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道弯弯》的成功，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创作积极性，迎来了我创作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我接连写了几个中篇小说之后，忍不住地把自己一部曾经写了三稿，已在抽屉里搁了三年之久的一部长篇小说的稿子，从屉子里清了出来。
手一触到这部稿子，我的心就热辣辣起来。多少多少往事，潮水一样涌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部稿子，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在矿山那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动笔的。第一稿只有19万字，第二稿写成了26万字，第三稿就到30多万字了。这每一个字，都是我在与寒冷作对、与坟虫作对的情况下写下的啊！
我尤其忘不了编辑高彬同志，为这部书稿，断了一条腿，付出了血的代价！
那是1979年2月，当我把第三稿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不久，这家出版社就给我所在涟邵矿务局党委写来了一封信，为我请一个月的创作假，修改这部书稿。矿务局党委也很支持我，欣然准假，而且在时间上放宽尺度，要我尽心修改，改好为止。我正准备离开矿山去长沙的时候，又接到编辑老高的来信，他将于某日到矿山，与我面谈修改意见，并一起研究修改方案。我把准备好的行装放下了，盼着老高的到来。
约定的时间到了。那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我早早地来到了火车站。我怕老高没有带雨具，又特意多带了一件雨衣。
我站在雨地里，朝着长沙的方向望去。在离车站二、三里路的地方，有一个隧道。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个隧道口，盼着火车早早从这个洞口里钻出来。
我一回又一回地看表。这时候的表走得真慢！老是离火车到站的时间还有五分钟，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
火车终于从那个隧道口里钻出来了。
往日，它跑得是那样快。一从那洞口钻出来，一眨眼就到了站台上。这一回，它竟是那样的慢，象是跑累了似的，喘着粗气，老大一阵，才缓缓地停靠在站台上。
我真想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是老高。然而，我焦急地目接着最后一个旅客走下车了，也没有见到老高。火车终于又一声长啸，走了。这一回，它倒是走得那么急匆匆的。
我站在站台上发呆。好大一阵才回过神来。
第二天，我又早早地来到车站，却又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第三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严肃的编辑给我开了一个无聊的玩笑？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正在我焦躁不安的心情中，我收到了出版社负责同志的来信。信中告诉我，编辑老高在来我处的途中，不慎摔断了一条腿，现已住院治疗，暂不能来你处了，希谅……
我握着信纸的手，一下子抖动起来。我的领导知道了，对我说，你快去医院看看他。他是为我们矿工作者摔断的腿啊！你代表我们向他致意。
我匆匆赶到长沙，因不知他住在什么医院，只好先到文艺编辑室。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那天，老高在湘潭看望了一位作家，背着书稿连夜到火车站来赶车。夜茫茫，雨纷飞。他眼睛近视，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地方，一脚踩进了一个很深的污水沟，摔倒了。当过路的人发现后，跑过来搀扶他的时候，只见他一双手在地上摸着，嘴里直喊：
“我的书稿呀！我的书稿！”
他摸到了书稿。看到书稿用塑料袋装着，没有被损坏，才嘘一口气，欣慰地笑了笑，想站起身来。可是，他怎么努力也站不起来了。人们把他抬到医院，一透视，发现右脚骨拆断了。
我匆匆赶到市立一医院去看他。心情是多么内疚和羞愧啊！
当我来到医院的时候，看到文艺编辑室几位熟识的编辑，在室主任黄起衰同志的带领下，正抬着一付担架，准备将老高从市立一医院转到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去。因为人手不够，身体单瘦且多病的老黄，也准备亲自参加抬担架。我连忙上前，拉下老黄，自己顶了上去。
我没有说一句话，此时此刻，也说不出一句话，抬着担架，默默地前行。目光，定定地看着躺在担架上的老高，他一脸寡白，眼睛微闭，其痛苦，自不待说了。
他发现我来了，便吃力地对我说：
“误了你的事啊！要是我这次不出事，你的作品修改的进程会快得多……”
“……”
我呆着，我愣着。叫我怎么说？我能说什么呢？
找不到一种语言，能表达我此刻那复杂、那内疚、那愧意的心情。老高，不是我把他弄伤的，却又的的确确是为我负的伤啊！这部书稿，我只不过费了些墨水，熬了些夜，花了些心血，而一个编辑，却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却为之断了自己一条腿！
我默默地抬着这付担架，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去。我尽量让它少震动一点，少震动一点，想借此来偿还自己欠下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