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擂鼓墩古墓发掘进入尾声时，为便于上下左右各方面了解墓葬出土器物和墓主、陪葬人等等情况，发掘小组曾编撰了一份供内部传阅的发掘简报（截至一九七八年），最后的小结部分这样说道：
该墓共有四个室，西室仅系其中之一，就出了彩绘棺十三具（如果加上东室的十具，一共有二十三具），这是一个空前的发现。这数目众多的彩绘棺，所殓之人肯定是殉葬者。
从棺的内室来看，最长者才1.72米（棺④，方棺），最短者仅1.62米（棺?，弧棺），考虑到这些人入葬时还有穿戴在身上，所以，他（她）们的身高不会超过1.7米，棺?所殓之人则不会超过1.60米。
这批悲惨的殉葬者属男属女，留待以后定论。不过从墓椁室的分布情况来看，有的同志认为，西室完全依附于中室，并有门洞与之相通（当然，东、北室均有门洞通中室），而中室恰好又是集中了该墓礼乐器的绝大多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室是一个古代贵族豪门的礼乐厅在墓葬上的反映。所以，葬于西室的人生前很可能是专门奏乐跳舞的，墓主人（葬于东室）妄想死后也驱使他（她）们舞乐于阴间，自己观舞于“庭”，钟鸣鼎食，一如生前。把自己养尊处优建筑在劳动人民尸骨之上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西室的棺有两种，弧棺和方棺。前者是比后者要少，东室除一具巨大的主棺（外棺套着内棺）和一具没有刷漆的素面小棺外（殓一具狗骨架），还有八具彩绘棺（其中一具刷漆素面），与西室的大小约略相同。而这八具彩绘棺全部系弧棺。这就告诉我们：殓于弧棺的人，其身份很可能比殓于方棺的人的身份要高一些。因为，古墓分东、西二室葬棺，墓主之棺又是置于东室的，只有幸臣宠姬才能与墓主同室而葬。那么，西室的葬于弧棺内的人就有可能比葬于方棺的人要上等一些。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西室棺②（弧棺）有两床竹席裹尸（注：棺④也出两床竹席，其他的棺内是否也如此，由于在清理时关注不够，加上保存情况较差，没有搞清楚是否均系二床竹席，但各棺内均有一床竹席裹尸，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出一件该墓独一无二的漆木鸭子，上面绘有敲击鼓的图案。这个人会不会是葬于西室的奏乐队和歌舞手的领头者呢？值得怀疑。
该墓椁室的结构系单元组合，比汉代盛行的空间分隔式要早一些，有的同志认为，该墓的时代应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晚至战国初期）。
该墓位于当时的随国境内，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根据一些同志分析，在椁板顶铺竹席和棺内竹席裹尸，以及无论是弧棺、方棺，底板均悬空等，是楚墓特点。不过该墓除这些与楚墓特点相同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情况与楚墓有密切关系。然而，毕竟也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弧棺的弧度不大，底板悬空度也不大，填土内积石积炭（楚墓大多没有），墓内没出镇墓兽（楚墓大多数是有的）等等。有的同志认为，楚文化以荆州和长沙为代表而各具特色，比如荆州的楚墓多出弧棺，长沙楚墓多出方棺，而擂鼓墩M1号古墓则兼而有之。这一切，连同墓主和下葬年代等等，都是今后将要展开研究的问题。[1]
墓主到底是谁，下葬年代又在何时呢？
就在这份简报编写的同时，从各地赶赴发掘现场的专家、学者，与考古人员一道，在发掘工地分别举行了数次学术讨论会、报告会、演讲、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的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李家浩，通过对墓葬出土一万多字的资料研究（编钟铭文二千八百字左右，竹简墨书六千六百字，另有刻在钟磬、青铜兵器上的文字六百余字），得出了自晋代汲郡魏墓发现《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之后，此为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墓中出土青铜礼器铭文，多为“曾侯乙乍甬终”，大部分编钟在乐律铭文之外，也有“曾侯乙乍”的铭文，这些铭文充分说明曾侯乙就是这座墓的主人。换句话说，这座墓中埋葬着古代曾国的头号人物——一位名叫乙的曾侯。
裘、李二人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发掘者赞同，在后来编撰的大型学术报告《曾侯乙墓》中，编撰者对各种观点总结后说道：“在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用器、乐器和兵器上，‘曾侯乙’三字计有二百零八处出现。在考古发掘中，同一人名作为物主如此多地出现于一座墓的器物上，还没有先例，不容忽视它对判明墓主的意义。”又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墓中出土的铜镈上面的铭文，载明该镈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楚惠王为曾侯乙铸镈，而‘曾侯乙’三字又作为器物的所有者反复出现于许多铜器上，这就只能说明，接受楚王赠镈的曾侯乙，正是拥有这些铜器的曾侯乙，也正是此墓的主人。”[2]
既然墓葬的主人是曾侯，那就应该有个曾国，据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在随枣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出土过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铜器，其中一部分确认是来自湖北的襄阳、孝感等地区。这些铜器的出土，以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在随（县）枣（阳）走廊及其附近，确有一个曾国存在。但奇怪的是，史上著名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对春秋战国时期随枣走廊这一地区大小国家的活动都有过详细记述，却唯独没有提及从铜器铭文所知的存在了几百年、活动范围在汉水流域最为广大的曾国。古籍中共有三个曾国都记载明确，一个在今山东苍山西北峄县一带，名鄫国，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被莒国所灭。另一个缯国在今河南省中南部，何时灭亡无考。这两个曾国都是姒姓国，在史学界已无争议。随县境内在史籍上一直记载有一个随国，如《左传》、《春秋》、《国语》中都提到随国，但从未提到曾国。可在这一带出土文物的铭文中，唯有曾国的器物而不见一件随器。许多年以来，无数鸿学硕儒怀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希望，企图在不为世人熟知的古代文献和出土资料中寻找到有关曾国的记事本末，但一代又一代过去了，尽管学者们殚精竭虑，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和斑驳锈蚀的出土资料中，四处扒寻梳理，仍未发现关于曾国的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也就是说，地下出土的文物与传世文献无法对号入座，世人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毕竟还有个或大或小的尾巴可见。可这个曾国只存在于地下的青铜器中，在传世文献上连个小小的哪怕是细如游丝的蝌蚪文也无从寻觅。这是历史本身的误会，还是后人的疏忽？神秘的“曾国之谜”真相到底是什么？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上的墨书文字，这批竹简是目前中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竹简实物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长70-75厘米，宽1厘米左右，字书于篾黄一面，墨书篆体，每简字数不等，最少的4字，最多的62字，共计6696字。在中国先秦古墓发掘中，一次出土这么多字的竹简，尚属首见。
6月10日，时在随县发掘现场的著名史家陈寅恪弟子、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石泉，应邀向全体考古队成员和其他学者作了《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的学术报告。石教授以丰富广博的学识和天才的预见，率先提出了“曾、随为同一国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凡见解。报告旁征博引，环环相扣，列举了湖北省随枣走廊和豫西南、鄂西北之间南阳盆地南部出土的大量有铭文的曾国青铜器，以及这一地区大量的历史地理学调查资料。在将这批资料与古代文献记载对比研究后，石泉说道：“近年来，一系列曾国器物在随枣走廊及南阳盆地之出土，特别是最近发掘的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大墓的收获，是考古界对于研究荆楚地区古文化的又一项重要贡献。考古材料中的曾国和文献记载中的随国，时限一致，地望（特别是在今随县一带）重合，族姓相同，而在现有的曾器铭文与有关随国的史料中，又未见此二者的名称并存。凡此迹象，似只有把曾与随理解为同一诸侯国的不同名称，才讲得通。”[3]
继石泉之后前往擂鼓墩发掘现场参观考察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在工地举办的讨论会中，对石老前辈的见解表示赞同，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对神秘的“曾国之谜”作了进一步推论。李氏说：早在北宋时，今湖北省安陆县一带就发现过两件“曾侯钟”（即楚王熊章钟，楚王熊章即楚惠王）。[4]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又出土过一对大型的曾姬壶，上刻的铭文是：“隹王廿又六年，圣桓之夫人曾姬无卹……乍宗彝壶，后嗣用之……”著名史家刘节在他的《寿县所出楚器考释》一文中，研究了钟、壶和另外几件曾器，正确地指出，曾不是古书中常见的姒姓鄫国（在山东峄县东），而是一个姬姓诸侯国，附属于郑国。“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南阳，东抵睢州”，即在今河南省的中南部。[5]1966年，一批刻有“曾侯中子父”铭文的春秋铜器，在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6]随后几年，湖北随县[7]、枣阳[8]、河南南端的新野[9]，连续掘获许多曾的铜器。这一系列的发现说明，曾人活动范围不像刘节推测的在河南中南部，而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根据铜器分期知识分析，京山、随县、枣阳的器物，时代多为春秋前期。武汉文物商店征集的曾伯从宠鼎，年代还要早一点，大约在西周东周之际。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曾子鼎，器主和京山的“曾侯中子父”是一个人，观鼎的形制和锈色，无疑也是湖北出土的。枣阳出土的一件鼎和新野出土的一件甗，器主都是“曾子仲”，但新野的多数铜器是春秋中期的。最近，在“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又展出了湖北襄阳地区征集的两件春秋中晚期曾国铜器。曾姬壶和楚王熊章钟是战国前期楚惠王时代的器物。由此可见，从春秋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姬姓的曾国始终是存在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大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古代文献里，却完全找不到姬姓曾国的史料，特别是《左传》对汉水以东各小国以及楚国向该地区发展的情形，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但也没有“曾国”字样。《左传》所记载的淮汉之间诸侯国，如江、黄、邓、唐、厉等，多已在出土的铜器铭文里出现，只有这个曾国，铜器出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左传》中却似乎没有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京山铜器发现位置示意图（引自《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
随县曾国铜器发现位置示意图（引自《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
枣阳曾国墓葬地点示意图（引自《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
枣阳墓葬平面图（引自《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
为解开这一千古之谜，李学勤在列举了上述诸种事实后，认为：“姬姓曾国不但在《左传》里有记载，而且有关的记事还很多，只不过书里的国名不叫做曾罢了。大家知道，当时有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例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称为甫，山东安邱的州国又称为淳于。从种种理由推测，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大洪山以东有随、唐、厉三国，姬姓的随国最强，所以《左传》说‘汉东之国随为大’。春秋前期，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随，随侯作好了准备，楚军不敢进攻。公元前704年，楚再伐随，虽获胜利，但未占领随国，只结盟而还。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死于军中，由大臣与随侯结盟。公元前640年，随国又率领汉东诸侯叛楚。分析这一时期的形势，汉东小国境域能北至新野、南至京山、并与楚抗衡的，只有随国。”又说：“曾国决不是唐国、厉国。北宋末年，今湖北孝感地方出土过一组西周铜器，记载周昭王南征路线，经过唐和曾。曾和唐、厉同时出现在一组铜器铭文中，证明曾不会是唐、厉。从各地曾器铭文看，京山、枣阳、新野几个地点的曾国墓葬，都是曾侯子弟的墓，只有1970年湖北随县均川发现的一组铜器，器主“曾伯文”是曾国之君。最近发现的曾侯乙墓又在随县附近。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而据文献记载，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考察铜器铭文，知道曾国的历史相当长久。曾姬壶作于楚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63年），楚王熊章钟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汉东地区经过春秋之世不亡的，惟有随国。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评论说：‘夫随之为国，限在方城内，于楚尤逼，而能屡抗楚锋，独为后亡。’战国初年汉水以东，如不是随国，哪里还再有一国姬姓诸侯呢？”
新野墓葬位置示意图（引自《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
最后，李学勤补充道：“曾即随，某些铜器的铭文还可以证明。京山出土的铜器中有两件西周晚期的簋，铭文是：‘惟正二月既死霸壬戌，乎作宝簋，用敬夙夜，用享孝皇祖父考，用丐眉寿永命，乎其万年永用。’乎应该是曾侯的先世，‘’字从‘它’声，古音和‘随’字十分相近，可相通假。这是曾也可称为（随）的又一证据。”[10]
擂鼓墩古墓的主人是曾侯乙，曾国与随国为同一国家之说，经南北两位历史学家首倡，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者甚众，应者云集。曾参加擂鼓墩古墓发掘的方酉生在表示支持曾、随同为一国说的同时，还根据对历年来在湖北随县、安陆、京山、枣阳以及河南新野等地出土曾国铜器铭文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按方氏的说法，从文献记载看，周王朝几次将一些姬姓王室宗亲以及异姓功臣，分封到各个边疆地区去“以藩屏周”。当时分封到汉水流域的姬姓国家有唐、随、聃、巴、厉等国，后来随成了诸姬中的老大，称霸汉东，鼎兴一时。周王朝原来分封的本意是“以藩屏周”，即让这几个姬姓宗亲国家监督控制南方的苗蛮，包括住居在荆蛮之地的楚国在内，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情况发生了巨大嬗变，日趋强大的楚国像一头虎虎生风的雄狮在江汉平原四处捕获猎物，吞噬周围的小国。曾国与楚国只有一条汉江阻隔，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周王室的日趋没落，无力与其相抗，深感凶多吉少的随国越来越难以担当周王室对自己的厚望，最后只好调转屁股背周附楚，唯楚王的马首是瞻，才勉强生存下去。如此所作所为，与当初周王室分封时镇抚南方、拱卫周室，显然是背道而驰了。面对这种在正统者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春秋左氏传》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就用周礼来贬低它，将曾国贬低称为随国。所谓“随”，即墙头之草，随风而倒，有奶便是娘，无奶就跳墙之意，含有讥讽、敌忾的意思在内。因而，所谓的随国，实际上就是姬姓的曾国，曾国和随国实际上是否同一个国家的问题，只是叫法上不同而已。也许周天子当初封的是曾侯，而以后建都于随这个地方，随着曾国撇开周室依附于楚，南沦为楚的附庸，别人就叫他随侯、随国，但他自己则一直称曾侯。今天的随县就是古代曾国的延续，曾侯乙墓的发掘算是正式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由于有了方酉生等重量级人物的加盟，使曾、随一国之说广为流传，成为各种学说的主流，后来出版的发掘报告《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的主要撰写者对这一学说同样表示了热切关注和支持，认为这一学说比之其他说法“理由比较充分，矛盾比较少”。从这部重约五公斤的大型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出，要想对擂鼓墩古墓出土文物和相互之间的关联有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就必须要弄清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与随国（曾国），以及周王朝与其他各诸侯国纷乱复杂的政治关系，否则，古墓的器物之谜和在学术界绵延久远的“曾国之谜”将无法破解。那么，这一时期的楚国与随国以及名义上由中央王朝控制的天下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注释：
[1]湖北省博物馆档案室存档。
[2]《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
[3]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4]两件“曾侯钟”，据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六《曾侯钟》记载：“皆得之安陆。”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者，如王俅《啸堂集古录》，即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另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等。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今杭州）人，宋代金石学家、文字学家。绍兴中，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通古文字，著录考证其所见商、周、秦、汉金石文字，成《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收入宋法帖二十四卷。其中所收的2件夏器，209件商器，253件周器，5件秦器和42件汉器中除夏器多不可靠外，商器也多为周器。另有《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除摹写器物铭文外，还有考释，并记载原器出土地点及收藏人。薛氏后来又著有《广钟鼎篆韵》七卷（今已不传）。
“曾侯钟”由谁发现，发现的具体方位，钟的去向等已不可考，只留下了钟的图录供学者鉴别研究。其铭文曰：“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章，乍曾侯乙宗彝，之于西阳，其永用享。”近世史家郭沫若于1934年流亡日本期间，在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此有所考证，并认为是楚惠王在公元前433年为曾侯乙所作的祭器。随县曾侯乙墓发掘后，考古人员见薛氏著录铭文与墓中出土编钟最下层中央那件钟铭文完全相同。
[5]曾姬壶铭文全文为：“隹王廿又六年，圣桓之夫人曾姬无卹，望安兹漾陲蒿间之无，用乍宗彝壶，后嗣用之，职在王室。”（曾姬无卹壶，《善斋》104图。）郭沫若认为“大率即惠王时物”。（《系释》），刘节认为曾姬壶的物主是楚声王夫人，即楚惠王的孙媳，她从曾国嫁到了楚国。“此壶必作于宣王之二六年”，两件壶反映了曾楚的通婚关系，直接指出曾为姬姓。（刘节《古史考存·寿县所出楚器考释》）容庚谓：“疑是顷襄王二十六年所铸的器。”（容庚、张维清《殷国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以上三说时代各异，但都认为是楚国器，其“曾姬”喻义则不仅表示族姓，还含有“妾”的义理。
后有研究者认为并非如此。史家徐扬杰认为：“寿县在春秋时叫州来，属蔡国，又叫下蔡，公元前493年，蔡避楚逼，迁都于此。不久，楚灭蔡，其地属楚。战国末年，楚国也曾迁都此地。‘国姬’壶当是楚王祭祀其祖曾姬的礼器，可能是楚灭蔡后，或楚迁都后携带去的。”又说：“有的同志根据铜器中有‘曾姬’一名，认定曾为姬姓。这是持随即曾说的同志认为最过硬的证据。……我们认为，‘曾姬’一名，恰好是曾非姬姓之证。照春秋的通例，国君夫人以至大夫夫人的称号，是在国名、国君称号或夫人谥号的前面，缀以本国姓氏。以国君夫人为例，如息侯娶于陈，陈妫姓，称息妫；江公娶楚成王之妹，楚〇姓，称江〇；郑武公娶于申，申姜姓，称武姜；秦穆公娶晋太子申生之姊，晋姬姓，称秦姬，又称穆姬。……这样的例子在《左传》中俯拾皆是。正像根据秦姬一名不能判定秦为姬姓，息妫一名不能判定息为妫姓一样，曾姬一名也不能判定曾为姬姓。根据以上的通例，曾姬无疑是娶于一姬姓国的曾侯夫人。按照同姓不婚的周礼，曾、姬通婚，曾必非姬姓，与随不同姓。”因而曾决不是随。（徐扬杰《关于曾国问题的一点看法》载《江汉论坛》1979年3期。）另有史家曾昭岷、李瑾认为：古籍多处记载姬是众妾之总称，汉高祖为汉王时，得定陶戚姬，《史记·集解》引如淳曰：“姬音怡，众妾之总称也。”而据寿县所出曾姬壶而说曾为姬姓国，湖北有个姬姓曾国，再延伸为曾国即随国等结论，显然不当。（曾昭岷、李瑾《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载《江汉考古》1980年1期。）
[6]据湖北省博物馆撰写的《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报道：“1966年7月7日，湖北省修建郑家河水库干渠时，在京山县宋家河区坪坝公社苏家垅工段，发现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苏家垅位于较为平坦的岗地上，周围群山环绕。发现铜器的地点是在苏家垅后面的小土坡（相对高度约二十余米）下的地方。”又说：“这次发现的铜器有鼎、甗、簋、豆、方壶、盉、盘、匜、车马器和圜底器等，共计九十七件，其中十件有铭文。现分述如下：鼎，九件。最大的高26.5厘米、口径38.3厘米；其次的高22.8厘米、口径34厘米；最小的高15.5厘米、口径27厘米。九件的器形相同，附耳，兽足，腹外饰窃曲纹和弦纹各一道。最大的两件腹内壁上铸有“曾侯中子父自作彝”。（南注：与李学勤释读稍有区别。）
报道又说：京山发现的这批青铜器，是当时曾国贵族用来祭祀祖先与宴请宾客的礼器。也是曾侯中子父用来显示他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例如，大小有序的九个铜鼎，是列鼎。根据《仪礼·聘礼》的记载，当时称“饪鼎”。九个鼎里分别放置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等九种食物。这在当时严格的“礼乐”制度下，只有上层贵族才能使用。这九鼎的发现，揭露了曾国贵族妄图通过这一套“礼乐”制度，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同时，它也是曾国贵族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掠夺与压迫的历史见证。根据京山这批铜器的组合、器形和花纹特征，“我们认为，它的年代应当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报道最后说：“1965年11月，武汉市口的废品库中又清理出一件铜鼎，通高17厘米、口径16.5厘米，腹内壁上铸有“隹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宠自作宝鼎用”铭文，湖北过去发现的这些曾国铜器，证明在湖北境内确有一个曾国存在。综上所述，这次在湖北京山发现的‘曾侯’铜器，应当属于在湖北境内的姬姓曾国。”（载《文物》1972年2期）
[7]据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报道：“1970年和1972年，湖北省随县均川区熊家老湾，因群众修建房屋，先后出土了两批青铜器。1972年6月，湖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进行了实地调查，现将情况简述如下。熊家老湾位于随县县城西南约二十公里，为一处高出地面约10米的山岗坡地，北面倚山，南面为一片肥沃的平原。铜器发现在山坡上，距地表深约1米，两次出土地点彼此相距约六十米。第一次出土的铜器现存6件，出土时叠压在一起，计有簋4、1、方彝1。第二次出土铜器9件，出土时为顺序放置，有鼎3、甗1、簋2、壶1、盘子、匜1。其中鼎三件，形制近似，大小不一……如簋：第一次出土的4件，器形铭文均相同。子母口，有盖，两耳作双角兽首形，有珥。盖、器腹饰重环纹、瓦纹，三足作扁体兽首纹。盖、腹内各有铭文：‘唯曾伯文自作宝，用易锡眉寿黄，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通高22厘米、盖高7.3厘米、口径18.5厘米。第二次出土的2件，器形、铭文都一样（南注：铭文略）。”
报道总结说：“随县出土的铜器，从纹饰来看，有瓦纹、重环纹、窃曲纹、鳞纹等，均系西周晚期新兴的花纹。从器形来看，与上村岭虢国墓地的Ⅳ式鼎、Ⅱ式甗、ⅠB式簋、Ⅰ式匜近似，与湖北京山曾国铜器也比较接近。以上四批铜器虽各有其某些特点，但大致时代不会相差太远。因此，随县出土的这批铜器的时代应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再从这批铜器来看，曾国与黄国的铜器并存，而黄国于春秋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灭于楚，可见这批铜器的年代，至迟不跨过春秋初年……湖北境内是否有过曾国存在，还未见文献记载，但近年来在京山、随县却两次出土曾国铜器，宋代安陆出土的‘楚王熊章钟’也铸有关于‘曾侯’的铭文，这说明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曾人的足迹已及于鄂北一带。随县出土的这批曾国铜器，和京山所出曾器一样，有黄国的铜器共存，再次为研究西周晚期江汉诸小国的关系提供了资料。”（载《文物》1973年5期。）
[8]据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报道：“1972年8月，枣阳县熊集区茶庵公社段营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在村内住宅旁偶然发现了铜鼎三件、铜簋四件和铜壶两件，并送交茶庵公社保存。1973年春，该公社又将此铜器转送枣阳县文化馆收藏。1973年9月，湖北省博物馆派人前往现场调查，发现这里是一座古代墓葬，因遭受自然冲刷，而将随葬器物暴露于地面。经过对墓底的清理，又出土了兵器、车马器等小件铜器280件。”又说：“段营大队所在的山丘名叫岗上，岗上很早以来就是一个居住地点。墓葬位于岗上北部坡缘。它的南面连接丘陵地，北部则是滚河的冲积平原。墓葬距滚河约一公里许。墓坑仅存底部，方向90度。墓底长方形，长3.30米、宽1.50米、残存深0.10-0.40米。底部填土为夯过的带黑白斑点的五花土。葬具有一棺一椁，都已腐朽……随葬的容器放置在东端，车马器主要放置在棺的南侧，戈放在东端，矛放在棺的北侧，镞放在棺的南侧。出土的随葬器物共289件，全部都是铜器。鼎，三件，大小有序……最小的一件上腹部饰窃曲纹和凸弦纹各一道，内壁铸有铭文21字：“唯曾子仲，用其吉金自作彝，子＝孙＝其永用之。”
报道总结说：“枣阳茶庵曾国墓葬，所出的铜器花纹、器形都具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征，与湖北京山、随县，河南新野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铜器相比，风格基本一致，所铸铭文字体、内容亦很接近，此墓出土的铜戈、铜矛也像春秋早期的，所以此墓的时代应为春秋早期。……近年来在湖北京山、随县、枣阳及河南新野，连续四次发现曾国铜器，这是一批研究曾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实物资料。湖北三次发现曾国铜器的地点和宋代发现过曾国铜器的安陆，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涢河谷地和滚河谷地一带，与河南发现曾国铜器的新野亦为比邻。这一窄长的地带是古代从南阳盆地通往江汉平原的东部交通线，从地理形势来看，可能都为曾人活动过的范围。根据《国语·晋语》：‘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国语·郑语》：‘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的记载。第一，说明西周时期申、西戎与缯为近邻。而申一般认为在今河南南阳盆地，至于申附近的缯（曾）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说法。近年来四批曾器的出土，证明在申（国）之南确实有个曾国的存在。第二，谈到了缯（曾）的强大，从曾国铜器几次出土的地域和其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制造技术等情况来分析，这个曾国与文献记载也是相符的。”（载《考古》1975年4期，执笔者杨权喜）
[9]据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报道：“1971年8月，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小西关村社员群众在生产劳动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非常重视，立即保护好现场。同年8月10日至20日，河南省博物馆派人进行了发掘。”“墓内葬死者二人，头向北，骨架腐朽过甚，不能辨出性别，但还可看出西边一具人骨架是仰身直肢葬……墓内随葬物有铜器、玉器、骨器等数十件。……甗的内壁铸铭文廿一字，铭云：‘隹曾子仲用其自乍旅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此字即獻字，也即甗字，古代鼎、鬲皆为炊具，二字可以通假。”
报道总结道：“这些铜器的形制和花纹虽然保留有不少西周晚期风格，但更多地表现出春秋早期的特征，从整体看和郏县铜器以及无产阶级**期间湖北京山出土的曾国铜器风格尤为相近，因此此墓的时代当属春秋早期。……此墓出土的铜甗铭文，为我们了解古代曾国历史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此墓出土于新野城郊，北距南阳、唐河不过百里左右，与文献记载恰相符合，说明春秋初期新野地区当属曾国境内，或者就是曾国的一个重地。”（载《文物》1973年5期）
另据河南省博物馆、新野县文化馆《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报道：“河南省新野县位于汉水流域唐、白河中下游地带，南与湖北省交界，北与南阳县为邻，境内河道纵横，土地平阔，自古以来就是南阳盆地通往江汉平原的交通要冲。1971年8月新野县城关镇小西关社员群众在农业生产建设中发现曾国奴隶主贵族曾子仲墓一座，出土遗物与近年来湖北省发现的曾国文物形制近似，时代相同，同属于西周末至春秋初期墓葬。1974年8月，再次发现古代铜器墓一座。这座新发现的古墓与1971年所出曾国墓葬东、西并列，相距仅二十余米，出土遗物时代、形制相同，根据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盛行族葬的习俗，此墓也应为一座古代曾国的墓葬。”又说：“此墓位于新野县城关小西关南城墙外侧的古河道内。墓坑呈长方竖穴形，墓口被河水冲毁。现存墓深约一米、长4.27米、宽2.3米。方向北偏东43度。墓的东南角被汉代水井打破，井内发现西汉绳纹陶井圈残片。墓坑填土为含有大量河床沉沙的五花土。古河道宽约二十米，自北向南，它可能就是古代的水故道。《水经注·水》：“水又南与湍水会，又南经新野县故城西。……城西傍水。”现在的新野县城北五公里有中湍口、东湍口和西湍口是古、湍二水汇合处，且曾国墓地发现于此城西郊，说明在春秋初这里就可能是曾国一个城邑所在。因此，现在的新野县城也应该就是新野县古城所在地，所谓“城西傍水的水故道也应就是冲破该墓的古河故道。……经过清理，此墓为单人葬，头向北，骨殖腐朽，仅存牙齿数颗。死者葬具为一棺一椁，也已腐朽，只见到朽木痕迹，根据现在朽木测定，椁东边长3.87米、西边长4.3米、南边宽2.12米、北边宽2.4米，棺长2.35米、宽一米；棺、椁周围发现不少碎铜片，可能为棺、椁上的装饰品，墓底残存有红色朱沙痕迹。墓内发现有铜器、骨器等随葬品数十件。”
报道总结说：“此墓虽然没有发现铭刻文字，但根据上述材料和1971年在同一墓地发掘的曾子仲墓比较，可以判断它也应该是一座曾国奴隶主贵族的墓葬。关于曾国的文物资料，曾在湖北的京山、随县、枣阳和河南的桐柏平氏镇以及新野等地都有发现。这些文物资料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近似，时代也基本相同，它说明西周末至春秋初期在今汉水下游、淮河上游的广阔地域内确实存在着一个比较强大的曾国。《国语·郑语》说：“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国语·晋语》说：“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上述文献记载了曾国统治集团参与过推翻西周中央王室的战争，促进了西周王朝的灭亡。近年来的出土的所有的曾国墓葬中，我们看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随葬了大批青铜礼器，如湖北京山曾国墓葬中就随葬有九鼎七等青铜礼器97件，新野此墓出土完整的青铜礼器15件，湖北枣阳曾国墓葬出土鼎、、壶以及其他铜器达二百八十余件之多。这样大批曾国文物的发现与出土，和文献所记载的当时曾国强盛一时的情况是符合的。”（载《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2期。执笔者：郑杰祥、魏忠策）
[10]李学勤《曾国之谜》，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