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人员推断，就在中室放置九鼎八簋的同时，其他几个室的相关安置事宜也在同时进行。葬礼的时间是有限的，一旦启动向葬地运送陪葬器物与棺椁等程序，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曾国首都甚至邻国都有波动和感觉，这一点从后文的叙述中将会看到。
墓坑中的北室与中室，可从不同的方位进入，同时摆放器物。北室南部偏东处的两件大尊缶，应该就是最早放入的大型器物。两个尊缶都超过1.2米高，腹径皆为100厘米，分别重327.5公斤和292公斤，为储酒器。器物朴素实用，据说每件能盛下四百多公斤的酒。这是两周时期已出土的最大的两件酒器，因其体形特大，故称大尊缶。两器肩部有铭文两行七字：“曾侯乙乍用终”。经观察研究，器体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内壁上可见两模合接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纵范痕四条。每截为四块范合铸，两次铸的范痕不在一直线上。范块接合不整齐，其中一范痕两边器表面高低错落。盖钮和腹钮均铸接而成。据推断，当时应盛放酒，后密封不严而蒸发。
青铜冰鉴及联禁铜壶在中室出土情形
就在殡葬者于北室紧锣密鼓放置大尊缶之时，在中室东壁，靠近九鼎八簋的地方，两套造型独特的青铜鉴缶被放置下去。每套均由方鉴和方尊缶两部分组成，外面的叫鉴，里面的叫缶，二者结合为一整体，称为鉴缶。古代的鉴是指大盆，在铜镜没有盛行的时候，用鉴盛装清水，人可俯在鉴上低头察看自己的容貌。大型鉴还可供人沐浴，《庄子·则阳》中曾有卫灵公与三个妖艳女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可见其鉴之大。擂鼓墩古墓出土的两件方鉴盖，其中间方框边缘及鉴身内壁，均刻有相同的铭文“曾侯乙乍用终”。一套重168.8公斤，一套重170公斤。据考古人员根据此前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同类器形推断，这两件大型重器，既不用于“鉴”，也不像卫灵公一样拿来当洗澡盆应用，而是盛酒之器。
冰鉴打开后情形
冰鉴内部奇巧的设计
古老的土制缶
2008年北京奥运会击缶场面
当然，这个盛酒器指的是鉴内之方尊缶，而不是全部空间。在鉴与其内尊缶之间，周围有较大的空隙，应当是用来放冰块的。如此精巧的设计和制作工艺，可谓是一件极富“高技术含量”的青铜礼器，在典籍记载和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据《周礼·凌人》载：“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可知鉴缶是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若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表述，这是一套用来冰镇酒的器具，故有人戏称它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冰箱。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个节目就是“击缶而歌”，也就是一排排身穿白色衣服的青年手举木棒在拼命敲击一排排被解说为“缶”的东西，且这些“缶”皆发出鼓的声音。这个节目受到许多文化批评家的指责，因为“击缶”不仅是民间低级娱乐样式，而且是低贱之物的文化象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国上大夫蔺相如逼秦王击缶的故事。书曰：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个故事除了说明蔺相如的超人心智与胆魄，还透露出缶确是一种低贱的东西，蔺相如就是要用这种低级乐器来羞辱对方。想不到事隔两千多年后，被一个叫作张艺谋的导演拿来用作全球盛事的奥运会开幕式进行敲击，实在显得特别反常和无知。按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解释，古代的缶在许多时候都是作为丧礼应用的，击缶与鼓盆，由先秦大到中古的贱器和丧器的双义用途，逐渐归流到丧器这个单一主题上来，自宋之后则多为丧礼之器，张艺谋以自己的无知在全球几十亿公众面前演绎了这段“丧器喜用”的画面。而关键的问题还不止于“丧器喜用”，这个被叫作“缶”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缶，仅仅是一种方形鉴而已，而这个方鉴的原形就来自曾侯乙墓出土的鉴缶，即外部是鉴，内置一缶，是一种复合器，二者可以各自分离和独立。奥运开幕式的“击缶而歌”，击的就是一个缺胳膊少腿的曾侯乙墓出土鉴缶的变体怪物，或者说敲击的就是一个导演者并不知其实用功能和文化内涵的古老的“冰箱”。此种非骡子非马，甚至是指鹿为马之举，加剧了民众对传统器物符号的认知混乱，也无意中道出了两千年前屈原说出的著名警句，“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缶”一作“釜”）的隐喻，预设了奥运缶对于当下中国的象征意义，它的价值就在于以弃用高贵尊崇的黄钟大吕而专以瓦缶“雷鸣”的方式，表达了文化贱化和濒死的现实。悲夫！
联禁铜壶图示
就在这个古代冰箱的旁侧，殡葬者又放入了一对世之罕见的联禁铜壶，壶的底坐是一个长方形铜禁，正是这个铜禁把壶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两件壶大小相近，通高皆为99厘米，腹径53.2厘米，重分别为106公斤、99公斤。其壶盖、镂空盖罩均可拆卸，系分别铸成后组装而成。器颈内壁均有铭文二行七字：“曾侯乙乍用终”。
同鉴的尊缶一样，联禁壶也是盛酒之器，但比尊缶的容量要大得多。壶边放置了两件大铜勺和一件漏斗，大铜勺是取酒用的器具，酒取出后在灌入冰鉴之前要经漏斗过滤。鉴缶与联禁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从储酒、取酒、滤酒、冰酒到饮酒，器具一应俱全，且设计形象奇巧，制作精良，为两周墓葬中所独见。
在联禁壶和青铜鉴缶之前，还有一件同编钟一样轰动世界的称世之宝——青铜尊盘。尊盘与鉴缶、联禁壶、青铜漏斗、铜勺，以及旁侧环绕的木质髹漆耳杯、筒杯、漆卮、漆豆等物品，皆为彼此相连的一组古代礼器，其中的礼数和道道繁缛复杂，恐怕当年那些为曾侯乙殡葬者也难以弄得明白，说得清楚。
所谓尊盘，即由一尊一盘组成。尊是用来盛酒，盘则是盛水或冰的器物。尊通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14.2厘米；盘通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尊重9公斤，盘重19.2公斤。从外形看，尊和盘通身装饰着纤细繁复的立体纹路，由无数条游动的小龙蛇错综地穿插结构而成。在尊的颈部一蕉叶纹的两侧，刻有“曾侯乙乍用终”七字。这件尊盘，集中了先秦时期最为复杂精湛的工艺技术，其玲珑剔透的透空附饰犹如行云流水，龙蛇蠕动。造型艺术和铸造技术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堪称中国青铜时代不可超越的巅峰之作。
盘与匜图示
尊盘出土后，正在曾侯乙墓发掘现场参观考察的著名史学家、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惊为天之杰作，认为其“制作工艺的精巧已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诣”。考古人员把这件器物小心翼翼地放入库房，然后进行仔细清理和研究。移往武昌后，在谭维四的努力下，又邀请国内冶金和铸造专家前往湖北省博物馆，专门对此器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尊的铸造方法，尊体的口部、颈部的外壁及圈足用浑铸法分别铸出，圈足上的四条双身龙先是首、舌、身各自铸作，然后焊接。焊接的技术较为高超。如腹上的四条双身龙分为八个单体焊接于腹部的八个接头上，圈足上的四条双身龙是挖出龙腹部分泥芯，巧妙地利用圈足的镂孔设范浇注，用铅锡合金溶液接合，制范用的木片至今犹存。最复杂繁缛的口部透空附饰是用失蜡法制造而成，先铸出相等的四大块，然后用铜焊与尊体连接而成。整个尊用三十四个部件，通过五十六处铸、焊连成一体。
盘，则由盘体和各种附件、附饰组成。其铸造方法是，用38个部件，通过44处铸、焊联接成一体。器内底部有“曾侯乙乍用终”七字铭文，经仔细观察，从字体到排列都可判断为属于两次形成。第一次铸款，有打磨痕迹，为“曾侯之尊盘”六字。第二次为刻款，改刻时将第三、五、六三字刮去，但“”字未全部刮掉，然后改刻“乙乍用终”五字。由此可知，此器原应为曾侯所有。这个曾侯很可能是曾侯乙的先君。
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
墓中出土的青铜尊
在商周青铜器中，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为水器。曾侯乙墓所出尊、盘合而为一件器物，有着统一的艺术风格。这里的盘应非水器。《仪礼·士丧礼》曰：“士有冰用夷可也。”《周礼·凌人》曰：“大丧出夷冰。”即盘，盘亦可盛冰，可称冰盘。因此，这件尊盘应与前述鉴缶的用途相同，乃冰酒之器。不过，据考古人员推断，由于它在工艺上具有巧夺天工的神采，可能已非实用之器，成为显示曾国宗室主人豪富、供来宾欣赏陈设的工艺品。
专家们经过仔细考察研究得出结论，尊盘镂空的装饰堪称中国已出土的青铜器中最为复杂的物品，周身透空的附饰花纹，显然系用久已失传的国之秘方——失蜡法铸造工艺作成。
中国青铜时代第一个高峰的工艺标志，是范铸法的运用。第二个高峰的工艺标志，则是新的金属工艺体系，包括浑铸、分铸、铸铆焊、失蜡法、锡焊、铜焊、锻打、铆接、红铜镶嵌、错金银、鎏金、刻镂等。其中失蜡法在这一体系中最为重要，也最令人瞩目。研究中国青铜制造的工艺技术，曾侯乙墓为世人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先秦青铜文化的认识，许多湮灭的工艺技术由此得以复生还阳。根据曾侯乙墓考古发掘总指挥谭维四的说法：“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除了用陶范铸造的部分外，一些复杂的透空花纹实际是用失蜡法铸造的，这是铸造金属器物其中的一种方法，也是熔模铸造中的一个分类。其制造流程说得简单、通俗一点，就是先用蜡料将设计好的铸品做成蜡模，由于蜡的可塑性好，可以在蜡模上做出繁复的纹样或使器物具有复杂的形式，在蜡模表面上涂上砂、石、耐火泥等粉末，形成比较坚固的外壳，待把外壳，也称外范阴干后，再加热熔去蜡模，形成完整的空腔，再向空腔内浇注铜水，迄铜液冷却，去掉外范，铸件即成。从这种技术原理和程序可以推断，但凡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铸件都是孤品，在铸造的同时，即意味着毁掉了模具。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意味着失蜡法铸造需要很高的成本。因而真要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已发现的成千上万件商周铜器中，已知确系失蜡铸件的屈指可数，由此可见铸造难度之大。但若将失蜡法与组合范以及其他的铸造方式比较，前者却有后者所不具备的优点。例如，用组合范浑铸类似尊盘口沿那样细密的纹饰，一立方厘米的空间里至少需要十块铸范才能成形，而整个铸形则需数千块铸范组成，这在理论上即或可行，付之于实践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若想得到细密、精美的装饰效果，非失蜡法不能做成。毫无疑问，没有高深的艺术修养，没有塑造蜡模的丰富经验，没有敷裹外范以及熔模、铸造、焊接等精湛的工艺，同时又没有相当于曾侯乙的经济实力，想制造尊、盘这样构成复杂的青铜器，是绝对不可能的。”
墓中出土的盘与铭文
失蜡法的出现堪称世界冶铸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关于这一方法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历来众说纷纭，有些国外所谓学者，其实就是狗仔队的组成者，非要说中国的失蜡法是由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移传而来，或是伴随佛教从印度传入的。总之，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曾侯乙尊盘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的发掘，以丁当作响的铁证，打破和纠正的了以上学说的神话和谬误。
事实上，失蜡法在中国的应用具有久远的历史。1978年底，考古人员对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进行了发掘，在二号墓出土了和曾侯乙墓尊盘相似的尊盘，经铸造界专家检测和鉴定，其上的附饰均为失蜡法制造，比曾侯乙时代为早，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铸件，这就把中国使用失蜡法的时间提早到了春秋中期前后。曾侯乙墓青铜尊盘在使用失蜡法上堪称鬼斧神工，达到了极为完美的地步。如此精巧瑰丽的艺术珍品，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个时代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从漫长的实践中得来的。以此推断，中国运用失蜡法的历史必然上溯若干年。从铸造工艺水平上看，西亚两河流域的古代失蜡法铸件，远不能与东周时期长江中游的失蜡法铸件相匹敌。
遗憾的是，这一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光荣的传统，当历史的长河流淌到隋唐时便出现了断裂，其基本的技术只是在一些乡间作坊偶尔简单地运用。又经过一千年左右，失蜡法竟转化为西洋人发明的专利。
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云南昆明的美国空军机械师奥斯顿，发现当地民间用一种看来较为特殊的方式铸造金属器物，他进而发现，用这种工艺铸造飞机的螺旋桨异常坚固，于是加以改造利用。抗战胜利后，这位机械师回到美国便以此技术报请了专利，专利名为熔模精密铸造法，别名奥斯顿法，俗名失蜡铸造法。不久，苏联购买了这个专利。20世纪50年代，红色中国又从苏联将这个专利买回。[1]
美国军人将中国乡间作坊的技术，转化为现代铸造的新工艺，体现了山姆大叔善于学习，勤于思索的精神。令人感慨的是，早在两千七百多年前，中国就拥有失蜡铸造技术，然而后世子孙却没有将这一技术带到现代工业中去，竟至于要从外国人手中去购买这一包含中国人祖先聪明才智的专利。悲夫！
注释：
[1]据美术史家、青铜器研究专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邵学海考证，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有迹象表明起源于古代长江以南的越人，越人的原始冶铸工艺失绳法，是失蜡法出现的嚆矢。新西兰汉学家巴纳教授曾经考察中国南方早期青铜遗物，他发现一些容器的绳纹提梁并无分范的痕迹，有些器耳却遗留有粗大的纤维，由此他认为这些提梁是以绳状物为模，再用耐火材料包裹，接着焚去模料，清除灰分，遂浇注成型的。巴纳称这种工艺为失绳法，并判断这些器物可早到春秋初年或西周末年。这意味着以失绳法为前驱的失蜡法，在这个历史时期可能出现了。
邵学海认为：失绳法，或称焚失法，与失蜡法同属可失性模法工艺，两者相比，原理一致，只是所失材料不同。现藏上海博物馆和湖南长沙博物馆商代晚期两件卣，是已知最早的焚失铸件，其上提梁也是用焚失法铸造的。用焚失法铸造的器物还见于安徽铜陵出土的三件铜甗之提梁，其上纤维痕迹也非常清晰。焚失铸造工艺南北方都有应用，但已知的南方要多些，就概率而言，失蜡铸造技术最早出现在长江中游就不会是偶然的现象。
邵学海还表示：曾国的匠师能铸造出类似尊盘这样非常复杂的青铜器，除了失蜡工艺的成熟，还须分铸技术的配套，而分铸成形所包括的先铸法和后铸法，长江中游在商代已经具备，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应用了这些技术。古代南方的越人为失蜡法的出现，提供了一套完备的技术条件。就像美军机械师受到云南乡间作坊铸造手艺的启示，从而发明了铸造螺旋桨的新技术一样，没有越人的焚失铸造，曾侯乙尊盘的装饰艺术，则很难达到我们现在见到的神采风韵，华丽、壮观、完美无缺的艺术境界。而模的可失性工艺的演变，恰似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缩影，它是由世界各个民族接力地，逐渐由低级推向高级的。（参见《打开曾侯乙墓》，邵学海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