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戰爭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當一支征塵仆仆的部隊從南方前線撤下來的時候，坐在長長的軍列裏，一千個人有一千種心態，多數人都懷著勝利返回的狂喜，也有死裏逃生的慶幸，還有懷念犧牲戰友的悲傷。這些人都是來自一個部隊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熟悉的人岑立昊都沒有記住，卻永遠地記住了一張陌生的臉。
那是一張冷靜的臉，微黑，粗糙，眼睛不大，戴著厚厚的眼鏡，坐在一個角落裏沉默不語，麵前放著一個笨重的黑包。此人神情有些蒼老，大約四十來歲年紀，岑立昊不認識他，別人介紹說這個人是一個戰地記者，拍了很多照片。在過長江大橋的時候，岑立昊同他坐到了一起，交談起來，知道他不是什麽記者，攝影隻是業餘的，真實的身份是軍區陸軍指揮學院的教員，叫範江河，是隨某某軍行動的，不知道因為什麽原因，在湖南境內一個兵站裏，被上一列兵車拉下了。
岑立昊說，既然是指揮學院的教員，該到團首長的車廂裏去，那裏有幾個臥鋪。
範江河連連擺手，叮嚀岑立昊不要聲張，他想跟戰士們在一起，聽聽年輕的聲音。
兩個人談起了戰鬥，具體到一個戰例，範江河突然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不行，這樣下去不行，要改變這種狀況。
岑立昊問他是什麽意思，範江河就打開了話匣子，說，這次參戰很說明問題，和平時間太長了，而且又經曆了一個除了胡來幾乎不幹正經事的漫長的“文革”時期，軍隊已經嚴重消退了戰鬥力。這次參戰檢驗了部隊的戰鬥作風和戰鬥實力，同實戰的要求差距太大了。對方一個加強營的防禦陣地，要用兩個團以上的兵力攻打，還至少要用一個炮兵群的火力和一個團保障物資。就這樣，我軍的傷亡還比對方大。整個戰爭時期，我跟隨行動的那個方向層層上報的累計戰果，竟然是對方全部兵力的三倍，也就是說，按照我方計算的戰果，對方的全部兵力被我們消滅了三次。哪有這樣的事啊？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尤其可怕的是，我們有不少前線指揮員明明知道這戰果裏有太大的水分，但沒有一個人去點破，就這麽心安理得地評功評獎。我跟的那個團，把評功評獎評烈士搞得轟轟烈烈，卻很少有人關注問題。這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