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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蘇婭在回廣州之前，驅車到市紅十字會去看黎曼。
黎曼也準備回廣州過年。她父母不久前在二沙島購置了房產，已從西鵝舉家遷來。
一路上，她掌握著奔馳600的方向盤，開得春風得意，說：“蘇婭，做老總的感覺不過是把高級轎車開到180邁，讓前方的東西誠恐誠惶地飛奔過來。其實，我也能做老總。”
“好啊。”蘇婭合上口紅盒，繃了繃嘴唇，說，“你自己可以鼓搗一個公司嘛；要麽，委屈一下，過來做我的副總，目前這個位置還沒有人選。”
黎曼歎了一口氣，突然減慢了車速，說：“如今，我對什麽都提不起興致了，除了晚上一個人聽窗外的蟋蟀聲。在深圳市區，能聽到蟋蟀叫的地方，恐怕很罕見吧。”
“蟋蟀也有不叫的時候吧。”蘇婭說，望一眼黎曼，又直視路麵，不知是憐憫對方還是自憐。她本想用一句笑話調節兩人之間傷感的氛圍，但話語和思想之間無法彌補的距離，常使你的表達顯得是那樣突兀，以至於話還沒說完，蘇婭就覺得自己很蠢。
“很多東西都失去了！”黎曼好像是為了安慰蘇婭似的，說，“從前，我總是不相信這個事實。當我有了相信的勇氣，我大哭了三天。我覺得自己都要瘋了，奇怪的是，沒有。我不僅試著一點點去尋找已經失去的東西，而且努力使自己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會白費。但是……”
蘇婭情不自禁地接過她的話：“但是，能找到什麽呢？一個人就像一張大額鈔票，早晨出門時，你很完整，可當你晚上回家，已換成了零錢。即使第二天你能把花掉的錢找回來，它們並不會是那張完整的大額鈔票，隻不過是一堆鋼蹦兒，如一盤散沙，讓你無所適從，欲哭無淚……”
“蘇婭，”黎曼從方向盤上抬起右手，握了握老朋友的左手，說，“你不愧是一個大才女，能把別人心中難以言傳的東西講得這樣透徹。請你別再說了。不然，我會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