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从长沙一回到这座小城，办公室就通知我下午开常委会。我问：“什么内容呀？”
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今年招兵，上面分来一个女兵指标。本来，市委成立了一个征兵领导小组，由市委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这事由征兵领导小组去处理就行了，用不着开常委会。可是，眼下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征兵领导小组非要求由常委来定不可。”
什么棘手的问题呢？
原来，指标只有一个，而前来报名的极多。怎么办呢？开初，分管此事并兼任征兵领导小组组长的副书记，经过请示书记，拿出了一个意见：按父母的职位高低来排号吧。父母职位最高的排第一号，依次类推，父母职位最低的，就排最后。没有想到，就在按此实施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
报名者中，父母职位最高的，是市级领导机构中的一位副处级干部。他的女儿一体检，没有验上。于是，再第二号、第三号这样验下去。验到第九号时，合格了。第九号的父亲，只是市政府办城镇建设科的科长。那位副处级干部见自己的女儿体检没合格，着了急，找这个找那个反映，说是他长期做领导工作，得罪了一些人，一些人没有得到提拔，对他有意见，于是搞报复。他要求复检。是不是复检？征兵领导小组做不了主，要求常委来定。
我听了以后，不禁哑然一笑。世上常生出一些荒唐的事，这是不是也算得一桩？
我到市里以后，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少参加上层的活动，多参加基层的活动。于是，我曾向市委书记报告过我的想法，市委常委会议，我有兴趣的就参加，我没有兴趣的就请假。书记表示尊重我的意见。这一个常委会，内涵太丰富了。我决定前去参加。
常委们陆续到了。书记老袁说了这次会议的议题，请求大家发表意见。
各人出自不同的目的，却发表了几乎相近的意见，我，一个文化人的弱点，这时候就暴露出来了。也许是我与那记者李贻贵有点相似吧，我此地没多少牵牵扯扯的关系，与这位副处长更无什么成见和利害关系，于是也就下言不韪了：
“我觉得，这样排号，本身就是荒谬的！但是，我也平心静气地想过。要去当女兵的人很多，而又只招收一个。既不能按身高，又不能按体重。能不能按他们高考时的成绩来排队呢？但目前九号既然体检合格了。我主张就让九号去。不要按什么父辈职位大小来决定让谁去，这样会伤害我们年轻一代的心灵。我不同意复检了。我建议，认真查一下这位搞体检的医生。如果确是报复，要严肃处理这位医生。”
我这样一发言，会上一下僵住了。大家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同意复检。
然而，不几天，又通知我开常委会。议题仍然是这个女兵问题。一号的家长，也许是从我那天发言中提出的“按高考成绩排号”中得到启发，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他的女儿是读三年高中毕的业，而九号只读了二年高中毕的业。这个问题一提出，事情就复杂化了。涉及到市委曾经发出的一个文件要收回的问题。那一年，一些学校提出，一些明显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是不是在征得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同意后，准予他们两年毕业，发给毕业证书。腾出教室来招收新的一批学生。市委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为此专门发了一个文。如今，这批两年毕业的高中生，有的进了技校，有的参加了工作，个别的甚至招了干。如果九号的学历不予承认，那么他们那一批毕业生都不能承认。这样，市委必须发文收回从前的那个文。由于牵涉到这一系列的问题，这次常委会，把不是常委的、分管教育的汤副市长也“扩大”进来了。
大家的发言很热烈。这对于我，是一次生动的教育。现实生活，真是太丰富多彩了。
会议最后议定，不同意否定市委、市政府上次那个文件。那么，意味着九号的学历应该予以承认。
没有想到，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结束。
又是几天之后，我又被召去参加常委会，议题仍然是这一个女兵问题。
说是军分区来了一个检查小组，检查了我们市的新兵体检工作。有一些问题要向市委常委汇报。这个检查小组的同志在汇报中，用非常热情的语调，肯定了体检医生的负责精神，体检很严，所以我们市十多年来，没有退回一个兵。然后把话头一转，说他们这次抽查了几个体检不合格的兵员，其中包括一号。他们认为，一号的身体是符合条件的。医生只是从严要求罢了，不存在什么报复的动机。
我无力地一声长叹，提前离开了会场。
两天后，九号的母亲哭着来找我，说她的女儿跑了，寻了整整一天，没有寻到。她要我帮她做做主。我能帮她做什么主呢？我安慰着她说：“现在，第一位的事情，是把你女儿找回来。告诉她：就从这里开始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吧！世界是不可能非常公平的。非常公平就没有世界了。不要羡慕靠父母的职位安排人生，要靠自己的本事让人民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