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七一剛過，我打工的那家鞋廠，一夜之間不但值錢的機器設備消失了，就連滿倉庫成品的皮鞋也消失了。工人們都以為廠子被盜竊了，可心急如焚地跑到老板的辦公室，才發現辦公室裏已經人去屋空。我們這才發現是老板跑了，他拖欠了工人整整四個多月的工資。工人們愁眉苦臉地守著車間裏剩下的那堆半成品和牆角堆積的那堆一文不值的鞋料亂了營，有的說到派出所報案，有的說死守著別離開，看他跑了和尚還能跑了廟，躲的過初一還能躲的過十五。於是我們都懷著僥幸的心理望眼欲穿地等待著老板的出現，死守著廠區不離開，吃喝拉撒睡統統在廠子裏。可7月15日一大早我們所有的工人便被警察堵在宿舍裏，原來連廠房都是那黑心老板租的，還欠著房東整整一年的房租。房東怕攆我們，我們鬧事，隻好報了警。警察最後通牒地告訴我們說：“明天上午10：00必須全部離開這裏。”警察走後，有的工人開始絕望地哭泣，有的忿忿地詛咒黑心的老板不得好死。
在這幾十號的打工者裏麵，王秀芬是我唯一的老鄉。平日裏平安無事，也顯不出老鄉的可貴。一下子出了這麽大的事，王秀芬自然便把我當做了她的主心骨。王秀芬屬豬，我屬雞，我比她大兩歲，所以我就像哥哥一樣義不容辭地安慰照顧著我這個無依無靠的老鄉。老板逃跑前王秀芬和他預支了100塊錢，不然我們隻好喝西北風了。
7月16日，王秀芬抓著我的手眼淚汪汪地說：“秦河，我們回家吧。”我堅決地道：“不回，我就不相信他會蒸發了。”我發誓我一定要找到那個黑心的老板，哪怕掘地三尺。王秀芬默默地跟著我，離開生活工作了三年的鞋廠。
7月的張家口炎熱而幹燥，王秀芬跟著汗流浹背的我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我們必須先找一個可以安身的住所，否則我們就隻有睡在大街上。可我們倆人的錢加起來也不過100多塊人民幣，所以租房子簡直想都不敢想。就算房東憐憫我們預收我們一個月的房租，也要5、60塊。可我們吃什麽喝什麽，就算喝西北風，炎熱的7月裏，老天爺也不會給我們刮的。當我們走到清水橋頭的時候，我的眼前一亮，很多粗大的下水管靜靜地躺在清水河邊的馬路牙子上，其中有幾根還口對口緊挨著。我興奮地說：“秀芬，我們有地方住了。”王秀芬疑惑地望著我，一時間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把簡單的行李往下水管上一扔再也不想挪不動步了。王秀芬圍著粗大的下水管轉了一圈明白了我的意思，她不無擔憂地問我：“晚上安全嗎？”我拍著自己並不寬闊的胸膛說：“有我你怕什麽。”王秀芬猶豫了半天還是難為情地說：“要不我們租一間房子吧，反正我還有100塊錢。”我嚴肅地告訴她，“秀芬，100塊錢什麽都幹不了，非常時期，我們必須節省最後的100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