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短短的一夜，我們兩人談了許多許多，當然，他講了在我離開後雷公嶺村在改革開放中發生的巨變，村裏又添辦了許多小工廠，例如榨粉廠，碾米廠，竹木加工廠。他告訴我，他不準雷公嶺村分田到戶，他說根據雷公嶺村的特殊情況，分田到戶隻能是弊大於利，他隻準搞責任到人到戶的管理模式或方法。他說，分田到戶必定會使得集體經濟與利益等許多方麵的資產和資金遭到了流失和破壞，叫許多方麵在倒退或滯留。分田到戶必須要根據各地方的情況不同，因地製宜而定。現在，根據咱們雷公嶺村的情況，那裏可很不同，田少人多，又有這麽多小工廠，還有這麽多養殖種植的專門企業。而且這些都是贏利的。如果說盲目一並地把一個養蜂專業隊進行分到戶，這怎麽來分？把竹木管理的山頭分到戶，就會讓大家沒有計劃地亂砍濫伐，造成生態失常；把集體經過多年努力奮鬥與探索種植出來的藤梨基地來一點一點一塊一塊地分到人後，這就不但很麻煩，而且還在分散中破壞了。這樣除了沒有科研人員去指導著種植外，還可反而會將那基地破壞得一塌糊塗。我們的野花野果釀酒廠，如果分到戶的話，人人去爭著野花野果去釀酒的話，哪有這麽多野花野果？到後來，我們連雷公嶺酒這張全國著名的商標也會失去的，還有，那野狼野豬的養殖基地，如果一分到戶的話就會前功盡棄的。還有我們所有的村辦企業都是贏利的，沒有一處地方是虧本的，如果我們把它們破壞了，這將是一個大的痛心的損失。他說我們經過反反複複考慮了再三，也反反複複通過試驗，社員們也再三要求村裏一定要繼續走好集體化的道路，我們才這樣做出決議的。對，哪雙鞋合足就穿哪雙，不能大家隻製統統一個模式的鞋，不能與其他地方一樣，我們決定了在原有的村隊這一集體化管理模式的基礎上來進一步深化管理，責任到人到戶，不搞千篇一律的做法，不搞千篇一律的分田到戶。最後，我們再深入更細致地改革。方案是：形式上分配上還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道路，也就是各個行業仍然是以集體機構管理為主，堅持集體領導，但在細致的管理上一定要打破大鍋飯，鐵飯碗，做到責任到人到戶，人盡其責。充分調動每個人的能動性，積極性，特長性，提倡多勞多得，多勞多獎，大力推行工資和獎金掛鉤——每個社員的勞動都發工資，我們已實施了六七年了，把基本工資確定之後，再確定獎金。這樣一來既能讓每個人別指望著一直去吃婆婆的奶，又能使大家做到走村人共同富裕的路（有特殊情況的人或戶又去做特殊的解決），消除貧富兩極的分化，更能保住好了原有的集體化道路所創造的巨大的財產和財富，並讓其不會得以破壞和流失，去讓少數人去發國難財，發集體難的財——這樣才能做到使集體化的道路得以保住，又能使開放改革得以很好地進行，二者兼備，其樂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