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9日，梁思成逝世，享年71岁。在诸多祭文中，有一篇祭文非常特殊，因为这篇祭文来自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慰梅。
费慰梅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古典，有种江南才女的韵味，可实际上她是个货真价实的美国姑娘，她的英文名字叫做威尔玛，而“费慰梅”这个中文名字正是梁思成所取。
同为艰难世道的亲历者，又兼具亲密好友的特殊身份，费慰梅女士的祭文也许是对梁思成最有意义的祭奠。
这篇祭文讲述了一个真实而离奇的故事，她说：1957年3月，我们与梁家断了八年的音讯又连接上了，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接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口信，指示我将他1947年托我保管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到英国纽卡索给一位“刘小姐”，她会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寄给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看重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把《图像中国建筑史》展示给西方的读者看。但是那段时期，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通邮服务。我无法与思成联系上，不能确认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邮寄给他。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这包珍贵的书稿仔细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给那位刘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给她，强调这些书稿的重要性，思成急着拿到它们。我焦急地等了六个星期，终于她的来信告诉我，包裹“完整无损”到她手上。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寄给梁思成教授，但后来她便音讯杳然。
21年后，1978年，我的一位欧洲友人访问清华大学建筑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与梁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费正清夫人不依梁教授的要求，退还给他那些图稿和照片？”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14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么看待我呢！
我找出1957年3月7日寄给刘小姐那封信的复本，而后又找到她同年4月20日的迟到回函，我把两封信的复本寄到清华，并写了一封简短解释。但是，尽管我可以为我的名誉辩护，心里却很不安。这位刘小姐究竟是谁？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踪的包裹，起码我可以追踪她的下落。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能否打听到那位刘小姐的身份。但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丢了的话，那么只能怪他自己看错了人。不管怎样，都已过去21年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邮包真是寄丢了的话，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时之间，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映现在我的脑际，它虽然失踪、被遗忘，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失落了的珍宝，在我们的梦里萦回。我必须再努力一次。”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小姐，我只好转向伦敦。我给大使兰博特爵士写了一封信，将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求他帮我的忙。
一下子，奇迹出现了，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英国建筑史学会的提姆?洛克，他记得大约两年前，学会里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索，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院的注册组员。他打了电话给她，碰巧她也想起了21年前的一位高年级生，刘怀贞。
她回电话说查到刘怀贞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目前大概在新加坡。提姆?洛克马上打电话给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刘怀贞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我马上给刘怀贞写了信，附上1957年的通信复本，以唤回她的记忆。在第二页里，我写下一直困扰着我的一连串疑问：“假如你已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可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现在，那包裹在哪儿？弄丢了？毁损了？还是放在一个书架上，积满灰尘？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那包裏？她的回函姗姗来迟，对我的疑问只字未提，她只说“21年实在太长了，过去的事很难回想起来，收到你的信后，我四处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写过几封信给梁教授，但都没有得到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着。”
好一个“一直放着”，放了21年！没有知会我或思成，而我们俩竟放心托付给她？它怎么会绕了半个世界，这么多年了，却又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拖延着，不肯把它寄给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写的，她不认为她有责任。20年后，她竟说她没有责任！不肯把这件包裹交还给梁家。
就这样拖到了1980年5月，她写信告诉我，寄包裹给思成家人这件事将从春天延到秋天。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寄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不管你用什么借口推卸1957年的责任，现在，你没有理由再扣着那个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出，寄给梁夫人林洙，又告诉她，我要把这封信的复本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
终于，差不多两个月后，思成宝贵的遗物从新加坡以快捷邮件寄出，在1980年7月17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23年。
那年的10月，我专程到中国，与林洙一起编写清单目录，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图稿的纸得自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39年的岁月已经变旧泛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仍像初绘时那般清晰，这些图稿连同那些莱卡照片也依然完整无损。这一点，我们多少得感谢刘女士。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找到了，这部散佚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四年后，思成的大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博得中外人士的欢迎以及赞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也因本书在1984年获得美国出版家专业暨学术书籍出版金奖。
看到这批珍贵的图片重见天日，以及《图像中国建筑史》问世，清华大学建筑系和我一样的欢欣。为了表示他们的谢忱，他们特邀请我到山西省游览，由林洙当向导，走过思成往昔曾经到过的地方。
在山西南部，我又一次追寻1934年和正清随同梁氏夫妇走过的足迹。50年过去了，坐车游太原以北的地带，我们轻而易举在五台山上找到了佛光寺，那是思成最伟大的发现。
沿途停了几个地方，从前思成教过的学生热情款待我们。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打拼。完成这趟中国建筑之旅后，我邀请林洙到美国，她在我们剑桥的家住了两个月。我们旅行了许多地方，一路上参观了许多美国的特殊建筑。其中就包括当年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思成这一生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他的人生伴侣，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而对我来说，这两位女士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邦交的25年间，梁家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女儿再冰精通英文，因公派往伦敦及其他各地；儿子从诫则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学者。
在那段苦难的时期，他忠诚地守着父亲和林洙。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而今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深深感动了他，他决定为中国读者翻译出版中英对照版。由于他没有学过建筑，为了挚爱的父亲，他暂时搁下自己的工作几个月，在中国建筑史家们的指导下完成翻译。中英对照《图像中国建筑史》1992年由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推出几个月就销售一空。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保留了一些，当作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从诫到剑桥做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1991年，我的丈夫费正清临终前不久。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挚爱的人而伤悲。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一生成就的骄傲，但愿我们两家的友谊长存，直至他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永远。
因为梁思成，中国的梁氏与美国的费氏建立起了长久的友谊，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国与美国等世界一切尊重科学、尊重学人的人们和国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合作与友谊。
正若费慰梅女士所说，如果梁思成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心血之作《图像中国建筑史》能够出版，并受到世人的赞美，一定倍感欣慰。
如今，距离梁思成离开人世已经半个世纪，但他高尚的品质，对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和传承文化的情怀，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别了，建筑宗师——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