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官場情結，所以官場文學便應運而生，當腐敗成為全國人民深惡痛絕的一種社會現象時，一批關注現實、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為了再塑良知和正義，創作了一批揭露腐敗現象的文學作品，這就是官場文學產生的背景。目前官場文學的狀態是既有激濁揚清的嚴肅文字，也有揭露官場黑幕的獵奇作品，更有功利性的做官秘訣、做官指南，總之是魚龍混雜。當然，要想寫好官場文學作品並不容易，需要作家有豐富的生活底蘊和政治成熟度，更要有對整個社會曆史和現實洞若觀火的能力，最主要的是要有勇氣觸碰那些最堅硬的問題。
其實按題材給小說分類很荒唐，怕是隻有中國如此分類，翻看世界文學史，都是按作家對文學的貢獻進行分類的，於是才有了異彩紛呈的眾多主義和流派，比如普魯斯特為文學貢獻了意識流，福爾斯為文學貢獻了開放式結尾，巴爾加斯?略薩為文學貢獻了結構現實主義。這個名單可以拉得很長。隻可惜翻開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史，我們發現沒有任何“主義”、“流派”是中國作家創造的，究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由於中國文學在敘事藝術方麵一直走重複和模仿的路子，包括所謂的先鋒派，也不過是在國內先鋒而已，根本沒有逃脫重複和模仿的窠臼。如果非按中國的這種分類，那麽巴爾加斯?略薩的很多作品都是官場小說，比如《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等。不光是巴爾加斯?略薩，契訶夫的《一個小公務員之死》、《變色龍》等都算官場小說，隻是這種偉大作品在中國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