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向梅主席提出要當辦公室主任的要求，那是因為她覺得自己具備了這個資格，具有了這種能力，擔任那個職務是瓜熟蒂落的事情。而這次她想要擔任的是副主席的職務，是副科級幹部。她在正股級幹部的位置上幹了還不到一年，而且並沒有做出什麽拿得出手的成績，她覺得現在提這個要求可能有點太早了。當然，最重要的是，副科級幹部和正股級幹部之間有一個質的飛躍，要想漂亮的完成這個飛躍，就要付出應有的代價。陳婉淩並不是付不起這個代價，也不是不想付這個代價，而是付不“出”這個代價。她內心那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的清高在作怪，父親二十幾年來的儒家思想教育在作怪，一個女性天性中的羞怯在作怪。陳婉淩徘徊在行賄與否的邊沿，像在一條冰河與一片火海的交界處行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當馬原掏出那個裝著鈔票的信封時，陳婉淩的內心確實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震**。這樣的情景對於她來說是那樣的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在影視劇和人們的口口相傳中經常涉及這樣的事情，陌生的是在人生真實的經曆中這對於她來說還是頭一次。她固有的驕傲和自命不凡讓她對這種庸俗的做法產生了本能的排斥，可是當馬原把信封收起來的一刹那，一幅光明的前景仿佛在她麵前緩緩關閉，變成一片陰霾的荊棘地。她在得失之間反複權衡，最終做出了“賭上一把”的選擇。
陳婉淩拿出自己所有的積蓄，共一萬五千元，另外謊稱朋友買房子，向父親借了五千元，湊齊了兩萬元，拿婦聯公用的信封裝了，塞在隨身挎包裏直奔梅主席的居所而來。
當陳婉淩懷揣兩萬元賭資站在梅主席麵前時才發現自己並不是一個高明的賭徒，她身上缺少了一個賭徒所應有的爽利和豪氣，她變得猶猶豫豫、鬼鬼崇崇，還沒開局就先怯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