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即今山东登州。
先是，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及神宗崩，哲宗即位，遂以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天下闻司马光入相，无不欢呼相庆。适有知登州苏轼被召还京，沿路的人相聚号呼，向苏轼说：“朝廷用司马相公，实天下生灵之幸。为我寄谢司马相公，慎勿轻去朝廷。愿厚自爱护，相天子以全活我等。”是时天下之民憔悴困苦，皆引领拭目，愿观新政。其系天下之望如此。司马光既入京，即上疏极论新法之弊，且言：“为治当顺人心。陛下近来小小改易新法，远近便举手加额，交相庆贺。人心望治，有如饥渴。陛下急宜俯顺人心，不可拘泥三年无改父道之说，致失民望也。”盖当时进言者谓神宗初崩，不宜遽反其所为，犹执三年无改父道之说，欲稍稍去其太甚者。司马光毅然争之说：“先帝之意本欲爱养斯民，其法出自先帝者，未常不善，虽百世不可易。若王安石、吕惠卿所立，元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出民于水火之中，岂可缓也。况今太皇太后主持于上，就使有所改革，亦是以母改子，非是以子改父，何得拘三年无改之说。”于是众议乃定，遂尽罢保甲诸法。
按司马光历事先朝，忠谋谠论，始终不渝，其系天下之望久矣。故其居洛也，天下惟恐其不为宰相。其既相也，天下惟恐其去朝廷。而外夷之人亦且谓中国相司马，慎毋生事。贤相之为国家重如此。然则人主之谕相，可不慎哉！
哲宗
哲宗皇帝，名煦，是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诏详定役法。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轼又陈于政事堂，以为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宋初役法，佥民丁壮，轮流官府应役，叫做差役。及王安石变法，令民计丁出钱，征收在官，雇人应当，叫做免役。
哲宗初即位，用司马光为相，凡熙宁新法不便于民的，渐次更罢。至元祐元年闰二月，诏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等详定役法所宜因革。中书舍人苏轼与司马光说：“差役、免役这两样法，各有利有害，皆不能无弊。免役之害在于敛财太重，以至十室九空，财聚于官，而民间匮乏，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羁民在官，常用供役，不得专力务农，更兼贪官猾吏，因缘为奸，抑勒剥削，困辱卖放，无所不至。这两者之害，轻重略同，所宜审择便宜以为行止也。”光问说：“于君之意当何如？”轼答说：“大凡立法，因旧而为之，则事势便而易成，以渐而改之，则民情安而不惊。且如三代之法，不分兵农，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起而为兵，兵无坐食之患，农无养兵之费，岂不是善制。至秦并天下，始分兵农为二。历两汉、魏、晋、六朝，皆遵行之。至唐太宗乃立府兵之法，以仿古者寓兵于农之意。然行之未久，府兵废坏。比及玄宗时复募民为兵，叫做长征卒，仍用秦法。自此以来，民不习兵革战斗之事，兵亦不知稼穑耕获之事。然农得一意耕作，出谷帛以养兵；兵得一意战守，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亦以为便，虽三代圣人复起，不能改也。今免役之法，乡户人出了钱，得一意于耕作，官府有钱雇役，也不缺人差使，正与兵制相类。公欲骤然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要罢长征而复民兵，反致惊扰而无益于事，盖未易也。”司马光不以其言为然。轼又诣宰相政事堂言之，说：“雇役便民，不必更改，但不当于实费之外多取民财，民所不便，只是这一节耳。若严为禁令，使有司量入为出，不许于实费外多取分毫，则民力易供，自不至于十室九空，无钱荒之患矣。何必纷纷改法为也。”
大抵法无古今，要在因时宜民而已。时势既改，民所不宜，虽圣王之法，安得不变；果合时宜，顺民情，虽非贤圣所立，然其法不可改也。王安石轻变宋朝祖宗之法，纷纷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诚当急罢之以利民矣。至于免役、保甲之类，却又民之所便，岂可概以其人而废之哉！苏轼之言，可为议法之准，保治者所当深念也。
五月，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初，神宗崩，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阙哀临。太后劳问，维对曰：“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困则思息，郁则思通。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民富；常以忧民为心，则民乐；赋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则劳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则郁塞通。推此而广之，尽诚而行之，则子孙观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元祐元年五月，哲宗以韩维为门下侍郎。史臣叙说：初，神宗崩时，维以提举嵩山崇福宫赴京哀临。太皇太后因维是先朝旧臣，特加慰劳，且问以当今政务何者为先。维对说：“为政在顺人情。今日之切务，惟察人情之所思者为之处置而已。彼人情当贫窘之时，则思财富；当疾苦之时，则思快乐；当劳困之时，则思安息；当拂郁之时，则思通畅。此自然之情也。今天下民情有所思而不得久矣。诚能知民之思富也，为之薄其税敛，常以利民为本，则财不在官而在民，民自富矣。知民之思乐也，为之御其灾患，常以忧民为心，则忧以一人，而乐以天下，民自乐矣。知民之思息也，凡赋役之重，非人力所堪者，悉罢去之，则不尽人之力，而劳困者得息矣。知民之思通也，凡法禁之苛，非人情所便者，悉蠲除之，则不尽人之情，而郁塞者得通矣。即此数者而推广之，凡人情有所思而无以自遂者，莫不为之经营，而又以实心行之，不徒以虚文塞责，则不惟天下穷民如解倒悬，而圣子神孙观感陛下之德者，亦皆约己裕民，无敢侈然肆于民上，不待教而自成矣。岂非今日之切务哉！”
然欲富、欲乐、欲息、欲通，乃人之恒情，君民之所同也。惟在上者，但知遂己之欲，而不复体民之情，剥下以奉上，拂民以从欲，至于人心怨叛而上不知，覆亡之祸率由于此。诚能以己之心，度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则民心悦而邦本固，君之所欲者，亦未尝不两遂矣。此又君天下者所当知。
九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时两宫虚己以听光为政，光亦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多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为之恸，即日与帝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年六十八。京师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如陕葬，送者如哭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焉。
陕，即今河南府陕州，是司马光原籍。岭南，是广东地方。封州，即今肇庆府封川县，是极南界上。
元祐元年九月，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是时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以光名德宿望，用以为相，虚心委任，凡朝廷政事，一切听光整理，无毫发疑沮。光亦见己之所言必行，所谋必从，感激非常知遇，誓欲委身致命，以为社稷。凡一应机务，虽至纤细之事也都身亲经理，不肯放过，以夜继日，未尝休息。宾客见其形体渐渐衰弱羸瘦，举汉时丞相诸葛亮故事，劝他节劳，说：“诸葛亮为相，自较簿书，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所食不至数升。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烦，岂能久活，果然不久而死。今公当以此为戒可也。”司马光答说：“人之死生有命，非关劳佚。我岂可自爱其身，而不为国家尽力乎？”于是为之益力。及到病危之日，精神昏愦，不复自觉，口里犹谆谆说话，不甚明白，如梦中语，却都是朝廷天下的事。其精诚为国，至死不休如此。及卒，太皇太后因失了贤相，不胜哀恸，即日与哲宗亲到他家哭临。赠官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一应恩数，尊隆无比。年止六十八岁。京师人争去吊丧，虽常日市井人多的去处，也都空虚无人交易，至于典卖衣服以供祭奠。丧车过时，合巷聚哭。及归葬陕中，送丧的人，如哭其私亲一般。至于岭南封州极边去处的父老，也相率具祭。京中及四方人皆画他形象，朝夕祭献，一饮一食必告祝焉。
按司马光自元丰八年五月入相，至是才一年有余，而身死之日，天下痛惜之如此。何哉？史称光生平不欺，诚心自然，虽儿童妇女皆知其名，盖惟至诚故能动物，不期月而化成，良有本也。若光者，可为万世人臣之法矣。
三月，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颐又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元祐二年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请哲宗每日讲读，移就崇政、延和二殿。颐又上疏说：“臣近言迩英阁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者，恐圣躬临幸未便故也。今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无他，不过谓延和殿乃天子临御朝群臣之所，不可使讲官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耳。臣以为此非所以尊其君也。臣不暇远引异代，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尝召布衣王昭素讲《易经》，真宗尝令直讲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都是坐讲。立讲之仪，只起于仁宗时明肃皇太后之意，非祖制也。此可见祖宗尊儒重道不以势分为拘，诚旷古之盛节，昭代之美事，岂独子孙所当遵守，实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见人主稍自谦损，便以为亵尊，是徒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所以尊之之道也。盖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人君惟讲学亲贤，使道德益高，则其尊益至，故以道德责成于君，乃为尊君之至也。若只以势位论之，则其崇高已到极处，尊严已到至处，不可复有加了。区区堂陛之节，乃其分所固有，何足以尊其君哉！”又说：“天下至重之任有两件：一是宰相之任，一是经筵之任。宰相佐天子理万几，得其职则天下治，失其职则天下乱。是天下之治乱系宰相也。经筵乃辅养君德之地，养之善则君德日就，养之不善则君德日非。是君德之成就责经筵也。”
夫经筵之任，与宰相并重如此，则虽坐而讲读，岂为逾哉！然君德虽责经筵，而朝夕纳诲未尝不系于宰相也；治乱虽系宰相，而端养化原，未尝不系于君德也。人君知此而亲贤讲学，与躬行实践，并行而不废焉，则道德有于身，而至尊至贵，又有出于势位之上者矣。万世太平之业，岂外是哉！
会夏暑，权罢讲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干富贵。且凡人之进学，莫不于少时。今圣质日长，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窃为陛下惜也。”
史臣记：哲宗在位时，适因夏天暑热，传旨暂辍讲筵。著作佐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天下之治乱在君德，君德之成否在讲筵。今陛下辍讲，必谓暂时优闲，未为大害。然今日之学与不学，乃他日之治乱所关，非细故也。陛下若好学，则圣志清明，君德日进，天下之贤人君子皆欢然欣慕，以为圣君在上，无不愿立于朝，或敷陈正言，或修举正事，皆以直道事陛下，而辅佐德业以致太平，天下自此治矣。陛下若不学，则无义理养心之助，无贤人夹辅之功，天下之小人皆谓有隙可投，而动其不肖之心，务为邪佞谄谀以干富贵，苟可以蛊惑君心、浊乱朝政者亦无所不至，而天下自此乱矣。且学者难进而易退，时者难得而易失。人之进学莫不在于少年之时，盖以情欲未开，志虑专一故也。今圣质日长，正当汲汲学问之时，岂可一日放过。若失今不学，臣恐数年之后，情欲渐广，志虑渐分，必为他事所夺，不得如今日之专矣。臣窃为陛下惜此光阴，须及时勉学可也。”
范祖禹此言，明白痛切。至于虑“数年之后，恐不得如今日之专”，尤当深省。夫人方年少，未尝不谓将来之日尚多；至于长大，未尝不以少年失学为悔。苟有远虑，则所以爱惜光阴者，宜无不至矣。
以苏辙为御史中丞。时熙、丰旧臣争起邪说以惑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此辈若返，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有理。”调停之说遂已。
噬脐，是以口咬脐，势不相及，比喻事势已成，救之无及的意思。
哲宗以翰林学士苏辙为御史中丞。是时正人在朝，新法尽革，把熙宁、元丰年间神宗所用的旧臣一概摈斥不用。于是失志之人怨入骨髓，乃捏造不根之言以离间朝廷，摇惑在位之士。宰相吕大防、刘挚恐激成大变，心甚忧之，因奏请太皇太后欲稍稍引用一二旧人以平夙怨，使两下和解，叫做调停之法。太皇太后心中疑虑不决。苏辙深以宰相之议为不可，乃于太后前面斥其非。又退而上疏说：“君子小人，道各不同，其势如冰之与炭不相容入，若同处一朝必至争竞。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也？小人贪着利禄，忍得耻辱，虽被人排击，不肯便去；君子洁己不污，守义不屈，少或沮之，即引身而退。今君子所以得安其位者，幸不与小人同处耳。此辈若返旧位，必将乘机肆毒，戕害守正之人，渐复熙宁之法，以快其私忿。小人安得不胜，君子安得不败乎！夫人臣被祸害止一身，犹不足言，所可惜者祖宗之基业，朝廷之法度，一旦为小人所坏，可为寒心耳。愿陛下为祖宗朝廷万世之虑，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致后来击之不去，救之不能，有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深自感悟，谓丞相说：“苏辙疏中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夫邪正岂可兼用，其言极有理。”于是宰相皆同声和之，调停之说，遂罢不行矣。
夫国之有小人犹田之有莠，芟之尚恐不尽，况复引用，则蔓延之势益难图矣。汉时陈蕃、窦武协心同力，而不免党锢之祸；张柬之等方中兴唐室，而武三思一得志，即相继窜移，皆除恶未尽之故也。苏辙之言，盖监于此。惜乎哲宗不悟，卒致群邪害正，而汉、唐之祸复见于绍圣、元符之间，可为永鉴矣。
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可不畏哉！太皇内决大策，拥立陛下，斥奸邪，抑侥幸，九年之间，虽德泽深于天下，然失职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离间之言，不可听也。”
元祐八年十月，是时太皇太后高氏既崩，哲宗初亲政事。旧朝乱政的小人，久被斥逐，都要夤缘起用，人情汹汹。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疏，大略说：“陛下临御以来，赖太皇太后主持调护，得以坐享太平。今太皇太后宾天，陛下初揽庶政，延见群臣，访求治理。今日不是寻常的时候，乃宋室隆替之本原，社稷安危之机括，生民休戚之端倪，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界限。上而天命之去就，下而人心之离合，皆在此时。一念正，则延无疆之休；一念偏，则贻无穷之祸。可不兢兢业业深加敬畏哉！昔先帝晏驾之时，中外危疑，赖太皇太后以至公之心，决定大策，拥立陛下，又斥退奸邪以正朝廷，裁抑侥幸以清左右，九年之间，兴利除害，海宇清宁，德泽之被于天下者深矣。然而先朝小人失职怨望者亦多。臣料今日必有小人捏造邪说以惑圣听，说：‘先帝孜孜图治，所行的都是正事，所用的都是正人。太皇太后只宜件件遵守，不当更改先帝之政，斥逐先帝之臣。’这等的说话皆非忠言，乃欲离间陛下，构起衅端，以开群邪进用之门耳。陛下宜审察之，不可轻听也。”
大抵小人心怀不测，舌辩难穷。苟欲遂其私，则离间人之骨肉而不顾；苟欲行其说，则倾败人之国家而不惜。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祖禹此言，至为剀切，而哲宗不悟，卒至奸邪柄用，国事日非。谗间之说一行，则祸乱之关已启，岂非万世之鉴哉！
“陛下初立，上书言法不便者万数。太皇因人心之欲改，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亦以众言逐之，皆上负先帝，下负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奸言进者，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若稍入其言，则奸言继进，万一追报之礼少有不至，于太皇圣德无损，而于陛下孝道有亏。今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故不可不谨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将复误陛下，天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范祖禹疏中又说：“陛下初即位时，中外臣民上书言新法之不便者至有万数。太皇太后因人心之所欲改，与陛下同改之。盖出于天下之至公，非一人之私意也。夫既以法为病民而改之，则当时立法之人，与附和而行其法者，自然有罪当逐。太皇太后亦因天下人心之共愤而逐之。盖此辈皆诬上行私，蠹国害民，上负先帝知遇之恩，下负天下仰望之意，罪不容诛者也。太皇亦岂以私意逐之哉！愿陛下清心察理，鉴太皇忧勤保国之心，烛群小挟私兴谤之故，敢有以离间之言进者，重处一人以警群邪，则小人自知慑服，朝廷帖然无事矣。若陛下一不主持，稍入其言，则奸言望风而兴，凡可以上诬太皇而阴间陛下者，必相继而进。万一陛下追报太皇之礼少有未至，于太皇圣德固无所损，而于陛下孝道则大有亏缺，所系岂小小哉！今陛下初揽万几，人怀观望，正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不可不谨防之也。此辈昔日既上误先帝，今又结党窥伺，将复误陛下。天下事被此辈破坏久矣。以太皇十年之培养尚未全复，岂堪小人再坏之耶！”
按哲宗以冲年践祚，赖太后同政，信用诸贤，故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及太后一崩，而群奸窥伺者望风而至，虽以祖禹辈之极谏而不能阻章惇诸人之频进，议论纷纭，国是不定，以致国家破坏，卒不可收拾，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按元祐中，帝御迩英殿，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帝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帝深然之。
史臣记：元祐年间，一日哲宗御迩英殿，宰相吕大防等侍侧，因奏说：“本朝祖宗家法极多，立得规矩最好。前代人主事母后，朝见有定期，情礼疏简。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朝见，以尽昏定晨省之礼。此事亲之家法也。前代大长公主入宫则行臣妾之礼，是以姑拜侄。我朝仁宗皇帝以侄礼事姑，不敢少慢。此事长之家法也。”哲宗说：“今宫中姑侄之间，见行家人礼，尊仁宗故事。”大防等又奏说：“前代宫闱之内，多不严肃，致多秽德。我朝宫禁严密，内外肃清。此治内之家法也。前代皇亲外戚，多于预政事，致有擅权乱政害国亡家之祸。我朝母后之族，但荣之以爵禄，并不委任政事。此待外戚之家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竭民财力以作无益。我朝宫殿止用赤白二色，并无五彩辉煌之制。此尚俭之家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近地，出入必乘舆辇。我朝祖宗皆从内廷步行出到后殿，宫中无乘舆之制。此勤身之家法也。前代人主在宫禁中适情自便，冠服多苟简非礼。我朝祖宗以来，燕居独处，必正衣冠，尊瞻视，依礼而行。此尚礼之家法也。此等都是祖宗以来世守之家法，故家齐国治，累世安享太平，皆由于此。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之君，但尽行祖宗家法，即为守文之令主，而足以治天下矣。”哲宗深纳其言。
按宋之立国规模不及汉、唐，而家法则远过之。若吕大防等之所宣述，皆修身齐家要务，诚其子孙所当世守也。
徽宗
徽宗皇帝，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无子，佶以端王继统，在位二十六年。
以朱勔领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初，蔡京过苏州，欲建僧寺阁，会费巨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语之。居数日，冲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器其能。逾年，京召还朝，遂挟冲子勔与俱，窜姓名于童贯军籍中，皆得官。帝颇垂意花石，京讽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增加，贡五六品。至是渐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州，命勔总其事。
应奉局，是供应上用衙门。花石纲，是管运花木山石的领头。
这一段是记宋徽宗崇信奸回，纵欲害民的事。
崇宁四年十一月，徽宗新设应奉局于苏州，以朱勔领之，就教他兼管解运花石的领头。史臣因叙花石纲根由及朱勔所以进用的缘故，说：初，蔡京未入相之时曾过苏州，要于僧寺建一佛阁，估计支费该用钱巨万。僧说这工力艰大，非得郡人朱冲干办不可。蔡京随即唤朱冲来，以此事托之。数日之间，朱冲便请蔡京到寺，看度建阁的地基。及蔡京到寺，已有大木数千株堆积庭下，可以建阁。于是蔡京以朱冲干济敏给，才力过人，堪备委用。次年京被命还朝，遂将朱冲并他儿子朱勔，一同带到京中。时童贯为熙河等处经略使，用兵于西边上。蔡京就将朱冲、朱勔父子姓名诡窜入童贯军籍中，后皆冒滥军功，得授官职。是时徽宗怠于政事，颇留意于花木山石之好。蔡京乃教朱冲密地采取浙中所产珍异之物以进。初间止进黄杨树三株以窥探上意，徽宗果甚喜之。以后便年年进贡，加增至五六样。至是所进益多，用大船装载，前后连续不绝，以百千计，从淮入汴，运到京师，号为花石纲。因置应奉局于苏州地方，命勔总管其事。
此应奉局、花石纲皆自古所未有之事。史臣叙之，见宋之所以亡也。大抵小人欲盗君之权，必先中君之欲，使其心流连于**乐而无忧危之远图，使其身羁迷于玩好而无清明之暇日，然后得以纵其恶而无忌矣。蔡京之于徽宗，正用此术。是以明主必清心寡欲，以端治原，则小人无所投其隙矣。
勔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于是搜岩剔薮，幽隐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帊覆之加封识焉，指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破产，或卖子女以供其须。斸山辇石，程督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以目相视。
粮饷纲，就如今运粮的船。篙工柁师，是驾船的人。
朱勔既奉朝命，总领应奉局，遂恣意购求花石，指供奉为名，动支内库钱粮，就似囊中取物一般。每一取，辄以数十百万计。于是岩穴薮泽之中，无不搜剔，虽幽深隐辟去处也不放过。凡士民之家有一块石，一根木，稍稍可玩者，即带领健卒径入其家，用黄巾帊盖上，加以封识，指为朝廷御用之物。又未即取去，着本家早晚看守。一或不谨，小有损伤，便加以大不敬之罪。及发行时，必撤毁房屋，抉破墙壁以出。人家不幸有一物小异，都指为不祥，惟恐芟除不速，致受其累也。百姓每为这差使，中等人家都破**产业，或至鬻卖子女以供其费。如山上有奇石，就令人凿山取之，用车搬运，催督工匠，极其惨刻。虽在江湖不测之渊，也千方百计取之，务要得了才罢。及装载入京，船只众多，至将各道粮船都截住不行。又四散捉拿商船，将贡物安放暴露于上。篙工柁师，因而恃势贪横，凌轹所过州县。道路观者不敢出一言，只以目相视而已。
夫人主以四海之富，垂意一花石，似无甚害。乃其弊至于耗国用，竭民财，敛天下之怨，何哉？盖人主一有所好，则小人争致奇美以中其欲，而取用必多，征求必广，其势必至此极也。昔魏明帝起土山于芳林，正与徽宗之事相类。然两君皆立致丧乱，曾不得终享花石之乐。人主推此而观其嗜好，可不慎哉！
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怀奸植党，威福在其手中。托绍述之名，纷更法制，贬斥群贤。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滥，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因睹帑藏盈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及彗星见，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罢之，而免京为中太一宫使。
遥郡刺史，是不到地方，但遥领各州刺史的职衔。
徽宗崇宁五年二月，宰相、司空、右仆射蔡京有罪罢免。史臣因叙他罪状说：蔡京在朝，心怀奸恶，广植私党，窃弄国家刑赏之柄，作威作福在其手中。以绍述熙宁、元符之政为名，将朝廷制度纷纷更改。凡一时贤人君子，目为党人，贬斥流窜，死亡略尽。增修聚敛财利之政，务在剥民媚上，以**侈华靡之事迷惑人主，每常将《周礼》中“惟王不会”一句借为口实。盖《周礼》中载周时制度，凡诸司费用钱粮，每岁终则会计其多少，惟王之所费则不会计，不敢以有司之法制王也。然虽不会计，却自有九式定制，不是**然无节。蔡京要阿奉徽宗，乃妄引圣经以恣其欲。又每论及前朝圣帝明王惜财省费之事，则曲加诋毁姗笑，以为鄙陋，不能以天下自奉。至于土木营造之工，都要极其宏丽，度越前人之规制，而震耸后人之观瞻。是时天下太平日久，官秩冗滥。如各路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兼学士与待制衔的官，在京在外至百五十员。其耗财扰民无有纪极如此。京因见库藏充溢，遂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说王者当这等极盛之世，百凡规模都宜恢弘阔大，以明示得意。故其视官爵财物，略不爱惜，如粪土一般。不但百计巧取的四方物货浪费尽绝，并将累朝祖宗之所储蓄皆扫地尽矣。及是彗星出见，徽宗始悟其为奸。于是下诏，凡蔡京之所建置，如诸州供奉之物，方田之法，党人之禁，一切都停革，并免京为中太一宫使，罢其宰相职事。
按宋室之乱，始于哲宗之相章惇，成于徽宗之相蔡京。今因大变而黜京，宋事犹可为也。乃未及一年，而京复入相，迄于颠覆播迁而不悔，何哉？徽宗侈忲自恣，宴安成性，徇于耳目玩好之事，溺于流连荒亡之业，始终皆蔡京引诱赞成之。蔡京一去，则承顺无人，徽宗之心必有寂然不乐者。是以明知其作奸误国，天怒人怨而终身不能去也。可为万世之永鉴矣。
以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初，挺之首兴边事，用兵累年。至是帝临朝语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拏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
徽宗召中太一宫使赵挺之复为尚书右仆射。挺之在朝专务迎合上意，初时见徽宗喜好边功，遂首建用兵西夏之议，致夏人进略镇戎，再攻湟州，兵连数年不息，边民横遭屠掠，财力困竭。至是徽宗悔悟，临朝谓大臣说：“朝廷与四夷，但当以威信服之，不可擅生衅隙。衅隙一开，则兴兵构怨，祸患不解，徒使兵民糜烂，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之意哉！”挺之知其意，乃退谓同列说：“主上志在息兵，我等正宜将顺。西方用兵之事，所当止矣。”
按西夏在宋世，自元昊纳款以后，世奉盟约，未有衅端，而挺之与童贯等徼功生事，自启祸阶，误国之罪大矣。徽宗因兵连祸结，知四夷不可生隙，乃不能推类观变，而复听邪说，约金灭辽，自挑强敌，以至国**辱，何哉？盖沉酣逸欲，内鲜谋议之臣，是以颠倒迷谬，轻蹈危亡而不顾也。
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宠衰，帝访方士于左阶道篆徐知常，知常以灵素对，即召见。灵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褚慧等八百余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华吏，盛章、王革即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皆有名。”而己即褚慧下降也，佐帝君之治。时刘贵妃方有宠，灵素以为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甚加宠信，赏赉无算。灵素本无所能，惟召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
温州，即今浙江温州府。浮屠，是僧。淮、泗，即今南直隶、淮安、泗州等地方。王老志、王仔昔，都是方士，蔡京所荐以瞽惑徽宗崇奉道教者也。
政和六年正月，徽宗赐方士林灵素道号为通真达灵先生。史臣叙灵素原籍温州人，少本无赖，出家投僧为师，不守戒律，苦被其师打骂，因逃去为道士。善为妖幻之术，以煽诱愚俗，常往来于淮、泗间，从僧寺中乞丐度日，僧人都厌苦之。是时徽宗崇奉道教，尊礼道士王老志、王仔昔等。及王老志病死，王仔昔术穷宠衰，徽宗乃访求方士于左阶道箓官徐知常。知常遂将林灵素姓名奏荐。徽宗闻之，即时召见。灵素因妄设无影虚言以耸动徽宗，说：“天上有九霄，而神霄是最高的去处，其王者所居，号名为府。其王是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长子，主管南方，别号为长生大帝君，因下界无主，故降生为天子，即陛下是也。长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他有个兄弟号青华帝君，主管东方，今替他带管南方之事。长生大帝君名下，又有左元仙伯、书罚仙吏唤名褚慧等，共有八百余员仙官。今宰相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的化身，学士王黼是文华吏的化身，盛章、王革是园苑宝华吏的化身，枢密使郑居中、童贯等都是有名的仙吏。”林灵素说他本身也就是褚慧下降，都为长生大帝君出世，共来辅佐政治耳。此时刘贵妃正得宠，林灵素因谄奉徽宗说贵妃是天上九华玉真安妃。其言诡怪鄙浅，人皆知其妄诞，无不非笑，而徽宗心为所惑，独喜其事以为实然，甚加宠信，赏赐不可胜算。灵素虽利口狂言，然其实别无本事，只有些小法能呼唤风雷，间或使之祷求雨泽，略有小验而已。
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圣王之世，有左道乱政者杀无赦，岂有亲奉异端，务为妖幻以惑世者乎！昔梁武帝舍身佛寺，而终饿死于台城。今宋徽宗倾信道教，而亦陷没于虏地。二氏所称祸福报应之谈，不足信亦明矣。所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此治天下者所宜审察也。
九月，朝散郎宋昭上书谏伐辽，诏编管于海州。昭上书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怜，异时金必败盟为中国患。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且曰：“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大恶之。
罪人迁谪远方，编籍为民，着地方收管，叫做编管。海州，即今淮安府海州。金，是前代女直夷人国号。
宋自太祖以来，与辽人通好，世世不绝。至是金人乘辽国内乱，发兵攻之，辽主败奔。宋遂用王黼、童贯等议，与金人约夹攻辽，以复燕、云之地。宣和四年九月，朝散郎宋昭以伐辽为不可，上书切谏。徽宗怒其妄言，命革职编管于海州。昭疏中极言辽为中国唇齿，必不可伐；金人如豺狼，必不可亲。今金人所以通好于我者，不过欲借我兵力共灭辽耳。他日得了辽地，便垂涎中国，必将败盟为中国患。此社稷存亡所系，识者无不忧之。而少傅王黼、内侍童贯、秘书丞赵良嗣等方以为得计，力主此议，误国之罪不可胜诛，乞斩此三人以谢辽主，而阴折金人之心，天下幸甚。又说：“祖宗时与辽结好，两国誓书中有言，败盟者祸及九族。列圣相承，世守勿失。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背此信誓，基九族之祸而忘列圣在天之灵乎？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陛下以仁覆天下，河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忍驱之战斗，置斯民于涂炭之中，而使肝脑涂地乎？”王黼见其疏，大恨之，故有海州之贬。
大抵善为国者，惟在政事之修举，而不在土地之广大。向使宋能亲贤图治，保境安民，虽无燕、云，何损于治？徽宗荒废政事，信用小人，忽宋昭之忠言，而信王黼等之谬计，贪一时之小利，而忘万世之远图，卒之燕、云甫复，而金师既至，靖康之祸，举族北辕，岂不深可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