛州长史薛季昶忧之，对张柬之、敬晖说：“今昌宗、易之二凶虽诛，而武三思尚在，就如汉时吕产、吕禄一般，使其居中用事，为祸不浅。譬如去草不去其根，这根在土，终当复生，至于滋蔓，便难图矣！”张柬之、敬晖二人都无远虑，不着三思在意，不从其言，说道：“今反周为唐，大事已定，区区一三思，其生死在我辈手中，就如案上的肉，要割便割，要切便切，量这竖子干得甚事。且二张之党，一时诛杀已多，岂可又加杀戮！”季昶见计不从，知祸乱且及己，乃叹息说：“留此祸根未能除灭，吾不知此身当死在何处矣！”又有朝邑尉刘幽求，亦知三思必能为祸，也对桓彦范、敬晖说：“武三思尚在，公等必为所害，终无葬身之地；若不及今早图，恐一旦得志，悔之晚矣！虽复噬脐求免，将何及哉！”彦范等亦不能听。
后来韦后专权，三思与之私通，依旧如武后时，中宗暗弱不复能制，将柬之等五王，尽都杀了，为武氏报仇，而唐之社稷几于再乱，果如季昶、幽求之言。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又云：“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毫末不伐，将寻斧柯。”由是观之，乱常生于所忽，几常失于不断，祸常伏于不足畏，功常隳于无远图。有天下者鉴诸。
睿宗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初封相王，中宗末年举兵诛韦后而即位。在位二年。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立平王隆基为太子。
宋王成器，是睿宗长子。平王隆基，即玄宗，是睿宗第三子。
中宗复位之后，皇后韦氏又乱政，鸩毒中宗，诸韦之党，布列左右，此时唐家社稷，几于再危。睿宗时在潜邸，其子隆基与太平公主同谋，举兵诛韦氏，拥立睿宗。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是嫡长子当立，而平王有匡复社稷之功，因此心下狐疑，不能决断。成器亦知平王功大，内不自安，因向睿宗力辞说：“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假如国家无事，固当先立嫡长以正本宗；若是国家多难，幸有非常之才，出而平定之，当此之时，社稷事重，须要以功为先，不必论长。若平定大难的人，不享其报，却只以长幼之序，使无功享其成，则事违其宜，岂不失四海臣民仰望之心乎！今日之事，必立平王为是。臣宁死决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请，累日不止。那时在朝大臣也都说：“平王有大功，当立为太子。”中书令刘幽求亦奏说：“臣闻天位至重，不可虚享，必是能除得祸乱的人，为天命人心所归，方当享受天下之福。近日女主临朝，国家不造，陛下在危疑之地，亦不能自保，赖平王仗义讨贼，拯济社稷之危，救护君亲之难，其功甚大。且孝友著闻，在诸王又为最贤。功德兼隆如此，正当立为太子，无可疑者。”睿宗见成器谦让，人心有归，因从诸臣之请，立平王为太子。
夫古之立后者，嫡均以长，长均以贤，此不易之常道。但或遇有非常之功，如太宗之创业，玄宗之中兴，则不可以例论。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领，而太宗亦贻万世之讥；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贵，而玄宗亦全友爱之名。二事相类，而得失之效较然矣。
玄宗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韦后之乱，奉睿宗即位，以功立为皇太子，寻受禅。在位四十三年。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唐制凡朝廷政务，中书省裁决，门下省审验，尚书省施行，这三省长官便是宰相。后以他官作相，或阶秩稍卑，则令同侍中中书令视事，给三品禄秩，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初为武后宰相，再相睿宗，以计黜太平公主得贬。玄宗素知其才，欲相之。此时元之做同州刺史，在畿辅近郡，玄宗猎于渭川，遣中使召至，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初玄宗即位，承韦、武大乱之后，乃励精求治，既任元之为相，凡朝廷政务，事事咨访于他。元之素有干济才略，于天下事无不经心，随问随答，如响应声，更无疑滞，其余同僚在政府者，都只唯诺承顺而已。以此元之独称上意，玄宗专一委任，亲信无间焉。元之初拜相时，亦尝以十事要说玄宗，度上可行，然后受命。其中紧要的在于劝玄宗，裁抑权幸之臣，使不得干犯法禁；爱惜朝廷爵赏，不至于滥及匪人；中外群臣皆得触犯忌讳，以容纳谏诤；罢却戚里贡献，以塞媚悦之门；勿与群臣亵狎，以肃朝廷之礼。皆关系国体，切中时弊，玄宗一一嘉纳焉。
尝观玄宗之任姚崇，诚千载一时之遇。君之任相也，拔之投闲置散之余，用之众忌群猜之日，可谓独断于心。臣之为相也，本以识机应变之才，济以量时救弊之略，可谓不负所任。此其君臣相得，树立可观，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也。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元之嘉纳其言。
左拾遗，是门下省官。曲江，是地名，即今广东始兴县。
玄宗即位之初，以姚元之为宰相，倾心信任。一日，元之将升转郎官名次，面奏请旨，玄宗不答，只仰面看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请，玄宗终不答应。元之只说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疾趋而出。及朝罢，内侍高力士谏说：“陛下新即大位，总理万机，宰相奏事，正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察省？”玄宗说：“我以元之为相，将国家庶政都付托与他，委任至重，惟有军国大事，不能自决者，方当奏闻，我与他商议。今郎吏小官，只可便宜处补，却也来一一奏请，使朕裁决，岂朕所以任元之之心耶？”这是玄宗专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怀疑惧。适遇高力士以传奉旨意到中书省中，因将玄宗的言语备细说与元之。元之心上方安，不胜欣喜。群臣闻知，都说玄宗不亲细事，而委任贤相，得为君之体。此时，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负天下重望，为玄宗所信任，正是可以有为之时，只恐他所用非人，无裨治道，乃上一书与元之，劝其屏斥谄谀浮躁之流，奖进纯谨忠厚之士。盖谄躁之人，凡可以阿意求容者，无所不至，必至大坏风俗，为国家之害；若是那纯厚的人，一心惟知奉公守法，必不至纷纷造作，以长事端。元之见他说得是，嘉纳其言。自是一时所用皆贤人君子，而开元之治成矣。
夫人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须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之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谓之五王帐。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
幄，是帷幕。回飙，是旋风。爇，是烧。
玄宗平日与众兄弟每极相友爱，及即大位，也不改变，近代为帝王的都莫能及他。初登宝位，即制为长枕大被，与众兄弟每一处宿歇。又于便殿中安设五个幄次，与兄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弟岐王范、薛王业、从兄豳王守礼，每日更递居处其间，饮食行坐，都不相离，就叫做五王帐。一日，薛王业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药，偶被旋风吹起药炉中火来，误烧着玄宗的须，左右侍人惊慌上前扑救。玄宗说：“但愿薛王服了这药，病得痊可，我须虽焚，何足爱惜！”其友爱恳切如此。
夫兄弟至亲，本同一气，然常情多以其势分之逼而生猜忌之心，故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一忧一喜，莫不与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爱，近世莫及，非虚语矣。考之唐史，叙长枕大被，继以睿宗闻知喜甚。此玄宗不独全兄弟之爱，亦以顺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残，贻忧父母，而祸延国家，如晋、隋之世者，独何心哉！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玄宗初年，见当时风俗奢侈华靡，心甚恶之，欲痛革其弊。乃下诏：凡上用服御器玩，系是金银妆饰打造的，着有司尽行销毁；却将这些金银就充朝廷军国的费用。其内府所积珠玉锦绣，都取在殿前用火烧了，以示不用。又以后宫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诏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锦绣为服饰。又诏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许采取珠玉，织造锦绣等物。两京旧日有织锦坊，也命撤去了不复织造。
盖珠玉锦绣，徒取观美，其实是无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玄宗初年，心志精明，能刻励节俭如此，所以开元之治大有可观。到后来溺于女宠，心志蠹惑，作为奇技**巧，穷奢极丽，竭天下之财，不足以供之，至于倾覆而后已。可见治乱之机，惟系于人主之一念而已。有天下者尚鉴之。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天子所御宫殿外，别有临幸处所，叫做离宫。初玄宗在藩邸与宋王成器等五兄弟同居兴庆宫，号五王宅。及为天子，成器等以潜龙旧邸，不敢复居，请献兴庆坊宅为天子离宫。诏从宋王等所请，始就其处盖造宫殿，名为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别宅一区，环列于兴庆宫之旁。又于宫之西南，置楼二座，各题匾额。西边的题做“花萼相辉之楼”，盖取《诗经》上“棠隶之华，鄂不?”二句，以隶花相映比兄弟相好的意思；南边的题做“勤政务本之楼”，盖言于此察民俗，采风谣，观稼穑，劝农功的意思。玄宗暇时登楼眺望，偶闻楼下诸王宅中奏乐，即遣侍臣宣召登楼与之宴饮，兄弟同乐。或车驾亲幸其宅，酌酒赋诗，从容尽欢。赏赐金帛，优裕隆渥，近古以来，未之有也。
考之玄宗事势，与太宗同。宋王成器能让，故终身享其荣；太子建成不能让，故不旋踵受其祸。此可见兄弟之际，让则福成，而彼此俱荣；争则祸成，而彼此俱辱。非独其身，且延及国家，不可不察也。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唐时建都关中，自陕以东都叫做山东。膜拜，是长跪而拜。姚崇，即姚元之，因避开元年号，复名为崇。蛭，是水虫，即今之蚂蝗也。
开元三年，山东各处地方，有蝗虫食民禾稼，民间以为天灾流行，无计可施，都只在田地之旁焚香设祭，长跪叩首，祈祷于神以为禳解，终不敢捕杀。宰相姚崇因奏请差遣御史，分诣被灾地方，督率州县官民夜间于田旁设火，凿成坑坎，将蝗虫四面驱扑，焚而埋之。议者以为蝗虫众多，恐驱除不尽，枉费人力，玄宗心亦疑之。姚崇说：“今蝗满山东，将田禾食尽，那河南、河北的百姓不能自存，都流离就食，几于尽绝，其为害至于如此，即尽力捕之，犹恐不及，岂可坐视食苗而不为之救乎！借使人力有限，不能除尽，然除得一分，亦救得一分，犹胜养之以遗患也。”玄宗见姚崇如此说，方允所奏。那时宰相卢怀慎私与姚崇商议说，蝗虫都是生命，恐杀得太多，有伤和气，反致为灾。姚崇说：“祸福之来，自有定数，只当以为民除害为主。昔楚庄王因食寒菹中有蛭虫，思量饮膳不洁，监食之臣其罪当死，若露而不罚，则法令有亏，若谴而诛之，则中心不忍，因将那蛭虫吞食，使人不见，以此腹中有疾，不能饮食。适遇令尹问疾，庄王以此告之，令尹说：‘王有如此仁德，疾不为伤。’已而王疾果愈。又楚人孙叔敖为儿时，路上遇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回家涕泣。母问其故，叔敖说：‘闻见两头蛇者必死，我今遇之，所以涕泣。’母问：‘蛇今安在？’叔敖说：‘恐后来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其母说：‘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以福，汝不死矣！’其后官至令尹，享受福禄。可见人之祸福，原不在此。如今日这等拘忌，蛭也不该吞，蛇也不该杀了。今蝗灾已甚，纵而不捕，民将饿死，奈何不忍于蝗，而忍民之饿死乎？若使多杀蝗虫，果有祸报，崇请以一身当之，不以累人也。”
夫王者以好生为心，故虽昆虫草木，皆当爱惜，然以大分较之，则民命为重，物命为轻。况物之害于民者，若不驱而除之，岂所以全好生之德乎！自魏以来，世皆溺于佛家杀生之戒，往往不敢伤害物命，而于小民之疾苦，反不相关，熟视其转于沟壑而莫之救，真可谓倒施矣！姚崇之言，因为捕蝗救灾而设，然即此而推之，则凡以其不爱及其所爱者，皆可以反观矣。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县令，即今知县。鄄城县，在今山东濮州。醴泉县，在今陕西乾州，唐时都关中，醴泉为京师大县。理人，是治民，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故唐人讳治为理，讳民为人。
玄宗时，有人建言说：“今年吏部铨选叙用官员，大为冒滥，各处县令，皆非其才，全不简择，朝廷宜察之。”及新选官入朝谢恩，玄宗乃尽召那除授县令的都在宣政殿丹墀中，亲自出题考试，问他治理百姓，当如何设施，各对策一篇。那时县令所对的策，惟有鄄城令韦济，词理都好，取居第一，就擢用他做京兆府醴泉县令，量才优处之。其余二百余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观其政绩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读书学问，以其学问未成，则道理不明，事体不熟，恐不堪作民父母故也。
夫县令亲民之官，县令不好，则一方百姓都受其害，故愿治之主，每加意此官。观玄宗初政，励精如此，那为县令的，谁敢不尽职？吏部选官的，谁敢不尽心？此所以成开元之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