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用電腦鍵盤，碼完長篇小說《紅黑一步間》三部曲最後一個字根和標點符號時，宛若鴨子湖的老牛，拉著滿載湖柴的大木軲轆長脖子牛車，吃力地爬上長江大堤陡坡，卸下肩上的軛頭和纜繩，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深深地感到碼字這活兒，實在不輕鬆。由此，我更加敬佩那些生活在無電腦、無網絡時代，一筆一畫爬格子著書立說且著作等身的文友們。
盡管碼字十分辛苦，但始終不能弭除我時常想用文字碼砌一本方磚厚度書籍的野心。也阻擋不了我欲把整部書稿當作撣子，來拂去我心靈上的塵埃或遺憾；欲把每個章節當著獎狀，來資勵我曾為十年南粵客的憂愁或喜樂；欲把每個標點符號當著香燭，來哀悼我逝去的折騰或荒唐。油然，也就有了理應享受含飴弄孫天倫之樂的花甲之年，又邯鄲學步擠進了文學這座“獨木橋”。
鸚鵡學舌不易；照貓畫虎亦難；盲人摸象更苦。幾年來，當我把腹稿多年的“紅黑一步間”三部曲片言碎語，拚接成可視化的文本時，遠遠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樣簡單。幾經周折，險些放棄。期間，有開車打瞌睡的安全隱患；也有電腦係統發生故障，導致已完稿的部分章節數據丟失的徒勞。之所以最後能堅持錙銖積累地碼完六十萬言漢字和每一個標點符號，然因我從小就有一個寫書的中國夢，成年後又有一段坎坷的人生路。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在家鄉的富強大隊來興中小學上小學。學寫記敘文時，寫過一個一心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農村幹部。記得他姓寧，是大隊副主任，三十歲出頭，頭發已花白。我在作文裏用“年輕的白發老人”這七個字定格了他的形象。當然得打雙引號，不然就成病句了。語文老師兼班主任錢子烈先生，在全年級的作文講評時，把我誇獎了一番。後來，錢老師家訪時，又跟我奶奶黃氏說了一些讚揚我作文寫得不錯的溢美之詞。我奶奶信以為真，在生產隊裏逢人就炫耀：“我臘狗孫子將來是靠筆杆子吃飯的。”就是奶奶這句話，讓我夜郎自大，開始萌發著書立說的妄想，這就是我最初的文學夢。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文學的子醜寅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