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36年的交集中，孫家鼐與翁同龢不僅同朝為官，而且同為帝師，長期在一個地方辦公，當時，“維時衝人踐祚，母後臨朝，強敵憑陵，國勢漸弱，士大夫言變法，新舊交爭，漸成門戶之見。”⒄他倆非但沒有成為“政敵”，反而建立了深厚友誼。無論是放在晚清政壇，乃至於放在古今政壇上，都是堪稱人間佳話。
一、交往頻繁
翁同龢酷愛記《日記》。從鹹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開始，到光緒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一周後，翁同龢逝世)，46年間，幾乎是寒暑無阻，逐日記錄，留下了豐富史料，被譽為“晚清三大日記”之一。在《日記》中，翁同龢不僅記錄當日天氣、朝廷大事、讀書心得等，還記錄了與親友、同僚的交往。其中，記載孫家鼐高達800餘次，有時，一年交際就有三四十次之多。
《清史稿·列傳·孫家鼐》記載，“家鼐簡約斂退，……閉門齋居，雜賓遠跡，推避權勢若怯。”是個不愛交際、不**際的官員。他一生能與翁同龢交往如此頻繁，充分證明，兩個人的交情非同一般。
二、經常推杯換盞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大都是通過聚餐這個平台進行的。能吃到一塊，才有可能說到一塊。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而能說到一塊，才會好到一塊。對此，《翁同龢日記》中幾乎每年都有比較詳細地記錄：
1879年5月11日，“邀請岑彥卿小飲，孫燮臣、徐頌閣等作陪。”⒅
1891年2月20日（光緒十七年正月十二日），晴，極暖，午後陰。……（翁同龢）“是日邀請數客，申初坐待福相至，酉正畢，談至戌正罷，肴尚佳。（參加者）李中堂（蘭孫）、福中堂（箴亭）、麟塚宰（芝庵）、豫大臣（錫之）、孫總憲（燮臣）、徐侍郎（頌閣）”。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