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
肃宗
肃宗皇帝，名亨，是玄宗第三子。开元中，立为皇太子。安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太子分兵北行，至灵武为诸将所拥立。在位七年。
上惧，召宰相谋之。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延秋门，至咸阳，日向中，上犹未食。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
蜀地，即今四川。唐时长安禁城西门，叫做延秋门。咸阳，即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
初，安禄山既反，宰相杨国忠尚以为不足忧。及潼关失守，玄宗方才畏惧，乃召宰相商议计策。杨国忠独先倡说，请车驾幸蜀地，以避贼兵。那时玄宗仓皇失措，便道他说的是。六月乙未日黎明，玄宗带领宫眷、皇子、皇孙径出延秋门，望西去，行四十里，至咸阳县。所过地方，官吏逃窜，供给缺乏，日已向中，玄宗尚未进膳。杨国忠自往民家买得些蒸饼，献上充饥。于是百姓每知道御前不择美恶，争献粗饭。那皇孙辈以手掬食，须臾而尽，其途中困苦如此。有个年老的百姓，叫做郭从谨，因进前说道：“安禄山恃宠眷，拥强兵，阴怀反意，要倾危社稷，已非一日。人皆知其谋，也曾有亲到阙下，告他谋反者，陛下往往不信，反将告的杀了。遂使安禄山肆无忌惮，得逞其奸逆，以致今日乘舆播迁，道路颠沛，皆壅蔽之为祸也。是以古先帝王，不敢偏信独任，务在延访忠良，以天下为耳目，广开聪明，使上下之间无有间隔，为是故耳。臣犹记开元之初，宋璟为相，凡朝政得失，四方利病，往往直言无隐，故主上聪明日广，天下赖以治平。近年以来，在廷诸臣，惟恐直言得罪，以为忌讳，每事只阿顺谄谀，徒取容悦而已。是以人主深居禁中，耳目有限，阙门之外皆不得知，上下隔绝，奸宄恣行。臣在草野，必知国家有此祸乱，不待今日。但君门远于万里，下情不得上通，向使事不至此，则陛下高拱九重，无由与百姓相接，臣亦何能仰睹天颜，而诉此衷曲乎！”玄宗说：“此朕往时昏蔽不明，致有今日，实其自取，虽复追悔，亦何及哉！”因慰谕郭从谨而遣之，以谢其殷勤之意焉。
由是观之，此一君之身耳，当其清明，直臣在朝，民情无所蔽则治；当其昏惑，佞臣在朝，民情无所诉则乱。方其治也，端居九重，玉食万方而有余；及其乱也，道路播迁，粝食充饥而不足。治乱安危之几，亦可畏矣。况幸蜀之举，又失策之甚者。安有为天下主，乃委弃其宗庙社稷、九族百官于贼，而苟图自全者乎？且蜀地虽险，偏安一隅，可以退守，不可以进取。向非天意祚唐，百姓拥留太子，收兵灵武，克服两京，则天下事去矣。然则人君守社稷，即有急难，国都岂可轻弃哉！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渐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灵武。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
平凉，即今陕西平凉府。朔方，即今宁夏地方。署掌节度使叫做留后。灵武，即朔方镇城。马嵬，是驿名，在今陕西兴平县地方。
先是，禄山攻破潼关，玄宗出奔幸蜀，行至马嵬驿，父老百姓都遮道请留。玄宗不住，命太子在后面宣慰。那父老人等遂拥住太子，请回兵兴复长安。玄宗因宣旨传位，太子不受。于是车驾西幸，太子领兵北行，至平凉，屯驻数日。时有朔方留后杜鸿渐，闻太子此来，欲请至朔方共图匡复。乃令人整顿资储，亲自迎接太子，至平凉北境，因说太子道：“朔方一镇，士马精强，四方无比，乃天下劲兵处也。西面则吐蕃请和，北面则回纥内附，皆可以借兵入援。内而四方郡县虽被贼攻掠，然大率都为国家坚守拒贼，以待大兵东讨，兴复社稷，可见天下大势未至动摇。今殿下只驻札灵武，整兵蓄锐，按辔徐行，长驱而进，传布文檄于四方，收揽忠臣义士，以为己用。将见四方人心，闻风响应，出兵勤王，唯恐或后。量这些逆贼岂有不屠灭者乎！”太子从其言。秋七月，遂至灵武。时又有河西司马裴冕也在灵武，与鸿渐图谋，因见玄宗入蜀，恐人心离散，遂上笺太子请遵马嵬传位之命，即皇帝位，以系属人心。太子以未经请命，不肯允许。冕等因说：“殿下不即大位，固是孝思。但这些从行将士都是关中人，离家远来，日夜思归。所以不惮崎岖艰难，跟随着殿下远到这沙漠穷边，无非欲乘时讨贼，希望立尺寸之功，以求爵赏。今若不正位号，则人心失望，倘或一旦解散，恐再不可收集，凭何恢复？愿殿下勉强曲徇众心，为社稷大计。”笺凡五上，太子方允其请。是日甲子，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元至德。
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乃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重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与事。”仍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肃宗既即位于灵武，因遣使奉表入蜀，奏知玄宗。使者至蜀，具陈群臣恳请，太子辞避之意。玄宗大喜说道：“朕避贼西行，中原无主，天命人心皆归太子。吾儿此举，上应天命，下顺人心，使宗社有所付托，苍生有倚寄，吾复何忧！”乃下诏说：“自今以后，凡朕所出的制诏敕命，改称为诰；臣下所进的表章奏疏，只称太上皇，以别于新君。天下事务，但关系军国大事，都先奏知皇帝，取其裁决以为进止，然后奏朕知道。待后克复长安，还归都邑，朕自退居别宫，不复预闻政事，悉听皇帝处分。”于是特命宰执大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赍捧传国宝玺，及玉制册文，亲诣灵武，传授天位。此玄宗与肃宗父子授受之始末也。
按此时玄宗既已西幸，中原无主，其事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但肃宗久在东宫，令德素著，使其拥储副之重，称制讨贼，天下人心，谁不归之，何假位号以为重？玄宗知之，亦必致命传位，不待灵武使者之至而后发册矣。乃当时大臣不知学术，不能以道事君，致使肃宗有自立之名，而奸邪小人，又从而构煽其间。至于西内劫迁，贻讥后世，殊可惜也。
上与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闻之以告泌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谢。上笑曰：“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出怀中敕，以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泌固辞。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
唐制，三品以上官，衣紫袍。
先是，肃宗为太子时，曾以京兆处士李泌为宾友。及自马嵬北行，遣使召至灵武，与之图议大政，旦夕不离。尝欲以为宰相，李泌不受。适一日，肃宗与李泌同出巡视军营，军中一时不能分辨，只见军士每指着肃宗、李泌，私相告语说：“那穿黄袍的，是圣上；那穿白的，乃是山人李泌也。”肃宗要授李泌以官，正无方略，忽闻此言，因与李泌说：“方今军旅艰难之际，卿既不受官职，朕亦不敢相屈，但将士耳目所属，若只服山人之衣，恐人心疑惑，可且穿一件紫袍，以便出入。”李泌不得已拜受，因衣紫袍入谢。肃宗即笑说：“卿既穿了这样服色，岂可无官职名号。”因怀中取出一道敕命，以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此时，皇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故以李泌佐之，仍朝夕参谋军国大事。这是肃宗计用李泌。李泌原是隐士，不愿做官，仍固辞不拜。肃宗乃说：“卿志在物外，本是布衣之交，朕非敢以官爵相臣。但今宗社未复，国步艰难，欲暂劳弘济，不得不假以职名。待逆贼既平，天下无事，那时任你辞职归山，以行高志，不敢复强矣。”李泌见肃宗如此说，方肯受职。后来两京平复，车驾还朝，李泌果然归隐，肃宗亦不苦留矣。
夫肃宗在羁旅之中，而能屈己下贤，委曲任用如此，故能扫**胡尘，光复神器。得贤者昌，信非虚语。至于李泌以奇谋大略，历事三朝，运筹帷幄，再襄大难，而又翱翔物外，不贪荣宠。考其平生出处，与汉之子房颇有相类，固一时之间气也。
房琯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言于上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今房琯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流也。”上由是疏之。
车驾暂驻的去处，叫做行在。板、**，皆雅诗篇名，是说天下丧乱的意思。
此时房琯自蜀奉册宝至灵武，肃宗见其仪度庄整，言语明畅，又闻他素有重名，遂倾心信任，委以政事。房琯平日喜接宾客，延揽豪俊，又好与人谈论，引拔当世知名的士人，而轻忽鄙薄那寻常庸俗的人，过于分别，不能包容，以此被他轻鄙的，都怨恨他。那时有北海太守，姓贺兰名进明者，素与房琯有隙，偶至行在朝见，遂奏肃宗说道：“晋家只为轻徇虚名，任用王衍以为三公，秉执朝政。王衍祖尚老、庄，崇事浮虚，专以清谈为事，不把国家政务在意，以致人心邪僻，法度废弛，中国丧乱，沦于夷狄，其祸如此。今房琯平日也只好谈老子、浮屠，遗落世事，务为迂阔大言，高自称许，以窃虚名。他所引用的也都是这般样人，浮薄虚华，言过其实，无裨世用。琯在今日，正是王衍之流。若重用之，必误天下。”肃宗因贺兰进明之言，自是遂疏房琯，不甚亲信矣。
然进明之言，实中房琯之病。可见延揽人才，讲求政务，虽是宰相之职，亦必综核精审，体验真切，循名而责实，察言而观行，使浮华之人，不得售其欺，迂阔之言，不得淆其听，然后可。不然，是蹈房琯之覆辙，而踵王衍之祸机也。万世而下，君之择相，与相之择人，皆不可不知。
上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海内，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由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倘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肃宗与李泌说道：“近日安禄山之乱，全得朔方节度大使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二臣率兵破贼，立大功于国家。见今加升官阶至同平章事，都是宰相职衔，名位已极。若以后克复两京，平定海内，那时无官以赏之，为之奈何？”李泌对说：“以官赏功原非古制，盖古者设官分职，只要任那有能力的人，如其才堪为某官，方授以某官之职。至于有功之臣，则以封爵酬之，而不任以事。汉、魏以来虽立郡县，任守、令以治民。然人臣立有功绩，则分茅胙土，封以国邑，使之世有其地，以传之子孙，至于后周及隋，亦莫不然。至我唐初开国时，止有关中之地，关东各路尚为群雄所据，未及版图，故一时封爵功臣，虽有国邑之号，皆是虚名。中间有食实封者，只是给以缯帛布匹而已，亦未有分土也。是自三代以来封建之法，至唐初而始废。贞观年间，太宗欲复古制，分封世袭，因大臣议论不同，其事遂止。自是以后，封爵不行，有功者多以官赏之。夫以官赏功有二不便：其人虽有功，然其才未必能称此官，而强以任之，必至于废弛职业，一不便也；官职太崇，则权势因之而重，或至骄纵难制，二不便也。不如以爵赏之，于事体为便。盖人一有爵土，则自保之念重。向使安禄山有百里之国，可以为世业，则亦谨守爱惜以传之子孙，必不谋反矣。可见赏功当以爵，而不当以官也。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分疏爵土以赏有功之臣，则虽国邑至大者，亦不过二三百里，只好比得今之一小郡而已，操纵指使唯朝廷所命，岂难制哉！若以官赏之，恐二者之患，不能免也。”肃宗闻李泌之言，深以为是。
然赏功之典，实朝廷激劝大权。官为职业所系，固不可轻，而爵为名器所关，亦不可滥。肃宗之时，府库无蓄积，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以备赏功，至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而官爵俱滥矣。李泌虽欲复封建之法，亦不能救也。论功辨才者，宜慎之。
十一月，广平王俶、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之曰：“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十二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广平王俶，是肃宗长子，即代宗。唐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咸阳，是西京县名。县东有望贤宫，是天子游幸的去处。兴庆宫，是玄宗旧邸，改为宫，叫做南内。
肃宗初在灵武，以长子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讨贼。至德二年九月，收复西京。十月，收复东京。十一月，肃宗在西京，广平王俶、郭子仪自东京来朝见。肃宗慰劳郭子仪说道：“自禄山叛乱，两京失守，我祖宗创造的基业几至丧亡。今日**平逆贼，收复两京，朕之家国，危而复安，乱而复定，乃由卿等奋勇效忠所致，恰似替我重新创造一番。这等大功，社稷所赖，卿辈劳苦，实切朕怀。”这是肃宗归功臣下的意思。
初，肃宗收复西京时，即遣使入蜀奉迎玄宗。十二月丙午，玄宗还至西京咸阳县，肃宗即备仪仗卤簿，亲往迎接于望贤宫中。那时肃宗虽已为天子，身上还着紫袍，下马趋拜，玄宗特取黄袍着他换了。次日，玄宗入都城，暂御大明宫，宣慰百官，告谢九庙。即日，幸兴庆官，遂居之，盖退就南内，以避正殿也。肃宗屡次上表，请避天位，还居东宫，玄宗终不听从。盖其君臣父子之际，亦出于天理人情之至，而非由于矫饰矣。惜乎良心虽见于艰难厎定之初，而私意竟昏于宴安嬖幸之后。故郭子仪再造唐室之功，不能不夺于鱼朝恩之谮；上皇兴庆宫之养，不能不迁于李辅国之谋。夫小人谗说之害人国家，可畏也哉！
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平卢，即今永平、卢龙等处地方。
乾元元年十一月，是时河北未平，适遇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肃宗只当别命重臣往代其任，方是朝廷体统，却只为用兵之后，恐一有处分，人心摇动，遂为姑息之政，差中使往平卢军中安抚慰劳将士。因访察军中将士要立何人为帅，即授以旌节。那时平卢部下的副将李怀玉，原是高丽人，平日与副将侯希逸为党，遂杀玄志之子，而推希逸为平卢主帅，以待朝命。朝廷不得已，因从其请，即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自此以后，各镇将士观望成风，节度使若抚恤不周，失了众心，即为军士所逐。其部下将士以私恩小惠，邀结人心的，即共推以为主帅。其废其立，皆不由朝廷，只由军士，实自侯希逸始也。
夫人君所以制驭海内，而统人群者，不过以威福予夺之柄，在上而不在下也。今乃以军士之向背为主帅为废立，由是偏裨士卒逐杀主帅，朝廷不治其罪，反以其位授之，而纪纲法度**然无复存者矣。欲天下之不乱，其可得乎！然求其所以，不过一念之姑息所致也。有天下者其鉴诸。
代宗
代宗皇帝，名豫，是肃宗长子。在位十七年。
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事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括。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谦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道举亦非理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唐时取人，有明经、进士两科。帖括，是就所书经中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帖三字以试之，而括取萃会其义。今之科场出题试士，即其遗意也。
广德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说道：“古时选举贤士，必取其有德行之实，方荐之于朝。近世以科目取士，专校文辞，不察行检。自隋炀帝时始设进士之科，然其初犹只试时务策而已。至我朝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将进士加词赋、杂文二篇，以考其文艺；明经加试帖之法，以验其记诵。自此以后，天下之士，皆以声病记问为进身之阶，积弊相沿，展转成俗。在朝之公卿惟以此待天下之士，而不复观其志行；人家父兄长老惟以此训其子弟，而不复教以进修。其明经亦不全通经旨，只将那有司常帖的括取萃会为书，转相诵习，以求侥幸。又明经、进士每年入试皆令投文州县，自求应举，与古人辟举征聘之意甚相背戾。如此，欲其返淳朴之风，崇廉让之道，何可得也！请如汉、魏以来举孝廉之法，令天下县令各察境内孝友廉洁之人，取其德行著于乡里，而学又能通知经术者，即荐之于本州。本州刺史就所习之经再加考试，升之于尚书省。任其精通一经，不必多占，朝廷选择儒学之士，使为主司，亦不必帖经及试杂文，只问本经大义二十条，对时务策三道。经义及策全通者，为上第，即便铨注官职；经义十条中通得七条，策通得二道者，为中第，即与出身候选；其不中此格者，为下第，罢归原籍。只用一科取士，其现行明经、进士皆当停革。又开元年间，曾设道举一科，乃异端之教，亦非治国所资，望与明经、进士并停，庶不失古人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此疏既上，下廷臣会议，或以明经、进士行之已久，若一旦遽革，恐士失所习，多有不便，其议遂寝。然有识之士，皆以绾言为是，惜其不行也。
按杨绾之言，诚得古人兴贤举能之意，但人心不古，浇伪多端，文艺虽是虚名，犹有凭据。至于荐举行义，反开奔兢之门，其得失盖相当矣。若能于文艺之中而存尚实之意，亦未必不可以观人也。
自丧乱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援穗以给禁军，官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惟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汴水，在今河南地方。江水、汉水，在今湖广地方。梁、洋，二州名，即今陕西汉中府及洋县地方。太子宾客，是东宫官名。
唐时都关中，每岁漕运东南之粟，由淮入汴，由汴入河，由河入渭，以达京师。自天宝以来，经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中原扰攘，汴水湮塞废绝，漕运粮米都由江、汉二水绕从湖广地，以至梁州、洋州，迂远险阻，劳费数倍。代宗广德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素有心计，着他做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兼领三道漕运。那时兵火之后，田地荒废，年岁不登，京师内外米价腾贵，米一斗值钱千文。朝廷催科又急，百姓每耕种不及其熟，将那才结实的禾穗，拔取将来用手搓挪取米，以供给禁卫之军。就是宫中庖厨御膳，及六宫支用的，也只够得目前取用，更无多余蓄积，其匮乏如此。刘晏思量今日匮乏，实由汴水湮塞，漕运艰阻之故，于是将汴河故道疏通挑浚，依旧接淮达河，以便转输省劳费。又念此时元载为相，居中用事，若不关白，恐有牵制，乃投书政府，备细陈说漕运的利病，使其事理晓然明白，庶不惑于浮言，中外同心，彼此相应，然后疏浚之功可成。自是汴渠复通，每岁运东南之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上下赖之。盖唐世称漕运之能者，推刘晏为第一，后来为转运使的都遵守他的法度而行，无所改变焉。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成德，即今真定府。魏博，即今大名府。相卫，即今彰德、卫辉两府。卢龙，即今永平府。这都是唐时藩镇之名。姑息，是苟安的意思。羁，是马络；縻，是牛缰，总是牵制的意思。
这一段是史臣叙唐家藩镇跋扈事迹，见天子威命所以不行于河北的根由，以为后戒也。
代宗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这几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将，后来安、史败灭，归顺了朝廷。代宗无有远略，苟幸无事，就把他每分授为河北诸镇节度使。这几人原是背叛朝廷，曾经做贼的人，见天子柔弱，都强梁放肆，不守法度，收拾旧日禄山、思明余党，号召团结。每人拥健卒数万，整治甲兵，缮完城郭。凡文武将吏都自家私授，不请命天子；地方贡赋都自家私享，不供奉公家。朝廷既惮于振作，又畏其强悍，只是听其所为，专事姑息，不复能以法度制之。这几人虽叫做唐家藩臣，实不用其命令，不过寄一名分以羁縻之而已。
按代宗即位之初，河北诸州皆已降服，若乘战胜之威，图经远之略，处置得宜，谁敢不兢兢奉命？况薛嵩辈残贼遗孽，方喙息虑死之不暇，而敢有他念乎！乃怵于仆固怀恩之邪说，分建贼帅，俾相党援，遂成藩镇之祸。河北之土地人民，迄于唐亡不复为国家所有。失在苟一时之安，而不知流患若是之深远也。然则审庙谟，揽威柄，固明主所当时时加意者哉！
四月，以杨绾为中书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之。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
京兆尹，即今府尹。
大历十二年四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史官因记说：杨绾为人清介简静，不嗜荣利，自奉俭素，能甘淡薄，以清德重望，为时所推仰。及拜相命下之日，在朝在野都互相庆贺，以为得人。勋臣郭子仪素颇奢侈，时方大宴宾客，盛张声乐，闻杨绾拜相，即将坐中音乐五分中减了四分。京兆尹黎幹，平日仪卫甚盛，每出入常用百余人随从，至是即日减除，止留十骑。又御史中丞崔宽，宅舍宏侈，有逾常制，至是亦即拆毁。盖因杨绾素有清俭之名，今居宰相之位，故一时大臣之奢侈者，皆惕然严惮，改其所为，而相率效法之恐后也。其为人所畏服如此。代宗乘多难之后，用杨绾为相，方倚赖他将各衙门弊政，一一厘革，以复旧制。会绾有疾，至七月中遂薨。代宗痛悼之甚，对群臣说：“想天不欲使朕致太平，若欲使朕致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耶！”
夫以当时在朝之臣，多贪婪纵肆，各处藩镇因而效尤，借侈无度，一时风俗纪纲，败坏极矣。一闻相杨绾，人心回响，恪守礼法，不惟风俗移易，而纪纲亦且振兴。可见政本重地，所用得人，其效捷于影响如此。任人者可不慎哉！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李宝臣、梁崇义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虽在中国名藩臣，实如蛮貉异域焉。
李正己原是平卢的偏将，旧名怀玉，因与军士逐了节度副使侯希逸，代宗就除他做节度使，赐名李正己。是时，各镇皆挟重兵，然惟李正己军力最盛，拥兵十万，雄据一方。那诸镇与他邻近的，恐被他侵害，无不畏惧。李正己又与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宝臣、山南梁崇义结为婚姻，相与党助，就如大树的根，据地蟠结，彼此纠缠，牢不可破，声势日盛，越发纵肆了。虽说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凡官爵之叙迁，甲兵之攻战，租赋之出纳，刑杀之重轻，件件自专，都不请命朝廷。代宗是个宽仁之君，一听所为，不与计较。以是名虽为中国藩臣，其实如蛮夷外国一般，不复知有朝廷矣。
这一段是记唐时藩镇之横如此。夫人君之所恃以制驭臣下，使不敢窥伺者，惟有纪纲而已。李正己以偏将逐主帅，乱法坏纪孰甚焉？代宗不能讨其专擅之罪，又授之兵柄，赐以美名。由是各镇士卒逐主帅，主帅凌天子，纪纲堕夷，威福倒置，而唐室遂不竞焉，则肃、代之姑息为之耳。故帘远堂高之防，履霜坚冰之渐，不可不慎也。
德宗
德宗皇帝，是代宗长子。在位二十六年。
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祐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及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祐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之未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自肃宗至德以来，天下用兵，诸将皆争论功绩以邀爵赏，往往有市井佣贩，一立军功，即授金紫，官爵冒滥极矣。及常衮为相，欲革其弊，爱惜名器，杜绝侥幸，凡四方使职衙门有所奏请论荐，一概停止，不肯轻与，却不就中间分别品第，致使贤人愚人一同淹滞。及崔祐甫代之，欲矫常衮之弊，多收拾一时有名望的人为朝廷用，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满二百日，所荐人才，除授官职者至八百人。盖常衮为官冗滥，矫之于前，却失于太刻；祐甫为贤愚同滞，矫之于后，又失于太宽。所以用人之法，终不得停当。又祐甫引荐太多，中间或有相知，致人谤议。德宗问祐甫说：“人多说卿所用之人，皆亲戚故旧，此言因何而出？”祐甫对说：“臣待罪宰相，为陛下选择百官，要得贤才称职，不得不详悉谨慎。若是平日不相识的人，何以熟知其才行而用之。必是知之素真，方敢荐用，所以不免涉于亲故耳。”德宗以其言为然。
按祐甫所言，不为无见。然宰相用人，只要有至公无私之心，其心诚出于公，则虽不避亲故亦公也。若其心一涉于私，则虽举所不知，亦不免于私矣，而况于亲故乎？然则开诚心，布公道，固相天下者之要图也。
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累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貀、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内庄宅使，是在内管庄宅的官。豹、貀，都是兽名。淄青，是平卢节度使部内地方。淄，即今临淄县。青，即今青州府。
德宗初年，励精图治，凡所为的事，都当于人心。时内庄宅使奏：“内庄宅积有诸州官租一万四千余斛。”德宗见各处军饷不足，庄宅所积有余，就将此租分散各处军士，以充粮饷。又先年外国屡献驯象，共有四十二只。德宗说：“象食兼牛马，费豢养无算；且生于炎方，其性又不习于北土；乃数十为群，饲之内厩，将安用之！”命悉放于荆山之阳。并其他所畜禽兽，若豹、貀、斗鸡、猎犬之类，在内苑供玩好者，尽数放之。又以宫女太多，一时放出数百人。夫散私蓄以给军储，纵禽兽以适物性，出宫女以恤人情，这都是帝王的盛节。德宗初政，乃兼有之，于是中外人心莫不欢欣喜悦，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睹。至如平卢李正己部下淄青军士，乃习于悖乱，不服王化的，闻朝政如此，也都弃了兵甲，彼此相顾说道：“明主出矣，我辈尚可仍前反叛乎！”
夫德宗即位未及期月，而能使中外颂戴，不疾而速，强暴革心，不怒而威如此。若能率由此道，终始不渝，则贞观之风亦岂难致乎！奈何恤民之政方行，聚敛之法继立，卒令百姓困穷，盗发都邑，而播迁之祸不旋踵矣。《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斯可为万世鉴也。
先是，刘晏、韩滉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岭南，滉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滉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出为晋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大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山南，即今湖广郧、襄等府。江淮，即今南直隶江浙等处。岭南，即今广东。关内，即今陕西。河东，即今山西。剑南，即今四川。缗，是穿钱绳子。
先是代宗时，用吏部尚书刘晏为转运使，户部侍郎韩滉判度支，分掌天下财赋。自关以东河南、山南、江淮、岭南各路漕运钱粮，都属刘晏分管。其关内、河东、剑南各路属韩滉分管。至是以韩滉为太常卿，用刘晏兼判度支，并关内三路皆以属之。盖德宗素闻韩滉聚敛民财，掊克太甚，故嗣位之初，即罢其利权，仍出为晋州刺史，而专任刘晏，使之总领天下财赋。刘晏有心计，综理钱谷最为得法。肃宗至德初年，以第五琦为转运使，始榷税各处食盐以佐行军之用。及刘晏代之，盐法益加精密。起初行盐法，一岁中所入官钱不过六十万缗，及其末年比之旧额增多十倍。然处置有法，未尝掊克小民，故人亦相安，无所厌苦。代宗大历末年，总计一岁各项征税所入共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逾六百万，居其大半，都是刘晏所致。又见盐法内钱粮有余，即挪借为漕运脚价，以省民间之费。自江淮起运至渭桥入仓，大率每粮一万斛用脚价七千缗，俱在榷盐内取给，用度饶足，而民不知劳。又自淮以北，于沿河地方列置巡察衙门，选择有才干的能吏为知院官，专管漕运。漕舟所至，并未尝烦扰州县百姓，而事无不集。其区画之善如此。
按唐室理财之臣以晏为称首，即后世盐法漕运之详，亦皆其所创遗也。国家生财自有大道，惟是躬行俭德，戒奢靡，节赏赉，生之众而食之寡，为之疾而用之舒，则惟正之供，自足以充有经之费，公私俱利，而上下相安，固不必为巧术以夺民也。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德宗即位之初，锐意太平，不似代宗姑息，一时藩镇闻风震悚。平卢节度使李正己，自来专制一方，不供贡赋，至是畏惧德宗之威，乃上表献钱三十万缗，先以货财窥视朝廷的意向。德宗欲受之，恐谓朝廷好利，反见其欺侮；欲却之，又恐显示拒绝，难于措辞。乃与宰相崔祐甫商议，祐甫对说：“朝廷举动，四方所观，今固不可受之以堕其计，亦不可直却之以疑其心。请遣一使臣，往淄青慰劳正己部下将士，就将正己所献的钱赐之，使彼中将士人人感上恩德。又使各藩镇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一以破奸雄之计，一以收天下之心，计莫便于此矣。”德宗悦祐甫之言，即行其计。正己知朝廷有人，乃大惭服。是时，天下闻之，都说德宗英明果断，将大有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按祐甫此言，能通达国体，曲中几宜，使强臣悍将帖然心服，可谓善于谋国者。然惟德宗初志清明，能虚心任贤，推诚尽下，故祐甫得行其言如此。其后信用卢杞，一致朱泚之变，再激李怀光之逆，乘舆播越，宗社几危。故此一德宗也，任祐甫则几以兴，任卢杞则几以亡。人君用人听言，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