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頭的活兒越來越不好幹了。還真不完全是那家晚報信口雌黃帶來的後果。事實上，這家每期發行量不過十來萬份的報紙在偌大的北京城，影響力非常有限。
否則，身在京城有著讀書看報習慣的馬稚婷，沒有理由看不到。她要是知道了，肯定早就一個電話打給了杜超。
生意不好，一是因為到了冬天，北風那個吹，天寒地凍的，民工也不願意一動不動地坐在戶外；二是接近年關，加上天氣的原因，新開的工地少，民工返鄉的多。
還有件更讓人鬱悶的事，這事多半都是那家晚報惹得禍。那個報道後沒到半個月，北京城一家夥多了好些夾著工具箱穿梭在各工地之間的理發匠。有老北京，也有外地人，反正越來越多人瞄上了這個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的商機。
如此一來，原來兩個人一天十多個小時沒閑著的，如今，一天得跑五六個工地，累累巴巴掙個七八十塊錢。減除房租水電，車馬費再加上吃飯抽煙，基本上就是日日光了。
天生樂觀的老範，也漸漸變得愁容滿麵。兄弟兩個人有時一天也說不上十句話，每天機械地按時出門，回到出租屋吃頓熱乎的麵條，躺到**便呼呼大睡。
日子仿佛沒有一點盼頭，兩兄弟當初的那點**開始慢慢地消逝。兩個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內心深處地那點自尊，他們都知道這種堅持沒有太大的價值，僅僅是為了有個溫暖的地方棲身，再不用為了一日三餐犯愁。不可能發得了發財，哪怕是過上小康的生活。
臘月二十四，小年夜，老天陰沉沉地，像似要下場大雪，室外零下十度。兄弟二人忘了是什麽日子，依舊出門，轉了一天竟然隻接了兩個顧客，其中一個還是往工地上送開水的老鍋爐工，理完了給了他們張百元大鈔，結果沒零錢找，還欠著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