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興礦務局呆了七天。見到了近些年來從漣邵礦務局調過去的不少老朋友，也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在和他們的接觸中，使我覺得自己的心胸充實多了。
接著，我來到了離資興礦隻幾裏路的一個地區所屬的先進煤礦。當時，這個小礦，在省內挺有一點名氣。礦黨委辦公室的秘書，是一個業餘作家，省作家協會的會員。白天，我在招待所的一間房子裏寫一部中篇小說。每天晚餐後，秘書陪著我訪問礦工家庭，在礦區公路上散步，講述著礦山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新聞和曆史上的老事。
有一天晚飯後，我們照例到礦區的公路散步。他很不經意地給我說了這樣一件事：他們礦有一位女教師，是一個大學教授的女兒。“**”中，在串聯的火車上與北京一個大學的學生相識了。後來，這個北京的大學生分配到了這地區所屬的小煤礦上當技術員，她也跟著他來了，並與他結了婚。她沒有工作。沒有孩子時，靠丈夫的工資，兩個人生活，也還勉強。後來，有了兩個孩子，且她和兩個孩子都沒有戶口，吃“黑糧”，這就很困難了，為此，他們曾四處上訪，甚至上書周總理，要求解決他們母子的戶口。那年月，許多上訪的信，都轉下來了。加上這位技術員的家庭出身又不好，你四處告狀、叫苦、抹社會主義的黑，對現實不滿，這還了得？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被狠狠地訓了一頓。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臭老九”變為“香老大”了。技術員已是礦上的骨幹工程師。他們母子仨的戶口才解決。她也被安排做了教師。哪知好景不長。他們的日子剛剛好過，工程師就患癌症死去了。女教師尚是一個集體工，每月才36元的工資，要養活三口之家，日子很苦哇！不久，礦裏來了兩個外地的年輕木工，一對師徒。師傅二十二、三歲，徒弟才十八歲。手藝很好。礦上不少的人都請他們倆打家具。女教師也請他們倆打一、兩樣家具。年輕的木工師傅，看她家生活困難，沒有收她的工錢。僅僅是這樣，後來他們竟相好了。本來，他們完全可以勇敢地結合。然而，女教師心上的包袱太重了。她一方麵很愛這位年輕木工，另一方麵，又覺這個木工是一個沒有礦山戶口的臨時工，自己是教授的女兒，前夫又是工程師，這是其一；其二，男的比自己年輕十多歲。她難掙脫這根封建絆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