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年代

關於回鄉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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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文學作品直麵大眾,任憑讀者去感悟、去評判、去罵娘就行,作者弄幾句告白未免顯得拙劣,但我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去年我曾在一家日報上撰文說:“感謝我的領導不讓我繼續再當比他們更小的領導了”,這才使我有了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更好的心境從事文學創作。坐到電腦前,我毫不猶豫選擇以回鄉知識青年的生活經曆為題材創作我此生第一部長篇小說,算是完成一個夙願。

“知青文學”的熱鬧早已過去。上世紀八十年代,葉辛梁曉聲陸星兒張抗抗等哥們姐們大寫特寫他們曾經的蹉跎歲月,我也曾跟上瞎激動,畢竟我和我的同齡人也以知青自居,回鄉知青也是知青,我固執地認為。到現在,我終回過神來了,此“知青”非彼“知青”,回鄉知識青年與城市下放的插隊知識青年有很大差別。

當年毛澤東主席一聲令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城市知識青年披紅戴花在鑼鼓鞭炮聲中熱熱鬧鬧風光無限地下鄉插隊,而我等回鄉知識青年高中畢業悄沒聲地卷鋪蓋回鄉扛起鋤頭就幹活;插隊知識青年有照顧政策有保護措施最為典型的是農村男性隻要敢和女知青發生性關係就成了“破壞插隊下放”要處以重刑,回鄉知識青年是天生的農民後裔其膚色其衣著其言談其秉性融入廣闊天地很快失卻了特殊性同時也失卻了原有的群體標識;插隊知識青年經過三、五年甚至更短時間的下鄉鍛煉或招工或入伍或上學最終一股腦回城真正留在鄉村的屬鳳毛麟角,回鄉知識青年除少數幸運者外大多數仍然繼承父輩衣缽終生從事種莊稼栽果樹的原始勞動終生享用被插隊知青視為煉獄的生存環境;插隊知識青年作為被全社會關注的群體可以大聲疾呼冤屈冤枉可以爭取種種權益時至今日還能理直氣壯要求國家社會給他們老年階段的生活予以關心和照顧,回鄉知識青年缺少群體標識更沒有人為之代言所以隻好被遺忘隻能在社會底層自生自滅一直到作為曆史概念在不久的將來消逝得不留任何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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