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每一個人都在說謊。那不是意外，那是蓄意的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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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什麽時候起，一向聽話的兒子開始習慣性地、臉不紅心不跳地跟自己說謊了？她想不起來。一開始是同事告訴她說，嚴老師，你家賀堯說不上自習了，去你辦公室。她回辦公室一看，根本沒有人。她去開會，別的老師告訴她，賀堯說不舒服，晚自習要提前回家，等她晚上都到家了，賀堯才慢吞吞地回來。她想發火，又怕傷害他不知道哪裏脆弱的自尊心；她想讓自己放寬心裝作沒看見，又根本做不到。她知道賀堯說謊，賀堯也知道她知道，挑釁似的，好像就想看看到底怎麽樣才會把她氣死。
誓師大會之後，校領導親自找她談話，問她孩子怎麽回事，是不是最近壓力太大了，需要什麽幫助，學校無條件支持。她頭一次心虛起來，不敢回答。坐在辦公室裏，她聽得見那些從前一直讚不絕口誇她培養了一個榜樣、楷模、優秀兒子的同事們，現在一定都在私下裏帶著同情和悲憫嘲諷她。嘲諷她沒關係，嘲諷她兒子不行。每次模考之後，成績單都張貼在學校大廳裏，新的成績單會覆蓋舊的，但最後那一次模考，那張榜首不是賀堯的成績單，要一直張貼到高考錄取榜出來。來來往往的學生對著成績單指指點點，或哭或笑，每一個字都是一根灼燙的針，狠狠刺在她心口。
賀堯卻跟沒事人似的，她讓他在家裏待幾天不要去學校了，他就不去。但她不能不上班，她往家裏打電話，發現他趁她白天上班偷偷跑出去，她就在早上出去時把家門反鎖。她讓他坐在書桌前複習，他就筆直地坐在那兒，但筆不動，眼睛也不動，仿佛是對她無聲的抗議。不管她說什麽，做什麽，他臉上都沒有任何表情，像他那天站在台上讀男科廣告一樣，冷漠而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