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了三個月後，卓嘎大姐的病情又惡化了，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同院的人都預感到她會不久於人世，就讓我和木匠達瓦跑到郵電局去給她女兒發加急電報。
我們在造總和大聯指兩派零星的槍聲中到了郵電局，隻見滿院子的大字報和幾個戴紅袖章的人，他們繃著臉對我們理都不理會。我們站在電報房門口等了個把鍾頭，就是等不到發報人員的到來，偶爾從外麵傳來幾聲槍響。
太陽移到了我們的頭頂上，說明一上午的時間就這樣被浪費掉，我心裏焦急萬分。
“想想辦法吧！這樣等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我對坐在牆角邊吸紙煙的達瓦說。他被太陽曬得很舒坦，背靠牆壁，兩腿抻直，解開上衣衣扣，鴨舌帽歪在腦門上，眯眼吞吐煙霧。
“辦大事得要有耐心！”達瓦說完又把煙屁股塞進了嘴裏。
我突然想起了已故群培老人的兒子雲登，他就在這郵電局工作。我撇下達瓦上到二樓，在一間大房子裏找到正在造土製炸彈的雲登。我向他說明了卓嘎大姐的病情，求他幫我們發個電報過去。他把手裏的繩子交給另外一個人，他們忙著捆綁裝了鐵釘、螺絲的麻袋。雲登領我去找一個中年女人，她坐在一張有靠背的凳子上，蹺個二郎腿，頭發剪得很短，乍看還以為是個男的。中年女人聽完雲登的情況介紹，抓起一頂草綠色的帽子，利索地扣在腦門上出了房門。雲登讓我跟著她走。
中年女人進入電報房，耳朵上戴上耳機，把幾根線插進麵前的機器插孔裏，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嘀嘀嗒嗒地發電報過去。中年女人的手從發報機上移開，取下耳機，叫我們回去等待。我們問起費用時，她揮揮手一臉的不耐煩。
我和達瓦走在小巷裏，陽光向西移去，街道裏再照不到黃燦燦的陽光了。我們剛出巷子，就被一群背著槍的人給攔住，問我們是哪一派的。木匠達瓦認識其中的一個人，就用手指著那個人回答我們倆跟他同屬一派的。那些人回頭盯著那個人看，看得他也不自在起來，把右肩上的槍換到左肩頭，囁嚅道：“他們是立新居委會的，是跟我們同一派。”這些人再把腦袋扭過來，眼光停留在我們的身上，其中帶頭的那個人惡狠狠地對我們說：“下次把造反派的袖章給我戴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