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拿起笔来，许多熟悉的矿工朋友和矿工们的妻子，就涌进我热辣辣的胸腔，就往我的面前挤……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彼时使你不以为然的事，此时却让你感慨万千。这时候，那些平日我认为很平常的、不能上“文学作品”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变了，就象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陡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
他，1958年进矿。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二十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28岁的时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这，对这个年轻的女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她和丈夫都是湘西凤凰县人。在这个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鼓动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算过份的。当领导上来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
“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
她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
我不能趴下来吃社会主义，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
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炊事员。她挑着油饼油条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们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的劳动模范。1978年，她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她那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们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也许讲不出许多大道理，甚至在小组会上发一个言，脸都会涨得通红。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心灵。霎时，他们象一块块矿石，在我的面前闪起光来。啊！生活的矿井里，蕴藏了多少文学艺术的矿石，等待我们去挖掘啊！
我怀着这样一种对矿工、对矿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动笔了。
我按照生活中的样子写他们。没有给他们戴“光圈”，也没有给他们穿“高跟鞋”。作品中的他们，仍然是那样普普通通的，没有什么惊人的举动，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然而，在他们那些平平常常的言行里，是不是很自然地闪烁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光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光彩呢？
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自己所热爱的人，自然顺手。五天，我就写出了这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那天深夜，刚刚脱稿，来不及抄正，就被知道我这一“秘密”的一个朋友，当时在涟邵矿务局《涟邵矿工报》工作的、现任湖南电视台台长的魏文彬拿出看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一边将稿子递还我，一边兴奋地说：“我原想先翻几页，没有想到一看就放不下了。害我一晚没有睡。看完以后，我更睡不着了……真不赖！”说着，他伸出手来给我看，“你看，你这本稿子用铁丝钉着。看稿时，那伸出的铁丝，把我的手扎出了血，我都不知道。看它使我多入迷！”
我看看他的手指，果然是被扎出血来了。他那一双眼睛，更是火球一般的红。他确是一个通宵没有睡呀！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谈一些具体的印象，说得我也激动起来。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而他又是我第一个中篇的第一个读者。得到了第一个读者的好评，我信心更足了。
稿子送到《芙蓉》编辑部，编辑王璞、编辑部副主任朱树诚和出版社总编辑黄起衰同志，都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生活中的这个“她”，那个“她”，就溶铸成了作品中的“金竹”；我熟悉的矿山里的“老张”、“小李”，就变成了作品中的“大猛”、“二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