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的版權到這裏為止，因為到這裏他就不再往下說了。他向空姐要了兩瓶酒，默默地喝起來。
我就問：“到底這位餘先生你見到過沒有呢？”
他說：“會見到的，我給肥仔打了電話，約餘先生見麵，餘已經答應了，到巴黎肯定會見到他的。”
“那就是說，你到現在還沒見過這位餘先生。”
“沒有，那以後我沒再去過巴黎。”
“這次去如果見到他，你還想進行對他的采訪嗎？”
“當然。我對這個人和他家庭的興趣，一直沒減退。”
“是不是還想了解他和台灣有什麽政治關係？”
“那倒不一定了，我現在更關心他的家庭情況，我一直想寫它，就因為沒有采訪過他們本人，材料不足，下不了筆。”
我說：“對一個人政治背景，不好亂猜測、胡想象，但家務事兒女情大可發揮想象，憑虛構也可以創作，你不是挺能編故事的嗎？這回怎麽倒拘泥起來了。”
他說：“這事太少見，太特殊，我反而不會虛構了。”
我說：“怕是你沒認真想，剛才聽了你那打折扣的摘要提綱，我都想象出一些情節來，你怎麽反會想不出來？”
“你想象出一些情節來？你不是一貫反對胡編亂造，講究言出有據的嗎？”
“別那麽挖苦人，言出有據不等於沒有想象和虛構！”
“好，你說說你想了些什麽？”
我告訴他，我想象這個餘雖然久居國外，卻是個中國傳統觀念很深的人。他認為洋事可做，洋飯可吃，但不能做洋人。萬不得已，自己做了洋人，也絕不叫餘家的後人從此全變成番鬼佬。所以盡管在法國住了多年，要結婚時，還是回家鄉去找對象。你說過，他是文革剛結束，或者尚未結束的時候回去的。那時回去的人多半要找僑聯幫忙安排一切，僑聯的幹部大多自己就是歸僑，對外來的鄉親必定很熱心。接觸一段時間後，餘發現這些人是很可靠的，就把他要在家鄉找個對象的心願對僑聯的同誌講了，僑聯的領導研究後就對他說：“你的心願我們理解，你對我們這麽信任，我們也不跟你說假話。**時期，一切和海外有聯係的人都被當特務整過，一提海外關係，人們就談虎色變，本來就是僑眷的人都急著劃清界線，脫離關係，普通人誰還會沒病找病願嫁你這假洋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