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爱德华·爱伦·坡
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巴黎刚被暮色笼罩，我和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正坐在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33号四层楼——他的图书室里，一边沉思，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将近一个小时，我和他都没有说话，因为我们的思绪还沉浸在黄昏时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中，我指的是陈尸所街的那件事，还有玛丽·罗歇谋杀案难解的谜。因此，当图书室的门被推开，走进来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局长G先生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巧合。
G先生谈吐比较有趣，这也是我们向他表示热烈欢迎的原因，因为谈吐的本领，差不多可以抵过他为人可鄙的一半，让他不致于那么不讨人喜欢，而且我们已经有几年没见过面了。
G先生进来前，我和迪潘一直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这时，迪潘站起来，打算去点灯。这时，G先生说他之所以来拜访是因为他要向迪潘请教一些很麻烦的公事。听到这，迪潘又坐下了，没去点灯。他说，“这种话题我们在黑暗中思考，效果会更好。”
“这又是你的怪主意，”G先生说，他习惯于把超过他理解能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叫做“怪”，因此，他几乎每天都在过着很怪哉的日子。
“完全正确。”迪潘说，他递给局长先生一只烟斗，又给他推过去一张舒服的椅子。
“是什么难题呢？”我问道，“不会又是什么谋杀案吧？”
“哦，不是的，完全和谋杀案没关系。事实上，这个案子再简单不过了，我们自己也处理得差不多了。可是，我觉得迪潘也许愿意听一听其中的详情，因为这件事确实怪得出奇。”
“又简单又古怪。”迪潘说。“呃，这件事真是非常简单，可我们又完全没有其他对付的办法。”
“也许正是因为案情简单才弄得你们不知所措。”迪潘说。
“你完全是在说废话！”警察局长尽情地笑道。
“也许谜底有点过分明显吧。”迪潘说。
“哎呀，老天爷！谁听见过这种话呢？”警察局长说。
“有一点过于不言自明吧。”迪潘说。
“哈！哈！哈！……”局长大笑起来，他觉得太有趣了，“哎呀，迪潘，你把我笑死了！”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案子呢？”我问道。
“嘿，我这就要告诉你。”警察局长回答道，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可以用几句话告诉你，不过，在我未讲之前，让我先提醒你们，这个案子要求绝对严守机密，万一让人知道我向谁透露了消息，局长的位置我大概十之八九会丢掉的。”
“说吧。”我说。
“你也可以选择不说。”迪潘说。
“是这样的，这个情报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亲自通知我的，有人从皇宫里偷走了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个人是谁，因为有人看见他拿走的。而且，也知道这份文件仍然在他手中。”警察局长说。
“这是怎么知道的？”迪潘问道。
“这是明摆着的，”警察局长回答道，“这份文件的性质比较特殊，一旦从抢走的人手里传出去，马上会引起某种不好的后果。也就是说，这个抢走文件的人，要利用这个文件制造一些计划。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太大的动作。”
“请你说得再清楚一点。”我说。
“这个文件会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场合下极有价值的权柄。”这位警察局长很爱好外交辞令。“我还是不很明白。”迪潘说。
“不明白吗？好吧，如果文件被透露出去，那就会使人们对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誉产生怀疑，其生活和前途都会因此产生变化。”
“这个贼，”局长还是忍不住了，“正是D部长，他什么都敢做，偷盗技巧几乎不亚于他的胆大妄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文件，正确来说，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单独待在皇宫内院时收到的。当时她正在仔细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断了，另外有一位高贵人物进来了，她特别不愿意让他看见这封信。她当时正打算把信塞到抽屉里，可是又怕引起误会，只好把那封信照原样敞开着放在桌子上。尽管这样，最上面的地址、内容并没有暴露，这封信也没有引起那位高贵人物的注意。
正在这时候，D部长进来了，他那锋利的眼睛马上看见了信纸，并认出了地址的笔迹，他揣测到收信人的秘密。他办了几件公事，像他平常那样匆匆处理完毕，然后，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说的那封信仿佛差不多，拆开来，先是装着看信，接着又把这封信放在靠近另外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谈起了公事，大约谈了15分钟。最后，他告辞了，可是他掩人耳目地把桌子上的信掉包了，带走了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这封信的合法的主人看见了，可是，当着那第三者的面，她不敢作出其他举动，装作一切正常。”
迪潘说：“这就对了，盗信人和失信人都心知肚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警察局长回答道，“D部长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前几个月把占有这封信的优势运用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位失信人一天比一天认识到有必要把属于她的信收回来。可是，这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做得到的。最后，她实在被逼得没办法，把这件事委托给我了。”
“因为”迪潘说，“没有比你更精明更能干的人了。”
“你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
“很清楚，”我说，“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信是他能威胁她的原因，但他也不敢轻易使用这封信，因为一经运用，他就会丧失很多威胁她的机会了。”
“的确，”局长说，“我首先考虑要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旅馆。在这一点上，使我为难的是，我要做到天衣无缝，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搜查他。因为一旦让他知道我们的企图，就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可是，”我说，“这一类的调查，你不是十分在行吗？”
“哦，是的。正因为有这个能力，我不至于太失去信心。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对我十分有利：柜子，我都能打开。”
“一连三个月，我没有错过任何搜查这家旅馆的机会。我第一夜亲自参加一大部分搜查工作，因为我的名誉要紧。再告诉你一件十分机密的事，酬金的数目极大，所以我没有放弃搜查。不过，最后我不得不佩服这个贼，他比我更加精明。在我以为凡是可能隐藏这份文件的角落，我都检查过了，但一无所获。”
“他会不会把信藏在别的地方了呢？”我提了个疑问。
“这个可能性不大，”迪潘说，“他必须让信在他可视范围内，以备随时可以派上用场，这是皇家大事的特殊性决定的。”
“有可能随时需要拿出文件来吗？”我说。
“也就是说，随时把它销毁。”迪潘说。
“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么这封信就明明是在他房子里了，至于这位部长随身带着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去考虑。”
“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经有两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
“你完全可以不亲自动手，”迪潘说道，“这位D部长，我敢说，并不完全是个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会预料到这类拦路洗劫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不完全是个笨蛋，”警察局长说，“可是他是一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没有太大差别了。”
“确实是这样，”迪潘说，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过我本人也问心有愧，写过几首打油诗。”
“可不可以详细谈谈你搜查的具体细节呢？”我说。
“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进行的。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首先，我们检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当然，如果有这种秘密的抽屉，肯定瞒不过我们。接着，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你们见过我使用的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把桌子面拆下来了。”
“为什么？”
“有时候，桌子，或者其他形状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会被打算藏起东西的人拆下来，把家具的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装好面板。对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样方式利用柱脚和柱顶。”
“不能利用声音来查出空洞吗？”我问道。
“这个方法不奏效，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屋里所有的可能存放东西的家具吧。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或者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这样它就可以被塞到譬如椅子的横档里。你们不会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来检查吧？”
“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用高倍显微镜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每个地方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通过显微镜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所以不是很麻烦。我们只检查砖块之间的青苔就行了，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部长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了吧？”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裹、每一本书，甚至每页都翻过。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极为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始终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就怕被你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警察局长回答道，“对那栋旅馆，我比我的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更好的意见了，”迪潘说，“当然，你大概知道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当然。”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向我们念了那封被盗窃的信的详细描述。念完后，他立即告辞了，精神比来时更加委靡不振，我从来没见到他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像前一次那样待着。
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问：“哦，G先生，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进展吗？”
“真见鬼，后来，我依照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是白费力气。”
“酬金是多少？”迪潘问。
“噢，数目很大，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但是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因为，新近酬金又加了一倍。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那封信。”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慢吞吞地说，“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还可以再尽一点力。”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嗯，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聘请顾问，嗯？你记得他们跟你讲的阿伯尔纳采的事吗？”
“不记得了，该死的阿伯尔纳采！”
“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条计策，要记得这位阿伯尔纳采说出他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在私下里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
“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然后就请教这个医生的指导意见。”
“可是，”警察局长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见，而且我真的愿意付给任何人5万法郎，如果他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的话。”
“照这样看，”迪潘回答道，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大吃一惊。警察局长也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雳一样，有好几分钟，他一动也不动，张着嘴，盯着迪潘，眼珠子好像要从眼眶里跑出来了。
后来，他显然有些恢复了常态，他抓起笔，又停了几次，终于开出一张5万法郎的支票，递给了迪潘。
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夹子里。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从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警察局长。
这位局长抓住信，欢喜到了极点，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地把信的内容浏览了一遍。然后，他慌慌张张起来挣扎到门口，终于顾不得礼貌冲出了这幢房屋。自从迪潘要他开支票时起，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他走之后，迪潘向我作了一番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按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说，都是极其能干的。他们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很狡猾，在业务上必须掌握的事情，他们无一不精通。所以，那天G先生向我们讲述他在搜查旅馆的事情，我完全相信他。
“他所采取的措施做得很完美，如果这封信曾经放在他们搜查的范围之内，他们会毫无问题地找到这封信了。
“不过，这项行动的缺点在于，对这个案子和这个人不能适用。这位警察局长，计策十分别出心裁，但是在处理案件时，总是要犯钻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浅的毛病。”
“揣摩对手时要有完全设身处地体察对手的智力。”我接口说。
“从实用价值来看，这是关键，”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长和他那一帮人这么经常地失策，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估计他们所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主意有多巧妙，在搜查任何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想会以什么方式来隐藏东西。
“例如，在D部长这一桩案子里，警察局长把在长期例行公事里习以为常的那种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则，变本加厉地运用起来。我们知道，普通人藏信，有把椅子腿钻个洞，或者至少也总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的可能。但D部长是普通人吗？局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推测这位部长是个笨蛋，他觉得会写诗的人都是笨蛋。”
“可是D部长真是一位诗人吗？”我问道，“据我所知，他们家一共是两兄弟，两个人在文才上都颇有名气。我知道这部长在微分方面有学术论著，他是一位数学家，而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为诗人兼数学家，他是善于推理的，警察局长没有考虑到这点。”
迪潘继续说：“我知道他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我的计划是按他的智能来编排的，而且考虑到了他所处的环境。我知道他善于在宫廷里献媚，同时又是一个大胆的阴谋家。这样的人，不会不了解普通警察的行动方式。所以，他早就明白他为什么会遭受拦路抢劫。
“我又想，他必定也早就预料到他的住处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经常不在家里过夜，就是一个诡计，故意让警察有机会进屋搜查，以便早一点使他们深信那封信并没有放在房子里，而且警察局长也让他达到了这个目的。
“在警察局长第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我跟他说，这桩奇案之所以使他十分为难，也可能正是因为案情过于不言自明了，你也许还记得他当时是怎么狂笑的吧？”
“对，”我说，“他笑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我越是想到D部长敢作敢为、当机立断的智谋，想到他如果打算把这份文件放到最合适的时候用，我就猜测这份文件一定是放在手边。而警察局长又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封信并没有藏在搜查范围之内。我想，为了藏住这封信，这位部长必定经过深思熟虑，采取了极其精明的手段，索性不把信藏起来了。
“我拿定了主意，于是配备了一副绿眼镜，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早晨，假装很偶然地到D部长的旅馆里去拜访他。我发现D部长正好在家，他正在打哈欠，懒洋洋地躺着享受美好的清晨，而且他跟平常一样，装出一副无聊至极的神气。
“为了对付他这一套，我说我的视力不好，并且为不得不戴眼镜而长长感叹了一番。我装作只顾和他谈天说地，却在眼镜的掩饰下小心谨慎地把房间详细察看了一遍。”
“我特别观察了一下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张大写字台，那上面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信和其他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然而，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的东西。
“最后，我看到一个用金银丝和硬纸板做得好看而不值钱的卡片架上，架子上拴着一根肮脏的蓝带子，吊在壁炉架中下方一个小铜疙瘩上晃来晃去。这个卡片架有三四个格子，里面放着五六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这封信又皱又脏，差不多要从当中断成了两半，仿佛信的主人起初就想把它完全撕碎，可是再想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就此住手。信上面有一个大黑印章，非常明显地印着D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从纤细的字迹可以看出这封信出自女人之手。它是漫不经心地，甚至好像很轻蔑地被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层的格子里的。
“我一看到这封信，立即断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封。当然，从外表的各方面来看，这跟警察局长向我们宣读的详细说明完全不同。这封信印章又大又黑，印着D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而原来那封信上是一个小红印章，印着S家族的公爵信章，信章完全不一样。这封信是写给部长的，字迹纤细，而那封信姓名地址开头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体粗犷鲜明。一眼看过去，这封信和印象中的那封信只有大小是一致的。不过，让我怀疑的是，这封信太肮脏了，和D部长实际的有条不紊的习惯自相矛盾，而且它被摆放的位置是那样使人确信，这封信对D部长来说是没有用的。但这一切足够让我怀疑了。
“我尽可能拖长这次访问的时间，我一方面跟这位部长极其热烈地高谈阔论下去，我深知这个题目万无一失，一定会使他感到兴致勃勃。另一方面，我的注意力其实是集中在那封信上。经过这样的观察，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而且，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支持我的细节。在仔细观察信纸的边角的时候，我看出边角的伤损超过了似乎应有的程度。信纸破损的样子，仿佛把一张硬纸先折叠一次，用文件夹压平，然后又按原来折叠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叠了一次。发现了这个情况就足够了。我看得很清楚，这封信翻了个面，好像一只把里面翻到外面的手套，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过。我于是向D部长说了声早安，立即告辞，可是我故意把一只金鼻烟壶放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借口拿回鼻烟壶又去访问，我们又兴冲冲地接着前一天的话题谈下去。可是，谈着谈着，又听见紧挨着旅馆的窗户下面很响地爆炸了一声，仿佛是手枪的声音，接着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的声音和吓坏了的人群喧叫的声音。D部长冲到一扇窗口，推开窗户向外面张望。这时候，我走到卡片架旁边，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同时用一封复制的信来掉包（只从外表来说），这是我在家里先仔细地复制好的，并且仿造了D部长的姓名的首字母。
“我一拿到我要的东西也立刻跟着他走到窗口。街上的混乱是一个佩戴滑膛枪的人引起的，他在一群妇女儿童中间放了一枪。可是，警察经过查证，发现枪膛里没有实弹，就把这个家伙当做疯子或者醉汉放走了。他走之后，我们也从窗口回来了。不久，我向他告辞。而实际上，那个假装疯子的人是我出钱雇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掉包呢，有什么目的吗？”我问道，“如果你在第一次访问时，公开地拿起信来就走，那岂不更好吗？”
“D部长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迪潘回答说，“而且非常沉着，假使我像你说的那样轻举妄动，我大概永远不会活着离开那位部长的旅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