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寄居的这座城市繁荣而混乱，一幢幢摩天大楼顽固而生硬地直插天空，天空弥漫着浑浊的阳光和工业灰烬，在这些与穷人无关的大楼淡蓝色的窗子后面，形形色色的欲望和野心已经酝酿成熟。高楼密集的夹缝中如蚁的人群怀揣着各种不可告人的动机来去匆匆去向不明，走在钢筋混凝土的阴影下，没有阳光的脸上表情焦虑而幽暗，少数人在冬天的风中咳嗽。
某种糟糕的感觉在冬天来临的时候越来越强烈，每一片树叶在我眼前坠落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我总觉得这个冬天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灾难，重感冒持续了一个星期，鼻子刚刚能自由地呼吸窗外的空气，我的一位在家乡当县长的大学同学因为贪污受贿案发而失去了自由，另一位同学在电话中对我说，“脑袋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就在我为同学脑袋而担忧的时候，与我租住在同一幢楼里的一位做书商的朋友被一个谋财害命的歹徒卸掉了脑袋，杀害他的人居然是他雇用的司机，司机是他表弟。书商朋友刚和我谈成了一本书的合作问题，他知道我是飘在这座城市里的自由撰稿人，日子过得朝不保夕，所以他在谈稿酬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千字一百的开价。现在我只好怀里揣着一份永远也兑现不了的合同书去参加书商朋友的遗体告别仪式，殡仪馆里的哭声此起彼伏，他刚换的妻子年轻而美丽并且在情深意切的痛哭后成为这座城市里又一个自由的寡妇。我看到书商朋友躺在鲜花丛中，拼接好的脑袋在一条围巾的掩盖下结构完整表情极其平静，他已经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了。
冬天异常寒冷，我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自己就像漂泊在一片漆黑汪洋的大海上孤立无助，在这个不可告人的晚上，我面对着桌上一堆半成品的书稿，想象着那再也不属于我的三万块钱稿酬，我考虑是不是跟书商朋友新婚不久的遗孀探讨一下合同补偿金的事，有可能的话，甚至将书商朋友的遗孀和遗产一起娶过来。在这种痴心妄想还没构思清楚的时候，我的眼前却突然出现了远在老家二叔的那张苍老而威严的脸，二叔在我出来闯**前对我的唯一一句训戒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这是孔子的话。想到这，我万念俱灰，明天的晚餐在哪里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严峻的事实。我拼命地抽烟和喝水，屋里的烟雾弥漫着破碎的生活前景，我看到鲜花在电视里开放，电视里歌舞升平的画面不仅不能安慰我，而且还成了一种伤害，我想为什么电视里的人那么幸福呢，为什么我不活在电视里？
文学在这个冬天已由最初的信仰逐渐蜕变成谋生的手段，已由神圣的追求堕落成交易的筹码，我感到今年春节回老家是无法向二叔交代的，二叔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和生活中的楷模，他是那种仙风道骨，穷且益坚青云之志的人，一生当教师，安贫乐道，“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长年住在三间平房里理直气壮，腰杆笔直。我成长过程中的偶像既不是董存瑞黄继光雷锋，也不是邓丽君张曼玉巩俐，如果有偶像，就是我二叔。可我现在却为了能请女友到凯宾斯基去吃韩国烧烤而放弃文学的尊严，我没有写完的这本书叫《月光下的单人床》。我正在用一种体面的文字把下流和可耻的欲望制造出来并批发到大江南北千千万万个光线阴暗的床头和比光线更加阴暗的心理中。
这种分裂的意志和想象正在折磨着我残存的生活信心，我咬着牙决定去找另一位活着的书商，我要把自己写了一半的这张单人床合同卖出去，这就像一个第一次出卖自己的妓女已经在嫖客面前脱得一丝不挂了，即使再穿上衣服，那也只能算作是有纯洁愿望的妓女，基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我是在为《月光下的单人床》找另一个书商的路上，接到堂弟小东打来电话的，小东在电话里对我说，二叔出大事了，我问什么大事，小东在电话里哭了，他要我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不然二叔就真的全完了。
二叔认为我是有出息的，不像小东，初中毕业上了技校，走投无路中只好进工厂当工人。我是许氏家族中唯一“经史济世，诗书传家”的希望。每次回家，二叔总喜欢与我坐在黄昏的时光里纵横天下谈古论今，然后让婶婶温一壶黄酒，叔侄俩一直喝到夜色阑珊世界一片寂静的深夜。
我将书稿的提纲匆忙地交给书商，迅速地爬上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