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份。年初美英聯合攻打伊拉克，戰火還沒平息，4月1日，香港著名藝人張國榮就跳樓自殺了。為“哥哥”送行的影迷們，個個戴著口罩，在香港的大街上哭得泣不成聲。送走了“哥哥”，一種名叫“非典”的傳染性病毒在全球蔓延開了。
好久沒有見到丁良了，他總是跟著劇組忙忙碌碌地東奔西顛，而回到深圳，反倒清閑無事了。
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是2002年的聖誕節。在深圳，年輕一代對聖誕節的癡迷程度，絕不亞於我們小時候過大年。
丁良出現在我的麵前時，我幾乎認不出來了，他胡子拉碴一臉憔悴，那個豬毛刷子一樣整齊的板寸頭已亂蓬蓬得不成形狀。他什麽話也沒說，點了一支煙，然後就躺到我的破沙發上，一口一口地吐著煙圈。
我完全看得出來，他一定是受了什麽傷害，等著我說話。可是，他哪裏知道，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了，即使等上一天，我也不會對他開口了。
我給他泡了一杯茶，遞到了他的眼前。他突然看到我的手心手背寫滿了紅黃綠藍各種顏色的字，忽地坐了起來，拉過我的手說：“怎麽啦？你這是搞的什麽名堂？”
我苦笑著搖了搖頭，指著胳膊早已寫好的“不會說話了”讓他看。為了圖方便，我把常用的話都寫在手上臂上，隨時可以很熟練地指出我要表達的意思。
丁良吃驚的程度絕不亞於我當初，他說：“這是怎麽了？你去醫院檢查了麽？你應該去醫院看看。”
我又指了指手背上的“無用”，輕輕地搖了搖頭。
丁良掃了一眼屋子，最後目光盯著某一點呆呆地坐著，坐了很久才說：“這到底是怎麽了？衛大胡子走了，他還那麽年輕，就走了；你又得了自閉症，不會說話了。我現在想找個人罵我幾句都不行。”說著淚花兒就在他的眼裏打開了轉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