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根是跟梅来一起外出打工的。
春天的时候，梅来随一个到山里贩卖野生动物的骗子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宁市。梅来抽了骗子的几支带把子的好烟后，帮着骗子在山里收购了一只果子狸、两只老鹰、三只穿山甲，骗子答应带他到苏宁市后给他安排一份保安的工作，月工资800元，条件是梅来帮着他将这些野生动物运到苏宁。梅来说这几只山货总共不到五十斤，还没有一块石头重，一口答应了。他们像特务，又像小偷一样，专拣夜车坐，可到了苏宁后，骗子趁梅来尿急找地方撒尿的时候溜了。全村人都知道梅来出门发财去了，好面子的梅来无颜回家见江东父老，先是靠乞讨过日子，后来在菜市场找到了一个看鱼档的活，每天夜里鱼运到市场后，鱼老板让梅来守住上万斤成筐成箱的鱼虾，待天亮全部批发完后，梅来也就下班了，一个月工资300块钱，有时候，鱼档老板还将一些死鱼送给梅来，梅来拿着300块钱工资，吃着死鱼，生活无比幸福。梅来住在一条废弃铁道旁的一间墙上写着“拆”字的小屋里，房主是一位病入膏肓的老头，他咳嗽着说，“每月收你五十块钱。”梅来在菜场捡一些菜叶、烂瓜，回来后一锅煮了，每月再花七八十块钱买些米面油盐，300块钱工资每月能节余下一百七八十块，然后潇洒地给家里寄去一百五十块钱巨款，每天能不花钱欣赏到城市里那么多红黄蓝绿的灯火，白天一觉睡醒了，就钻到隔壁老屋里，听老人咳嗽着讲城市的故事，虽然远离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想到老婆数票子的幸福表情，想到上小学的两个孩子终于有钱买橡皮和书包了，他就有了男人的成就感，他觉得一个人迟早是有扬眉吐气时候的。这种感觉让使很兴奋，于是他时常花一块二毛钱买了三两烧酒就着红烧死鱼美美地吃了一顿。他读过小学四年级，听到老师讲起过共产主义，在他的想象中，这差不多就是共产主义生活了。
一天下午，一个年龄很小的小偷沿着废弃的铁道闲逛到了梅来的小屋前，小偷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他凑着脑袋向屋里看了看，然后摸出口袋里的手机，“刚拈的，好货。五百块钱要吗？”梅来从阴暗的屋里走出来，看了看，“是真的吗？”小偷说不信你打一个电话试试，于是他就给村委会打了一个电话。通了，村主任刘宝告诉他，“你妹妹梅花跑了，你妈都快急疯了。”村里的电和电话是最近同时开通的，电话只有村委会有一部。
梅来几乎是冲出小屋赶回老家的。回家后梅来跟杨树根一起到县城徒劳地找了好几次，没有找到梅花。一个在县城学裁缝的同村小伙子说有一天他在县城汽车站看到梅花跟一个拎着皮箱的男人上了汽车，梅花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回村的路上，梅来对一脸沮丧的杨树根说，“兄弟，我们梅家对不住你。”一句滚热的话，让杨树根眼泪忍不住漱漱地往下流，“我无能，没有让梅花过上好日子。”话没说完就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梅来拉起杨树根将一根油条塞到杨树根的手里，说，“兄弟，都快一天了，你吃点吧！”杨树根摇摇头，没吃。
已是黄昏，山区里刮起了风，太阳在山头抽筋似地颤了几下，然后一头栽进了山后面，西边的天空只剩下一抹又浓又稠的猩红，那是一种鲜血淋漓的颜色。
梅来和杨树根的影子渐渐地融进了黑暗的风中，他们在黑暗中这样对话。
梅来说：“梅花嫌贫爱富，从小都是我妈惯的，这怨不得你。你要是信得过大哥，就跟我一起到城市里打工。”
杨树根说：“我也想出去，可一个人都不认得。”
梅来：“我不是在城市里吗？说实在的，才干了五个月，我就给你嫂子寄了七百二十块，我身上还有四百多块。那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梅来虚构的城市美景在这个黑暗而有风的晚上重新坚定了杨树根对未来产希望，也稀释了一部分梅花出走留下伤痛和耻辱。
离开山村的那天晚上，杨树根将女儿小慧拉到一条腿麻痹的母亲面前，将家里仅有二百二十块钱留给母亲一百四十块，然后对六岁的女儿小慧说，“在家听奶奶的话，我去找你妈妈，好吗？”不懂事的小慧兴高采烈地嚷着，“妈妈给我买饼干了，过年时妈妈跟我说买最甜的最甜的饼干。”杨树根抱起小慧，“对，妈妈给你买饼干去了。”说着说着自己就流下了眼泪。母亲坐在昏暗灯光下的水缸旁，水缸一样地沉默和冷漠。屋外的呼啸的山风由远及近地漫过来，杨树根听到了风声中许多树叶提前败落。
第二天走的时候，杨树根又掏出十块钱放在灶台上，用一只缺口的碗压住。
杨树根怀揣着七十块钱背着一卷肮脏的铺盖跟在梅来的后面出发了，清晨的薄雾笼罩着面目含糊的山村，他回头看了一眼居住三十年的村庄，什么也看不清，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一丝留恋，脚步越来越快，越来越轻松。梅来说，“狗不嫌家穷，狗在家里没吃的，屋外还有屎吃，这山里连屎都找不到。”
赶到乡里时已是中午，啃了两个干冷的大馍后，他们爬上了开往县城的一辆农用车，农用车冒着黑烟将一车生硬的石头和两个活人运到了县城的一处工地，驾驶员要收他们两块钱，梅来说你又没多花力气给你一块钱也是白赚，一脸油污的驾驶员说那我就免费把你们再带回乡里。梅来跟他吵了起来，杨树根说两块就两块吧。他从口袋里摸出两块硬币塞到驾驶员手里。梅来走的时候还对驾驶员说了一句，“心太黑了！”驾驶员很不服气地回了一句，“坐客车你要花四块钱呢。”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苏宁市已是第二天晚上，从没出过远门的杨树根被城市活蹦乱跳的霓虹灯弄得头晕脑胀，城市像一个**的女人浪**而轻浮，杨树根看到许多女人的大腿和**在广告灯箱里蠢蠢欲动，伤风败俗的画面层出不穷，让他心惊肉跳的是，身边走过的人讲话的腔调和语气跟骗走梅花的那个尖嘴猴腮的贩子一模一样，因而这里的每个人都成了拐走他老婆的仇人，他真想揪住他们的衣领让他们交出梅花，可每个人都轻松地经过他的身边，柔软而琐碎的方言理直气壮。杨树根脸上直冒火，敌意和仇恨的情绪让他烦躁而窒息。情绪很好的梅来像个城市主人一样地向杨树根介绍城市的繁华，诸如这是肯德基、超市、步行街、那是娱乐城、宾馆、茶楼，一路娓娓道来，仿佛这个城市像他开的一个小杂货店一样，货架上的每盒火柴的位置都烂熟于心。杨树根问，“肯德鸡是公鸡还是母鸡？”梅来不假思索自以为是地说，“肯德鸡就是要用嘴啃的鸡，烧的不是太烂，有点夹生，城里人跟当年的鬼子差不多，喜欢吃半生不熟的。”
到了废弃的铁道边上的梅来租住的破屋，打开门，一股霉味和死鱼的腥味扑面而来，点亮蜡烛，杨树根看到了屋子比山里的还要破烂，砖头砌起来的床铺上摊着一床黑乎乎的被子，一个早已熄灭了的蜂窝煤炉缩在墙角，地上还有一个没盖的变了形的铝锅，一个缺口的塑料盆和两个风干了的罗卜相依为命地挤在一起，梅来从被窝里掏出一个塑料水瓶对杨树根说，“新的，我花三块五毛钱买的。”这也是屋里最值钱的家当，其余都是从垃圾场捡来的，可好面子的梅来指着墙角里的那些破锅烂碗说，“都是城里朋友送的，当然不会太好。”
梅来在隔壁房东老头那里换了一块烧得通红的蜂窝媒，生了炉子，烧了一瓶开水，两人一人啃了两个大馍，还吃了一个煮鸡蛋。“凑合着住吧，不贵，五十块钱一个月。”梅来很轻松地说着，仿佛这些小钱对他来说轻如鸡毛。杨树根在梅来提到钱的时候，顺手摸了一下上衣里面的口袋，他的手在胸前僵住了，脸色全变了，梅来问怎么了，杨树根声音**着嗫嚅着，“钱，钱没有了。”梅来先是一惊，脸上掠过一丝恐怖，既而又镇静下来，说，“没关系，不就六十多块钱嘛，明天我们就要自己挣钱了。鱼档老板对我特别讲义气，我让他再给你一份从车上卸货的活，一月少不了三百块。反正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在县城车站时，杨树根当初要自己掏钱买票，梅来非要他买，他只了说了一句，“我妹妹对不起你，我要对得起你。”他们研究分析后认为，钱是在苏宁下车出站拥挤的时候被小偷偷走的。
这天夜里，杨树根做了一个梦，他挣了一麻袋钱扛回了村里，全村人都帮他数，怎么数也数不过来，杨树根站在门前的石碾上大声地说，“不要数了，每人都抓一把回去。买上几包味精，那东西烧菜很鲜。”梅花从屋里跑出来说，“不行，那是我买摩托车的钱。”杨树根扬眉吐气地一把拉过梅花，“我裤腰带上还有的钱呢。”在他低头掏钱的时候，梅花不见了。他抓着大把的钱喊着梅花的名字……剧烈的敲门声敲醒了杨树根的美梦，他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揉揉不愿睁开的眼睛，见屋外一缕清淡的阳光射进屋内，屋内被分割成明暗对立的色块，房东老头将枯瘦的手伸向还没睡醒的梅来，“这个月五十块钱还没交呢。”
杨树根跟在梅来的后面去菜市场鱼档，一路上他再次感到了自己被这座城市的方言所伤害，他看到每一个人都不怀好意地经过他的面前，他们操纵着这样的语言就是偷他的钱的小偷，就是拐走梅花的骗子，他们干净整洁的衣服里面隐藏着一颗歹毒的心，他们随时准备掠夺山区里的良家妇女，这种感觉让杨树根愤恨而无奈。他的腿里像灌进了铅，步子远没有离家时那般轻松，现在他跟在梅来后面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源自于一种妄想，他确信梅花就在这座城市里，总有一天，他会与梅花狭路相逢，那时候他会对梅花说，“小慧说你出门给她买饼干了。”
梅来买了一包三块钱的香烟交给杨树根，“见到老板时，要叫他吴经理，不要叫大哥。有身份的人才能叫经理。听到了吗？”杨树根接过烟点了点头，梅来的无微不至让他不恨梅花了，他恨自己，是他的无能让梅花没能过上安心的好日子。梅来又眉飞色舞地炫耀说“我们老板，不，我们吴经理对我可好了，经常送鱼给我吃。”杨树根并不知道送的是死鱼。
此刻，城市的马路上，形形色色的小汽车辆像一条条活鱼一样在他们的身边迅速滑过。
鱼档里的鱼全都批发完了，鱼档吴老板一身鱼腥味，他正嘴里咬着香烟，很困难地攒着唾沫数着沾着鱼鳞的票子。梅来站到鱼档老板身后的时候，小心谨慎地叫了一声，“吴老板，我来了。”吴老板歪过脑袋，吐掉了嘴里的香烟屁股，恶声恶气地吼道，“你他妈的还晓得来呀，那天夜里鱼虾到岸的时候，你连个鬼影都见不到了，批发的时候，被狗日的多提走了一水箱活鱼。损失了我六百多块。”梅来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对不住你，吴经理。要不是我妹妹给骗子拐走了，我就多呆一天再走了。”吴老板嘿嘿一乐，拍了拍梅来松软的肩膀，“是我对不起你，让你看鱼档把妹妹给人拐跑了。”梅来错误地理解了吴老板的冷嘲热讽，胆怯地问道，“我今晚就来看鱼档，那半个月的工钱不要了，行吗？”缩在梅来身后的杨树根不识时务地掏出烟，卑微地抖着手递过去，“吴，吴经理，孬烟，抽一支。”吴老板推开杨树根陌生的胳膊和香烟，理也没理，扔下一句，“回家种地去吧！”说着就扬长而去。
梅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比被拐走了妹妹还要难堪。他木桩似地站在湿漉漉的菜场里，就像一个盛过鱼的旧塑料袋一样被扔在鱼档前血腥的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