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乾隆一朝的末期，清帝国衰微迹象已现出端倪。而到了嘉庆一朝，更是暴露无遗，并衰败得越来越不可收拾。由于国库空亏，民不聊生，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许多农民的耕地被巧取豪夺后，便流浪街头，靠乞讨为生。还在这个衰相初露的嘉庆元年冬，北京城一夜之间就冻死乞讨者八千余人。随着历史的推移，几次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整个中华大地浮尸遍地，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就在这样一种江河日下的境况中，朝廷仍未因此削减其建陵经费，依然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地为自己牟取虚荣和浮华。
自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嘉庆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县清西陵区动工兴建，至嘉庆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整个陵寝建筑耗银达几百万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驾崩于热河（今承德）行宫，终年六十一岁。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清西陵昌陵地宫。跟他同葬的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腊氏。
嘉庆帝驾崩后，由他的第二子，时年三十九岁的旻宁继位，年号道光。
道光登基之后，在选择陵址的问题上，对当年乾隆所作“兆葬规制，迭分东西”的谕旨，还是颇为看重的。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于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极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
谕旨降下后，道光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庄亲王等人接旨后，集中一切精力兴建陵寝，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道光皇帝“情殷鉴古”像
为了表示重视，道光在竣工之日亲临东陵宝华峪祭奠，并将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安奉于地宫之中。当道光看到陵寝规制完备，建筑坚固，艺术精湛之时，心中甚喜，并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以户部员外郎升郎中，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对穆彰阿、敬征、宝兴、继昌等臣工均论功行赏，有关匠役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
清东陵道光陵遗址
至此，关于道光的陵寝修建一事本应了结，只等陵寝的主人驾崩后归葬地宫便万事大吉。但偏偏一个神秘的梦，使此事节外生枝再生澜波，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令人惊骇的事件。
道光八年初夏，道光出京越塞行围打猎。一天夜里，忽然梦见已逝的皇后在海中向他呼救，道光遂被噩梦惊醒。待他静了心神刚刚入睡，忽又被海中皇后的呼喊惊醒，一连三次，道光连惊带吓被折腾得全无睡意。他静下心对这个怪诞的梦反复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悟到可能陵寝中地宫浸水，故此已入葬的皇后有梦托来。第二天一早，道光传旨，派人将自己的陵寝地宫打开，他要御驾亲临验看。
当道光再度来到陵寝地宫时，发现靴底潮湿，墙角处有水浸出。道光见了大为惊奇和愤慨，他惊奇自己的梦果然灵验，看来皇后的灵魂确实尚在阴阳两界不死不灭；愤慨的是地宫才关闭几个月，就有如此不祥之兆出现，那待自己寿终正寝后，几十年，几百年，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模样？那时的地宫不成了江河湖泊之势？自己躺在大海或江河湖泊里，尸骨何以幸存，灵魂怎能安详？若非皇后死后有灵，事先托梦于自己，待驾崩之后，儿孙面对这个浊水滔滔的地宫，该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道光怒火冲天，立即传谕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对选陵修陵大臣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等主要人员及地宫浸水原因“切实根究”。谕旨一下，那些在几个月前才得以加官进爵的臣工大员，还没从惊喜的美梦中醒过来，已被全部捕进刑部衙门，兴师问罪了。
在审讯过程中，道光亲自出面追究其中弊端和缘故，并宣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为配合审讯，道光于同年九月，派敬征、宝兴诸人，再度对地宫内外“逐处履勘”，并发现罩门券、明堂券、穿堂券、三道门洞券、金券及宝床下，均有浸水现象。道光闻报后，又一次御驾东陵宝华峪地宫阅视。之后再次降旨：“宝华峪地宫积水情形，据敬征等节次查勘积水痕迹，旋拭旋湿。本日朕亲临阅视，金券北面石墙全行湿淋，地面间断积水。细验日前积水痕迹，竟逾宝床而上。见孝穆皇后梓宫霉湿之痕，约有二寸，计存水有一尺六七寸之多……此项工程当开通时，如果详慎体验，岂竟毫无情形，乃绵课等屡经带同堪舆相度，漫不经心，昧良负恩，莫此为甚。”
道光觉得这道谕旨的分量还不够重，心头之愤也难以抵消，于是再发谕旨给内阁，将先前对选建臣工的赞誉褒奖不仅全部推翻，而且近乎骂街地说道：“该监督等于地平以下工程办理不善，丧尽天良，保无偷减情弊，必须严加根究。”
两道谕旨先后发出后，道光又命令主审官奕绍等人：“要将已革监督等隔别严讯，务令供出开工时实在情形。”同时又“摘提承办工头匠役等详加开导，隔别讯问，并告此事与伊等无涉，务力据实吐供。”与此同时，审查官们还详细审问了建陵之前堪舆吉地的宋泗、赵佩琳、茅鸿升、姚绍基、毓庆等五人，主要追查这宝华峪是哪个人首先看定？其余的人是否有不同意见？有没有人指出此地当有石泉之论？这帮堪舆吉地的臣僚，风闻东陵事发又被传来审问，自是胆战心惊，魂飞肉跳，相互推委又相互指责，皆不承认是自己首先选中陵址，都谓自己曾指出过此地当有石泉之论。一时沸沸扬扬，弄得审查官也摸不清谁是谁非。
审查前，勘舆吉地的臣僚之首赵佩琳，已被封赏于云南任职，此时弄不清他是仍在家中，还是正在赴任途中。道光传谕快马飞报沿途衙门：“赵佩琳现在宝华峪有应讯事件，该员隶属江苏，着陶澍查明。如尚在本籍逗留，即行派员解赴刑部。如该员已由本籍启程，着飞咨沿途各督抚，查明该员抵何处，即行截留，派员解赴刑部，毋任迟延。”谕旨传达后，各地衙门迅速行动，纷纷派员查访赵佩琳的下落，最后在湖南境内将其擒获，并很快解赴京师刑部。可怜这赵佩琳在封赏之后，连新职的椅子都未能坐上一坐，转眼便由一名朝廷显赫的大员变成了阶下囚。
尽管被捉拿在案的臣僚臣工相互推委，相互指责，无一人敢出面承当责任。但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严审和追访，终于查出了地宫浸水的三大原因。一是“北面墙帮间有石母石滴水”，虽已“用工拦挡，令水旁流”，但“仍恐日久墙内蘅湿”。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1]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同时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情同欺上。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督工，言“有伊在彼，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不管工程”，双方互为推卸，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损，造成浸水之憾。
从以上三条原因来看，英和和牛坤当是罪当其冲。道光在览阅奏报之后，大发雷霆，气得咬牙切齿，当即传谕将陵寝工程总监督、内阁侍读学士牛坤及始终承办后段监督的内务府郎中百寿、员外郎延风等六人革职，交留京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将戴均元降为三品顶戴，其子戴诗亨降为员外郎；英和革去顶戴，拔去花翎。绵课、阿克当阿等因已身故而“免其议处”。被革职官员有的交敬征带赴工地效力，有的发至边远充军，服苦役。如此处罚，似乎标志着此事已经了结。但当道光再次到东陵宝华峪地宫查看后，睹物思愤，越想越气，肝火再度大动，认为上述处罚尤“不足示众”。盛怒之下，又将戴均元下令革职，英和之子、兵部侍郎奎照与通政使奎耀俱革职。九月十九日，又下令查抄了英和、牛坤、百寿、延风、定善、长淳、玛彦布等七人的家产。九月二十三日再下令，将戴均元“本籍财产严密查抄，勿任稍有寄顿”。九月二十五日，又严令有关人员罚赔白银二十五万六千两，其中最多者阿克当阿被罚四万两，最少者为宝兴，被罚二千两，并令“俱着按限完缴，毋许稍有延宕”。处罚进展到这里仍然未能了结。接下来的一幕是，绵课及四个儿子的顶戴全部被革掉；英和为祸之魁首，按罪当斩，念其曾任尚书，无赃私，从而加恩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其子奎照、奎耀亦随侍黑龙江，其孙锡祉的候补员外郎亦革职。牛坤发往伊犁效力，百寿、延风发往乌鲁木齐效力，定善、长淳、玛彦布发往军台效力，因戴均元年近八旬，免于发遣，即行逐回原籍，并将其子、孙免职。惩办至此，道光才恨恨地长吁了一口恶气，这起地宫浸水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道光对修建陵寝不力的官员加以惩办，本为消解心头之恨、胸中之愤和借以示众，对事情本身的解决并无裨益，地宫依然浸水不止。这时的道光理应下令对地宫的浸水采取补救措施，但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他却下令将这座征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数百万夫役、历时七载才修成的陵寝，无论地上地下的建筑全部废掉拆除，并不顾乾隆当年规定的“兆葬之制”，又毅然在易县西陵的龙泉峪另选陵址，重新建陵，致使几百万两白银铸成的建筑，全部毁于一旦。令时人备感兴趣的是，清王朝的丧葬历史的河流再度在这里拐弯，道光将这段历史画了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雍正的起点上。这条河流又将重新进行另一轮的流淌。而道光在陵寝问题上的受挫，恰恰成全了他百年之后尚能安寝的宿愿，将厄运悄悄地转嫁于他儿子的头上。当几十年后的那个夜晚，东陵传出恐怖的爆炸之声时，此时的孤魂野鬼道光连同他的先祖雍正，一定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苍天早就如此安排好的定数吧。
道光陵废弃后残留的大殿石雕苍龙头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的慕陵在西陵龙泉峪破土，至十六年竣工，历时四年。此项工程吸取了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在建陵过程中，道光一直提倡俭约行事，但实际耗银却达二百四十多万两，即使东陵宝华峪那已经废掉的不算，仅西陵界的慕陵，也比号称清陵之冠的耗银为二百零三万两的乾隆的裕陵，还多耗费了三十七万两。若再加上宝华峪工程的一建一拆的耗银，是可超过两个裕陵，哪里还有什么“俭约”可言？
圆明园遗址
从后山俯视慕陵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六十九岁的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清西陵慕陵。祔葬的有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
道光帝驾崩归天，关于他在兴建陵寝问题上和臣僚们展开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由东陵迁葬西陵的是是非非亦该告终。只是，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有一件事不得不向读者略作交待，那便是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40年在历史上极为著名的鸦片战争。就在这次大清王朝历代帝王从未曾遇到的中西战争中，西方列强中的大英帝国，用毛瑟枪首次打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在黄头发、蓝眼睛，身强力壮的英国人的威逼下，弱不禁风的道光，只好代表同样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大清王朝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泥潭之中。
道光驾崩后，他的第四子、年仅二十岁的奕继承大位，年号咸丰，以次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咸丰皇帝像
由于本当葬入东陵的道光改葬西陵，这就迫使他的儿子咸丰帝不得不在东陵兴建陵寝。咸丰二年九月十五、十六两日，咸丰乘谒陵的机会，亲自来到臣僚们为他选定的东陵界平安峪、成子峪、辅君山等三处山势进行阅视。经过一连几年的反复比较，到咸丰八年，东陵界的平安峪被正式选定为万年吉地，并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申时破土。
咸丰帝的陵寝在整个修建过程中，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随朝政的变迁，几次更换承修监工大臣；再是大量使用了道光帝废掉的宝华峪陵寝中的旧料，并开创了新的陵寝修建格局。咸丰八年七月十七日，咸丰降旨于内阁：“前经选定万年吉地于平安峪地方，为时已久，自应择吉兴工。着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尚书柏俊、尚书瑞麟、全庆、侍郎基溥敬谨办理。”想不到不久之后，柏俊因戊午科场案[2]受牵被杀，载垣、端华因慈禧发动辛酉政变[3]，被赐令自尽。咸丰十一年十月，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又奉命办理建陵事务。十二月，恭亲王奕等再次奉命稽察陵寝一切应用事宜及收发款项事宜。
由于咸丰朝战乱不止，财政困难，国库空虚，其陵寝的修建不得不用道光帝当年在宝华峪废掉陵寝的旧料，其中石料、砖料使用最多。与此同时，在建筑规制和遵守祖宗成宪的基础上，又部分吸收道光帝慕陵的做法，对一些地上建筑进行了裁撤，如圣德神功碑楼、二柱门等，再加以改造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格局，从而成为以后兴建的惠陵和崇陵仿制的典范，在整个清王朝陵寝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遗憾的是，咸丰没有亲眼看到自己陵寝的竣工，就在战乱的苦痛中含恨崩逝了。
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被称为“战乱皇帝”的咸丰，一定死不瞑目，孤魂不安。纵观他的一生，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咸丰即位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他只好重新启用那个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出尽了风头，也倒了大霉的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往广西镇压。想不到林则徐却病故于赴任途中。咸丰不得不重新改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剿，但不久即惨遭失败。之后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派兵北伐，逼近天津，大清王朝面临严重危机。此时的咸丰又派僧格林沁、胜保再度镇压北伐太平军，令琦善、向荣率大军围困天京。几年之后，太平军击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整个江南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大清王朝只剩摇晃不定的半壁江山。
正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四起、江山摇撼之际，英、法又于咸丰六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攻陷广州。咸丰八年，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天津。这年的八月初八日，咸丰带领皇子、后妃及部分亲信大臣，仓皇逃出热河行宫。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在北京大肆洗劫并焚烧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就在这战火未熄、硝烟未散的局势中，留在京中办理和局的恭亲王奕，秉承咸丰的旨意，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除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外，同时割让九龙给英国。
同治皇帝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悲愤交集的咸丰在忧郁中驾崩于热河行宫，卒年三十一岁。咸丰崩逝后，其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由热河启程，十月初三日到达京师，并先后安奉于乾清宫、观德殿。同治元年九月九日，咸丰帝的梓宫由京启程运往东陵。由于此时咸丰帝的定陵尚未竣工，只好将梓宫于风水墙外的隆福寺行宫暂安。同治四年八月，定陵主体工程告竣。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辰时，咸丰帝入葬定陵地宫，合葬地宫[4]的是死后才被册封的皇后萨克达氏。
多少年后，一生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咸丰帝和他宠爱的萨克达氏皇后，躺在幽深黑暗的地宫里，面对从地宫顶端那个被打开的狭窄洞窟里悄然钻入的盗墓者以及砍开自己棺椁的利斧，似乎竟是命中注定的劫数了。
注释
[1]龙须沟：地宫内向外排水的暗沟，自道光皇帝慕陵开始设置。清代皇家陵寝依山而建，又修筑了许多南台、泊岸（又称驳岸，旱地上高低不同地段临界处砌筑的墙体），层层加高，使前后地面落差增大。后部的地宫虽深在地下，但地宫内的地面比陵院前的地面道高。古代建筑师就利用这个特点，在地宫下面修筑两条暗沟，左右延伸到地宫外，形如龙须，故名。地官内各券堂均在适当位置的地面或墙根留有一些漏水孔眼，与龙须沟上下相通，将渗入的山泉导引出去，避免积水淹棺泡尸之虞。凿于地面上的漏水孔眼称为龙须沟眼，呈圆形古钱状的又称为古老钱或轱辘钱眼，凿在墙壁脚下的称为鱼门洞或云洞。龙须沟眼有一定配额，皇帝的地宫为七对，皇后的地宫为三对，妃的地宫为两对，嫔的地宫为一对，常在、答应等砖池则不设。
[2]戊午科场案：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戊午科顺天（即北京）乡试，九月放榜，素好票戏的满洲生员平龄中式第七名，引起人们物议，说：“优伶亦得中高魁矣！”御史孟传金疏劾平龄硃、墨（即试卷之誊录本、正本，以防止阅卷官认出考生笔迹）不符，与论沸腾。经怡亲王载垣侦讯，以“登台演戏，有玷斯文”为由，革去平龄之举人衔，后又在复勘硃、墨时发现，应讯办查议的竟有五十本试卷之多。皇帝奕大怒，将正主考大学士柏葰先行革职，副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左副都御史程庭桂暂行解任，听候查办。不久，即牵扯出柏葰听从嘱托、程庭桂收受条子（清末科场作弊的方法，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文字，以为记号，直接呈递或托人转递给熟识的考官、房官，凭条认卷取人）的一系列事件，共有九十一人先后受到惩处。柏葰涉案的部分是：刑部主事罗鸿绎应此次乡试，考前写好条子交与兵部主事李鹤龄，李再将之转递给担任本科同考官的翰林院编修浦安，请他照应。浦安入闱后找出罗卷，于卷上批写赞语加以呈荐，成为备卷留下（即中副榜）。但闱官填写草榜、核对草底时，却不慎将罗卷交还本房，当作已中正榜之卷。柏葰发觉有误，命家人靳祥前往浦安处将该卷撤下，浦安请靳祥转恳柏葰手下留情。柏葰应允，即将第十房刘成忠之卷撤去，使罗鸿绎得以二百三十八名中式。事发后，载垣、端华、肃顺等大臣与柏葰素不相能，欲借此兴大狱以整倒政敌，遂坚持“比照嘱托交通，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实际上，柏葰并不了解罗、李、浦之间交通关节之情形）。于是，柏葰成为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处斩的一品大员，也是中国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最高阶官吏。
[3]辛酉政变：清末宫廷政变，因事发于辛酉年，故名。又称“祺祥政变”，祺祥是朝臣为同治皇帝载淳议定的年号，政变后被废除。咸丰皇帝奕遗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估瀛襄赞政务，引起亟欲揽权的恭亲王奕不满。咸丰十一年八月，两宫皇太后密旨在京的恭亲王奕，以奔丧为名赶赴熱河，双方密谋政变，并由奕回京预做准備。九月二十三日，奕的梓宫由肃顺护送回京，载淳和两宫皇太后由载垣、端华等人扈从，以快班轿夫日夜兼程，于二十九日先期到达北京。次日，两宫皇太后于养心殿召集群臣，宣布八大臣专擅、欺蒙之罪，载垣、端华二人褫去顶戴，幽禁在宗人府。肃顺护棺行土密云时，当晚由睿亲王仁寿和醇郡王奕让等人将其逮捕，同囚于宗人府，随即下令将肃顺抄家斩首，载垣、端华赐死，穆荫遣戍军台，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正式结束了八大臣辅政的局面。
[4]隆福寺行宫：位于清东陵西南的西峰口以北之葛山山坡上，又称葛山行宫。隆福寺始建于唐代，本名龙福寺，原是一座山林小庙。为节省谒陵路程，免除由兴隆口进入陵区时须过河搭桥的麻烦，且寺旁山势回环，风景秀美，可作为清帝谒陵祭祖时驻跸、休息之所，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在该寺的西旁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行宫，正式定名为隆福寺，行宫为隆福寺行宫。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皇帝弘历赴盛京拜谒福陵、昭陵，见陵前之实胜寺驻有喇嘛，供蒙古王公们谒陵时参拜敬佛，以“阐黄教（喇嘛教），绥远人”。故仿其例，翌年命内务府将隆福寺扩建，主体建筑皆以黄色琉璃瓦覆顶，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完工，由朝廷派驻了二十六名满洲喇嘛，使该寺成为京东著名的喇嘛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