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30日，礼拜天。早八点，已退休的我骑车上路，赶往北京安贞医院，去向一位离休的老战友告别。三天前，一缕壮烈的英魂，依依不舍地脱离了久病的躯壳，过早地结束了他六十七个寒暑的人生。路静人稀，天，昏暗暗，心，沉甸甸。途中，稀疏的雪花轻轻地飘洒，落在脸上、身上，凉凉的，地面渐渐白了起来。告别室外，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众亲、故交，都肃穆伫立，其中有的是从千里迢迢的外地赶来。简单的送别仪式开始了，雪也下得大了。他静静地安眠在摆满鲜花的室内，墙上悬挂的大幅彩色遗像栩栩如生。大家怀着依恋的心情一一向他致敬道别。我将凌晨写在小卡片上的两句话献给了他：
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不遗余力拼搏到底的坚强战士王㐨先生业绩长存
您的献身精神音容笑貌将留在广大科技界朋友们的记忆之中永不磨灭
他的去，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许多回忆。
在我长期从事考古和文物修复、保护生涯中，和老王唯一的一次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是38年前我俩前往长沙，与湖南省博物馆的同志们一道发掘蜚声中外的马王堆汉墓。
1972年4月13日晚，我和王㐨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派遣，乘15次特快列车离京赶奔马王堆发掘现场。14日晚到达长沙，与省革委会文化组、省博物馆革委会几位领导和工地同志见面，了解了前一段发掘进展情况后，又谈了下一步的打算。
4月15日上午，我和王㐨在侯良等同志的陪同下，到马王堆工地作了勘查。这时一号墓已经掘到木椁顶面，椁室结构保存得非常完好，同时发现距椁顶东南角外一米多高处有个盗洞，却停在那里没有再往下挖，否则这座完整的墓就会被毁。随后我们去省革委会会议室，与文化组负责人和工地发掘同志一起研究了下一步工作部署和各项准备。下午，我们这支小小的联军开到现场，进入了战斗岗位。
在这座西汉古墓中，埋藏着未朽的墓主尸身和上千件品类繁多的珍贵随葬品。这批文物深埋地下两千一百多年，处在一种长期黑暗、温度湿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之下，受自身逐渐老化变质和周围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已变得非常脆弱，一旦厚重的棺椁盖子揭开，使它们重见天日，周围环境与气温等会骤然发生巨大改变。倘若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进行安置和处理，出土的器物必然遭受严重破坏甚至毁灭。故此，这次发掘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最终能取得圆满的发掘成果，全在于大家如同打仗时火线上抢救伤员一般，团结一心，一鼓作气，在十分紧张而又有条不紊、随机应变的高速运转中来完成。
大队人马从4月15日开赴工地，一直到4月28日下午吊棺出坑，接着是当晚在博物馆内延续到次日清晨五时的开棺夜战，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大家按照严格的操作程序，一丝不苟地对一层层遗物进行清理、照相、记录、编号，神经处在一种高度兴奋状态而几乎忘记了疲劳，熬红了眼、累瘦了脸。其间也只能缓口气，稍稍休息一下，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下一步的安排，同时抓紧做好摄影、绘图和补充文字记录。
在这次发掘中，王㐨出于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为了挽救和保护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大批珍贵的古代丝织物标本，舍身忘我地和湖南博物馆以及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同志一道，持续苦战了三个多月，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2年5月，王㐨在夜晚冲的彩色底片由于天热、水温过高，有的都起了泡。一天晚上大约9点多钟，老王和几个同志从外面回来，走在博物馆内黢黑的一条小路上时，惊动了趴在路上乘凉的一条半米多长的毒蛇。毒蛇照着老王的脚就是一口，幸亏他穿着一双较厚的布鞋，一下没有咬透，才幸免了一场灾难。后来，这条毒蛇被一位摄影师用树枝抽死，拎回来后被我剥了皮，也算解了心头之恨。
马王堆一号墓巨型帛画的出土，曾震惊了中外文物考古界和艺术界。继帛画出世之后，一号墓墓主人、西汉长沙相轪侯利仓夫人尸体的发现，又成了轰动海内外的一大奇闻。这位老太婆生前绝不会想到，在她死后两千余年，其尊容竟会被万人争睹，又登报纸、又上影视，名闻世界，出尽了风头。好奇之心人多有之，考古工作常常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因为它能使人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都很美，但使人观后会产生不少遐想，并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甚至引发出一股怀古的**，这次马王堆大量珍贵文物和古尸的出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马王堆一号墓发掘中另外一项十分重要的收获，即是出土了品种纷繁的丝织物。国内外许多学者将此墓誉为一座汉代的丝织品宝库，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墓中出土的丝织品种有绢、纱、绮、罗、绵等多种。在西边箱329号的一个衣笥中，即盛放有完整的绵袍、单衣及裙、袜等十四件（双）随葬品。众多器物的出土，大大地丰富了考古学、文物学、科技史、工艺美术史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充分显示了汉代历史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然而，这些丝织物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变迁，出土时的保存状况很不理想。它们的强度极差，几乎一触即破，绝不是能够轻易拿到手的，出土文物的保护任务非常艰巨。对于出土的大量丝织物，当时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进行后期处理：一是利用传统的装裱技术，从背面将一些小块的标本加以托裱；二是利用1971年我们考古所为阿尔巴尼亚修复古羊皮书时研制的一种蚕丝网膜材料，在一些丝织物的表面实行加固；三是吸取了明定陵一些织物用有机玻璃液处理的失败教训，不用任何附加材料，而是用特制的大盒子将一些整件的衣服进行了妥善的封存。这些艰巨复杂的工作主要由王㐨这样的同志参与，出土丝织品的保护工作有可能出现另外的结局。回想70年代后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所大门内以南靠院墙的一排陈旧小库房中，看到过一些50年代初长沙发掘运回的汉代绣花丝织物标本，放在已然散裂的木盒中，上面盖着纸，积满了灰尘，并未做任何有效的保护性处理和及时的整理研究，实在令人遗憾。
1972年秋后的一天，我同王㐨一起去干面胡同拜访夏鼐先生，汇报了马王堆一号墓的发掘工作。夏先生详细地询问了发掘过程的许多细节，以及各类出土文物的处置方法，我们一一做了回答，最后夏先生对这次发掘表示很满意。他认为马王堆的发掘，取得的科研资料是相当齐全的，就清理和保护文物而言，比已往的考古发掘提高了许多，一些棘手的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夏先生的这番评价，并非说马王堆考古在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了，随着时代的前进、经验的积累、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时常会想到以往工作上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存在着今是昨非的现象。
马王堆汉墓，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第二年，即1951年秋天，由夏鼐先生亲自率领湖南长沙调查发掘团，在发掘一批战国及西汉墓时确定下来的，当时发掘团里的成员有王仲殊、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陈公柔、钟少林等先生，可谓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在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发掘之初，我听到湖南省博物馆一位老技工漆师傅讲，1951年夏所长率队在长沙考古时，他曾经参加了那次发掘，当时石兴邦先生曾有过发掘马王堆汉墓的打算，后来大约是因为此墓规模过大、时间不太宽裕、犹豫了好一阵才放弃了发掘。现在想来，这件事也很值得庆幸，在红色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当时科技水平的发挥也受到许多的限制，而且对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经验也还不足。亏了石先生手下留情，才能够把马王堆汉墓的考古推迟了二十个年头，后来才给了王㐨和他的同伴们以大显身手的机会，使得这个地下宝库通过发掘和整理，能够取得更为丰厚的收获。
我以为，从利于古代文化遗产的更为妥善保护和更加有效的开发利用考虑，对于内涵异常丰富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古遗址、古墓葬，挖一个就会少一个，因而，早发现比晚发现要好，晚发掘比早发掘会更好些，一切急功近利，从单纯“挖宝”目的出发的发掘，都应该坚决地受到严厉制止。这样，才会给后代人的考古研究留有更广阔的空间和发挥余地。
我与王㐨去世前一年的1996年，这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才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住房困难，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在一套单元楼内，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的只知奉献不图索取的高尚品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饿肚子坚持工作，他把从嘴里省下来的口粮送给其他的年轻同志；有的同事母亲生病卧床不起，生了褥疮，他去帮助清洗，悉心照料，如同侍奉自己的亲人一般。他由于经常看病，服药，经济上颇为拮据，生活非常清苦，却同我商量把1995年香港出版的《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纪事》一书的一万元港币稿费，捐赠给了大同煤矿展览馆。从这些事情上也反映出他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可贵人品。他小时候只读过几年书，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坚持自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和多项技能，成全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王㐨调至历史研究所任古代服饰研究史主任，1991年被推选为中国博物馆学会古代服饰研究会名誉会长。
王㐨奉命去英国伦敦，夜以继日地拍摄早年被劫掠的数千件敦煌发现的汉文文献，为编辑出版的十巨册《英藏敦煌文献》提供了大量胶片。
王㐨晚年最大的遗憾是体质虚弱、病魔缠身、力不从心，极大地限制了自己才智的发挥，他常深表遗憾地对人说：“我现在（条件）都有了，面对丰盛的宴席，只是没有牙了。”对于一切矢志报国的人来说，这话是一面镜子。
1997年冬于北京东大桥
（丁丑腊月廿八日改定）
2010年11月再次修订
附记：
在《西汉孤魂》的写作与编辑过程中，曾得到王㐨先生竟英年早逝。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考古事业特别是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作出杰出贡献的考古学家，应作者和考古、历史、文物界众多专家的请求，特请白荣金先生撰写此文，以示纪念。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