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打黑》，我長長地籲了口氣。這是一部黑白較量，正義與邪惡**廝殺的小說。在舊中國，黑幫頭目往往是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從上海灘到軍閥、政客、富商巨賈，甚至有些社會名流，無不趨之若鶩，狼狽為奸，共存共榮。惡霸、袍哥、地痞流氓，形形色色的黑勢力相互勾結，沆瀣一氣，欺壓百姓，愚弄人民。風雲變幻，鬥轉星移，曆史已進入二十一世紀，個別地方黑惡勢力又有所抬頭，原本絕跡了的“袍哥”又以新的麵目出現，他們或披著合法的外衣，或罩著紅色的光環，但從事的，卻是跟舊中國幫會組織相差無幾的行當。尤其是經濟迅猛發展，社會節奏越來越快的今天，一些黑惡勢力的苗頭又在部分城市滋生，他們滲透到不同領域，以手中掌握的資源和靠非常手段聚斂的財富，對法製社會進行粗暴踐踏，不但對社會治安秩序構成威脅，而且嚴重幹擾市場經濟秩序。在一些地方，連豬肉、麵條、房地產、客運等與百姓衣食住行息息相關的民生領域，也受到黑惡勢力的滲透與控製。從一些地方“打黑除惡”行動中披露的信息表明，一些黑惡勢力已由尋求權力保護膨脹到自行獵取、掌控權力，從“以商養黑”“以黑護商”演變為“以紅護黑”乃至“由黑變紅”，甚至製造、操控群體性事件，要挾政府，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黑惡勢力犯罪活動在一些地方呈現出經濟上漂白、政治上染紅的“升級”現象，令人觸目驚心。
我寫這部書的初衷，一是向讀者表明，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期，出現這樣的問題並不可怕，盡管它殃及到我們的正常生活，威脅到我們的法製建設，甚至威脅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但這種醜惡現象畢竟隻是個別，而且是短期的，就如同我們身上的瘤。我們不能因為一個“毒瘤”的存在，就徹底否定我們的身體，更不能因為一種醜惡現象的死灰複燃，就來懷疑改革開放多年取得的偉大成就。寫這部書前，我特意留意過圖書市場，發現有不少打著黑道招牌的小說，受到讀者追捧。個別作者在“黑”與“白”的問題上，喪失了立場，他們以汪洋恣肆的筆墨大肆渲染“黑道秘笈”，打著揭秘的“旗號”，向讀者兜售臆想中的黑社會。其作品充斥著暴力，充斥著血腥，但在價值取向上，卻采取了模糊甚至本末倒置的態度。這樣的文學作品出現在今天，令人困惑。作家應該有責任感，更應該具備辨別與判斷的能力，這種能力體現在具體的創作中，就是要反複追問，你要表達什麽，要揚什麽貶什麽。盡管文學的多元化已不需要作家扛什麽旗幟，但作家不能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線，這道德有雙重意義，一是社會道德，二是生命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