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失守與呂文煥降元，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宋元之戰的轉折點，由雙方相持向元軍全麵進攻變化，已注定了南宋敗亡的必然結果。
從天時來講，忽必烈建立“大元”國號，標誌著蒙古國已脫胎換骨，改變了原來以蒙古貴族為主體的單一民族國家性質，而成為包括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統治區域內各民族上層統治者結成的國家利益共同體，以一統天下為己任，要建立中國傳統經典《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北山》裏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的世界定於一尊的中央大國。
從地利來講，蒙古國本土擁有整個中國北方，地域遼闊，加之四大汗國，幾乎占領了當時亞洲大陸最主要的土地，對南宋而言，北至淮河，西到四川、雲南，皆在蒙古軍隊的占領之下或攻戰之中，樊城、襄陽一失，則東南廣大的地區全在蒙古軍隊的虎視熊睨之下。
從人和而言，自成吉思汗晚年以來，蒙古政權在滅金、夏過程中，吸納了北方劉、張、史、郝、許等許多漢族大地主和知識分子。尤其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後，許衡等大儒獻實行“漢法”的計策，元朝皇帝在國家治理方麵采取了很多安定人心發展經濟的措施，北方人心穩定，而南方迫於強大的元朝軍事壓力和連年戰事，也是人心思變，呂文煥家族在南宋統治集團內部有著強大的影響力，是南宋統治集團最重要的力量，呂文煥作為呂氏家族繼呂文德之後最有影響的人物，他的降元具有指標性意義。因而，元朝君臣特別重視呂文煥投降這件事，對他隆禮有加。
呂文煥對阿術說：“襄陽城我算是交出來了，對宋而言，我有失城之罪，對元而言，我是敗軍之將，現在進退維穀，城中軍民生命算是保住了，可我想回家鄉做一個老百姓也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