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惠年當然沒離開廣州。這時候，他在街頭一家很小的打字文印社裏正忙活著哩。多年的中央黨報記者生涯，多年的高層政治生活磨煉，他當然很清楚，自己此次去香港做的這個調查研究所得出的一係列結論和有感而發的建議，帶有多大的爆炸性和顛覆性。他想直接通過新華社的內參，把這些所見所聞和思考結果，“直達天庭”。這樣做的原因，一方麵固然是希望能早一點讓中央得知他這個“小記者”的調查所得；另一方麵，也是不想連累走正常程序的過程中必然要牽扯的其他同誌。正因為有這樣的考慮，在宋梓南家，一旦感覺到這位平時充滿**、又敢想敢做的省委副書記多次對他的那些思考顯露出要謹慎從事的跡象，他立刻改變了原先那個要請他幫忙的想法。他真的不想連累任何人，更不想勉強別人。而經驗告訴他，這份報告是有可能連累別人的。丟官、“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坐牢，都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離開宋家的時候，他悄悄地取走了報告，然後又做出了個大膽的安排：他要找個地方，秘密地把這份調查報告一式三份地打印出來。一份留在家裏存底，萬一出事了，也可據此向曆史有個交代；一份按組織手續，呈報記者站領導；最後一份，他要帶到北京去，直接找新華社內參組，還是要爭取讓它“直達天庭”，以求一逞……
這一家街頭文印社實在是小得可憐，總共隻有兩台老式的檢字式的打字機，兩個年紀不大的女孩兒埋頭在昏暗的燈光下，“啪嗒啪嗒”地打著字。另外兩個人在使用一架同樣老舊的推筒式油印機，在油印。為了保密，應唐惠年的要求，窗戶上蒙上了一層很厚的窗簾。在場所有的人都顯得很疲倦，應該是連續工作了一個晚上了。
那兩個打字的女孩兒終於打完了最後一頁，幾乎要癱在椅子上了。一個文印社負責人模樣的男人忙接過這一頁蠟紙，把它夾到油印機上。唐惠年則開始去收集那些印過了的蠟紙和印廢了的紙頁，把它們一一放進一個舊鐵桶裏，點燃後燒了。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跡，讓人知道，他在這兒打印過這樣一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