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我終於把那套房子買下來了，錢是借可智的，可智說，不用還了，那本來就是你應得的。
按照掛曆上的黃曆，我挑了個“宜出行、遷徙，大吉”的日子，把自己和楊波“遷徙”了過去。
本以為楊波脫離了她曾經說過的那種“拚湊起來的家”的生活，我們倆的感情會好起來，可是我想錯了。
事情的起因還是一個錢字。四月份的某一天，我正在家裏跟楊波商量著想要一個孩子，應該怎樣有技巧性地搞“江湖義氣”的時候，王東來了。王東說，大事不好了二哥，運管處的人把咱們的車給扣了，說咱們屬於非法營運，要把車沒收，怎麽辦？這事兒我還真的疏忽了，年前蒯斌就提醒我說，前幾天他跟運管處的梁主任一起喝酒，梁主任模棱兩可地說，你夥計張寬很不開麵兒啊，有些事情你得點一點他。蒯斌說，他剛從監獄出來，對這個行業不熟悉呢。梁主任說，他的那兩輛車屬於報廢車，這倒還沒什麽，關鍵是手續不齊全。聽了蒯斌的話，我想，過了年一定把手續辦齊了，車也大修它一次。可是一疏忽，我竟然把這事兒給忘了。怎麽辦？我哪兒知道？給蒯斌打了一個電話，蒯斌在海南，暫時回不來，讓我等消息，他給梁主任打個電話試試。不多一會兒，蒯斌回了電話，就四個字：公事公辦。我懵了，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
那些天，我像一隻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可是沒用，五月底，路路寬貨運公司徹底關張。
沒了事情做，我連“掂對”家冠的心思都沒有了，脾氣也變得越來越暴躁，甚至有些不可理喻，一點小事兒就發火。
王東整天“靠”在我們家，陪著我幹瞪眼，楊波一回家看到這番景象就煩，盤子和碗幾乎全裝飾了樓下的馬路。
我讓王東離開我，王東丟下一句“我會看到你重新崛起的”，走了，去了麻三的“鐵匠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