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慢慢地我对戏剧产生一点兴趣，
也悟到一点门路，可是眼睛也看不到，
耳朵也不怎么好了。
看起来，人生无论是要学的、要做的、要参与的，一定要趁早，
到了老年再想学，就比较不容易成功了。
说来，戏剧对于传统的文化、道德的教育、
民间的娱乐等，都有所影响，并且值得提倡。
但遗憾的是，
中国人总把自己的文化看得没有价值，
只欢喜外来的文化，
这实在是我们中华民族令人遗憾的地方啊。
我出生在贫苦的家庭，音乐、戏剧不是一个清苦孩子所能高攀的，何况我又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哪里有资格与音乐、戏剧沾上边呢？但是在我生命中，还是与戏剧结下了一些因缘。
还没有出家前，我不知道自己五音不全，只知道欢喜听戏，偶尔也会去听人家唱戏。尤其，我的家乡一年有一两次在土地庙前演出的“香火戏”，我都不肯缺席，就是必须走稍微远一点的路，只要有大人带，我也总要跟着他们去参加。
一般说来，这种香火戏大多是苦戏，像《陈世美休妻》、《王昭君和番》、《秦香莲寻夫》、《孟姜女哭倒长城》等等，母亲借由这些小说戏曲，知道了许多故事，有时候就会叫认识字的人来说书给她听。好比我们那里有一个老太太，虽然是做针绣的，但是她会认字，母亲就经常叫她来，给她几个铜板，让她说书。
母亲听戏时专注的神情
除了听这许多小说戏曲以外的故事，母亲也喜欢京剧。我们虽然家徒四壁，却还有一台留声机。我不知道这台留声机从哪里来的，只记得经常从这台留声机的唱片中，播放出许多戏曲，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这是我母亲最喜欢的一出戏。
当时京剧的四大名旦，除了梅兰芳以外，还有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我母亲都耳熟能详，常常为戏剧里的人物而喜怒哀乐，我也感染到她的忧悲喜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所谓梅、尚、程、荀四大名派，他们在艺术成就上各树一帜，雄踞舞台，四大派的表演唱腔，各有独自的剧目、师承，以及传人，四大名旦也各自成为京剧界的传奇。
那时候，母亲的教育就是任行自由，让我随意发展。其实，在那个穷苦的环境里，想要学什么、做什么，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我的几个舅舅，虽不是此中好手，却经常与我的母亲彼此唱和，倒也增加他们生活中不少的乐趣。
有时候，他们说说书上的故事，像《三国演义》里的桃园三结义、赵子龙长坂坡救主等，《岳飞传》里的宋朝名将岳飞，还有《水浒传》的及时雨宋江、武松打虎、黑旋风李逵等，故事里的这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十分有趣。加上听听香火戏，母亲虽没有要我唱，也没叫我不唱，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成为我追求学习门路的开始，这或许也是中华文化对于民间的一种影响吧。
现代的儿童学习，都是从上幼儿园开始，但在我那个时候，学校我没进去过，私塾、书房倒是有，只是每个人进去读书，必须要缴交四个铜板。四个铜板可以买两个烧饼，有时候就是有了四个铜板，舍不得买烧饼，就去上书房。因为是断断续续地学习，也没有什么特别心得，有时就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给先生管教。所以童年的时候，我比较不喜欢念书，而喜欢在生活里学习。
偶尔经过说书人家的边上，因为进去听要钱，我们就在窗户下偷偷听他几段，也觉得快乐无比。有时候，家乡会来一些流浪汉沿路叫唱，好比一个老头子旁边带着个小女孩，手里拉着胡琴，在路上唱歌卖艺，也没有房子，也不知是否还有亲人，不过，以现在来看应该算是街头艺人。他们的身世多半很可怜，别人施舍几个铜钱，他们就唱上一段，我也可以不用花钱驻足听唱，跟着别人一起沾光了。
稍微大一点之后，听见乡村的人一骂人就说，那个人像个曹操，就知道曹操很坏；那个人像个秦桧，就晓得秦桧是个奸臣；又提到关云长、刘备、张飞、岳武穆等，就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忠义，这些都让我很欢喜听。原来，从他们骂人的话里面，也能听出一些做人处世的道理。因此，我来台湾后，在《中央日报》里读到一篇《进德录》，让我的印象很深刻。大意是：
王阳明先生带学生出去讲学，在路上，听到两名妇女在互相对骂。
甲妇骂乙妇说：“你不讲天理啊！”
乙妇回答甲妇说：“你才没有良心啊！”
王阳明听了就对学生说：“你们注意听了，她们两个人在讲道啊！”
学生回答说：“老师，她们不是在讲道，她们在相骂呀。”
老师说：“怎么会呢？你看，她们一个讲‘天理’，一个讲‘良心’。天理良心不是道，是什么呢？”
学生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不过，王阳明还是补了那么一句话说：“学生们，天理良心，拿来要求别人，就会相骂啦！要求自己，就是道喔！”
除了戏剧以外，像是人家丢下的报纸、垃圾堆里捡到的报纸，甚至人家看过不要，丢在地上的报纸，也都成为我累积知识的点滴来源。最早，是先从报上的插图开始了解，但那个时候报纸的插图并不多见。渐渐地，我从报纸里，也可以知道一些时事、一些人物以及一些社会情况了。
不过，哪里天天有好运气都能捡到报纸呢？有时候，知道有人要买东西，我就说，我替你去买。因为一般茶食店都是用报纸包东西，买过以后，我就跟那许多乡亲说：“你把包的报纸送给我好吗？”他们感到很奇怪，便取笑我说：“奇怪？你要一颗糖果我就给你，旧报纸有什么用呢？”在我心中，一份旧报纸比糖果还有功用啊！在这样的程度之下，我就到栖霞山出了家，做了和尚。当时我十二岁，而在这之前，我就与戏剧结缘了。
我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叫一位担任知客的大实法师负责管教我，大实法师只教我不准看、不准说，从来没教过我什么见闻。我每天都呆呆地坐在客堂里，时光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但没有多久，时运来了，还是我的师父说：“你的年纪太小了，自己一个人，没有人教你不行啊！还是把你送到学院里，跟那许多同学们学习吧，多少也学会一点规矩。”我就这样跻身到栖霞律学院去了。
学院里有三四十位学生，大都是二十多岁，也有几个不足二十岁的人，但为数极少，我和他们就比较常来往，比较谈得来。他们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学，但他们比我强、比我好、比我高、比我有程度，他们什么都比我懂得多，我跟他们相比，还是很不足的。
不过，到底是律学院，里面的图书很多，尤其，从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带回来的书，成为我真正的精神食粮。那许多图书没有人管理，我就自愿管理这许多图书。
我经常留意那些好的学生、优秀的学长，大概都借哪些书，当他们归还的时候，我就注意他借的那一本书内容究竟是讲些什么？
一本《精忠岳传》的封面，岳母在儿子的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成为我学习的对象；一本《水浒传》，让我对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名字、绰号、身穿的衣服、手拿的武器，都能如数家珍。又如《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寇志》等，我几乎看过一遍，就能唱名书中的人物，对他们的特色了如指掌。
这时候，除了有书可以读以外，每天还被要求五堂功课正常。做早晚课的时候，别人都很风光，唱念、诵经被人称赞，只有我，大家好像都不愿意和我搭腔。我觉得奇怪，你们唱的课诵，我没有跟随你们吗？但是自己的缺点，自己是不知道的。
后来好几位同学跟我说，你五音不全，唱得荒腔走板，这才知道自己的缺点。我自己很惭愧，我想，我这一生了了，连天生的喉咙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有一个头脑，所以我决定要多读书。
我在大陆十年的参学，历经了栖霞山律学院、常州天宁寺的禅堂和佛学院、镇江的焦山佛学院、金山江天寺的禅堂，这些让我学通了一点佛法、一点文学，但是出家人根本的梵呗唱诵，我都不擅长。所幸，我在镇江、常州、南京这些大都市都住过，甚至从路上的广告里找寻学习的东西。
我曾在戏院的门口，看到京剧《战马超》的广告，我想象他们用什么武器，穿什么服装，这个武器和另外一种武器对打，究竟哪一种比较合适等等。甚至，《精忠岳传》中的“岳云双锤大闹朱家镇”，我设想，这双锤究竟有几斤重？里面的两个大铜锤，假如有八十斤、一百二十斤，我拿都拿不动了，还能打仗吗？后来自己又想，八十斤重的铜锤，一锤打在对方的长枪上，一震动，手就麻了，武器应该就掉到地上了。
此外，我知道了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是因为刀身上镶有蟠龙吞月的图案而得名；也认识了“张翼德（张飞）的丈八蛇矛”，“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浪里白跳”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等等。报纸上的文字，我不能完全看懂，但有这许多戏剧图样的广告，就比较容易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慢慢地长大了。
直到二十岁以后，我到了南京，后来又到了上海这个大都会，从更多广告牌上的图案，我回忆起童年记得的京戏的四大名旦，此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人物。例如，有一名武生叫“盖叫天”，见过一个关于他的广告，几乎有一间房子墙面的大小。据说他在一九三四年演出《狮子楼》时，过程中发生意外，为了不压伤同台演出的演员，自己摔断了右腿骨，忍痛继续演出一直到结束。
名闻上海、东北的红牌老生——“麒麟童”周信芳，听说他六岁就学京剧，七岁的时候在杭州登台，取艺名叫“七龄童”。后来在上海演出时，宣传单误写为“麒麟童”，之后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和老生演员马连良并称“南麒北马”。位列四大须生之首的余叔岩，具有深厚文化素养，他不但会唱京戏，还讲京戏，写京戏论文，毕生推广京剧。余叔岩出过的三十七张唱片、十八张半剧目，被公认是学习老生唱腔最好的教材。
而四大名旦里，我对梅兰芳在一九一九年时，首度把京戏唱到日本，一九二九年前往美国，并且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地演出两个半月，引起各界轰动的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够把京戏唱红到外国去，这真是一件光荣的事。
据说演出时，梅兰芳身上穿的戏服成为时尚艺术，如妇女以蓝丝布作为头巾，带动美国一股风潮，后来还获南加州大学等颁予他“梅氏”文学博士学位。我觉得，可以把京剧发扬到这样的程度，实在稀有难得，所以后来我与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来往，自然就有一种文化的感情。
如今回想起来，好在我五音不全，假如五音全的话，有条件发展，我可能去唱戏了也不一定。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家乡是看不起戏子的（唱戏的人），认为唱戏是一种低贱的工作。当然我没想过唱戏，不过，我今天要说一句公道话，唱戏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教育，是一种文化，怎么可以把它说成是低贱的职业呢？
这些让我想起对戏剧的怀念，在南京，那时候已经有电影了，最初是默片，我感觉看默片比看书生动。到后来，有了戏院、电影院，也曾冲动想要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可是想想自己是出家人，也不敢这样抛头露面，不顾佛门的规矩，也就打消了与戏剧的缘分。
二十三岁到了台湾之后，虽然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台北的永乐戏院，顾正秋挂头牌，每天听说都高朋满座，也看到报纸上天天广告介绍，哪一家演什么戏，哪一家演什么电影。因为没有办法去看戏、看电影，我就看广告，从广告里也学到不少戏剧的知识。所以有一次顾正秋唱了一些诬蔑佛教的戏剧，我还曾经写信向她抗议。
我就想到要弘扬佛法，光是在寺院里讲经，这是不行的。佛教必须电影化、佛教必须文艺化、佛教必须大众化、佛教必须艺术化，就是在那个时候初生起的念头。甚至我从报章杂志知道学校、社会的种种因缘，我也想到，将来如果有办法，我要办一份报纸、办一所大学、办一个电视台，并且期许自己能有这一天的来临。
到了后来，慢慢有了电视、广播，也有人来找我，希望我写的小说如《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能给他们拍成戏剧。
其中《玉琳国师》被“上海沪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台北红楼演出；“空军广播电台”将它录成广播剧，在电台播出；甚至后来也被改拍成台语电影，名为《千金小姐万金和尚》。当时我也不知道拍得怎么样，只是在佛教界里我都没听人说过。由此可知，佛教界对影剧的拍摄了解，还是有一大段的距离。
一直到多年后，勾峰先生根据我的《玉琳国师》改编制作成《再世情缘》，在“中国电视公司”八点档播出，引起很大的轰动，海外地区也争相播放，我慢慢接触到这种另类的弘法世界，也感到非常的欢喜。
因为有生动的图案、画面，配合文字的宣传，弘化效果比较大。因此，我也乐于把我写的书，提供给他们编剧。但是，我也有遇到让我挫折的情况，像我写的《释迦牟尼佛传》，给金国戏院附设的制片厂拍成电影时，制作单位把悉达多太子和耶输陀罗公主演得太过缠绵，引起佛教界的抗议。
那个时候，台湾的电视台每天下午都会播一小时的京剧节目，但我对京剧里的唱腔，光是两个字拉得那么长，一句话也要唱得那么久，实在引不起兴趣。其实，我们也不懂什么唱腔、曲韵，但总觉得京剧要改良，听的人才会更多。佛教也和戏剧的命运相同，因为保守，没有通俗化、大众化，就没有人听，也没有人讲，没有人学佛，没有人信佛了。
戏剧也是一样，人家不懂，哪一个人有兴趣去看戏呢？虽然你叙述的忠孝节义，对人心道德有所帮助，但是他不懂，你又奈何得了呢？所以，我主张佛教和京剧都应该先通俗化，让人听得懂。
特别是因为时代的演变，我知道京剧的听众正在渐渐减少，要让人看得懂，就要派专门的人讲说京剧内容、常识、专业用语，让人明白情节的**迭起。有了一个基础的知识之后，大家再推动京剧，就会比较容易推广了。
同时，我也感到京剧应该要从学校教育做起，培养学生学习京剧的文学、精神等。照理说，这些戏剧的内容，都是讲究忠孝节义、伦理道德，这些都很适合青少年、儿童的身心成长。遗憾的是，中国的国粹京剧表演，慢慢被新式的电视、电脑影音媒体、网络文学给淘汰了。而年轻的一代，也无法懂得京剧所要传达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让我有江河日下之感慨。
除了京戏外，我接触戏剧的眼光渐渐的更广了。那个时代已有录影机，因为不便到电影院去看戏，就买一些得奖的录影带，偶尔欣赏一下。举凡金像奖得奖的名片，像《十诫》、《勇士们》、《六壮士》，都深深吸引我。国语片中，我也看过《英烈千秋》、《笕桥英烈传》、《黄埔军魂》等一些战争爱国的片子。其实，我感觉到京戏比香火戏好看，电影又比京戏好看，西洋的奥斯卡金像奖名片也比国语片好看。
台湾过去曾经有一句话：“假如教室像电影院。”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儿童在教室里，假如遇到不善于教书的老师，上起课来枯燥无味，坐在那里就如坐牢狱一样辛苦。假如有电影看，可能进步会快一些了。
到了现在，两岸的制片水准已经逐日提升，应该可以拍得出更好的佛教电影供大家观赏。像《维摩诘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运用现代的科技效果，将佛教活泼的内涵精神展现在银幕上，必定会比京戏里的《天女散花》还要精彩。此外，如果能以历史性的手法重新拍摄《西游记》，以正面的角度，将玄奘大师横渡流沙，西行取经的艰辛困苦，以及建译经院翻译佛经等等事迹，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观众心灵的共鸣。
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先生（中）、原北京市副市长暨北京京剧院名誉会长张百发先生（左）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前留影（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九日）
像早期的影片《释迦传》、《鉴真大师》、《六祖惠能大师》、《水漫金山寺》、《等身佛》、《元晓大师》等，就是将佛教故事透过电影效果深入民间，可以说功德无量。
所以，我曾一度想在佛光山设立视听教室，也买了很多的录影带，希望成立一个“世界佛教听视觉教学中心”，但终因佛教里还是比较保守，意见很多，这个理想也就未能实现了。
话说回京剧，二〇〇五年时，我在北京市认识老副市长张百发先生，他是一个京戏迷，不但自己爱好，自己也唱戏，尤为重视京剧团的青年才俊，对于培养人才不遗余力。虽然老年才学唱，但唱得惟妙惟肖，身段、唱腔等等，一点都不输给专业人士。我到北京的时候，他特地为我办了一场“堂会”，还请了几个唱戏的名角公开演出。
二〇〇八年八月，因北京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开幕式邀请我出席，于是我再度造访北京。张老副市长盛意殷殷，再一次要我去听“堂会”。其实，我还没有资格听得懂这种“此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高档京剧。
但是，为了回报老副市长张百发先生的盛情，我特地邀请老副市长，以及由程派传人迟小秋女士担任团长的北京京剧院青年京剧团，一行五十余人到台湾巡回表演。北京京剧院，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京剧表演专业艺术团体，我替他们办了六场演出，取名“京华再现”。内容包括：《锁麟囊》、《战马超》、《八仙过海》、《三岔口》等十一出知名戏码，从高雄、台南、台中、宜兰到台北，场场爆满，回响相当热络。
北京京剧院在台南文化中心演出《锁麟囊》，图为青年京剧团团长迟小秋饰演薛湘灵的扮相（陈碧云摄，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
特别是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前，我请张百发老副市长与郝柏村将军，两人唱一段讲述廉颇与蔺相如故事的《将相和》，让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团长迟小秋女士，不愧出自名师程砚秋之后，一出《锁麟囊》，唱得字正腔圆，深情婉转，丝丝入扣，让人听了实在有“绕梁三日”之感。
北京京剧院青年京剧团应邀请至台湾佛光山演出，由荣誉团长张百发先生（右三）带队，青年京剧团团长迟小秋小姐（右六）主演
我很欣赏《锁麟囊》这出戏，它的内容精神与佛教所述的因缘果报、好心好报相当呼应，觉得很有教育的意义。这故事描写古代山东登州富家女薛湘灵出嫁途中，逢到大雨，花轿停在庙里暂时歇息，巧遇穷家女子赵守贞的花轿也停在庙里。赵女为自己身世悲泣，薛女心生善念，同情赵女家贫，便将自己的锁麟囊赠予赵女作为嫁妆。赵女欲知姓名以待他日回报。薛女表示同日婚嫁，自是有缘，不必言谢。
多年后，赵守贞夫家发达，极欲回报恩人，却遍寻不着。只有把锁麟囊供在阁楼上纪念，不准家人随意接近。
富家女新娘薛湘灵，后来不幸遇到天灾，全家流离失所，辗转做了赵守贞家里小公子的奶娘，但是彼此不认识。赵女特意交代阁楼不可进去。一日，薛女因找寻小公子玩耍丢失的小球进入阁楼，一看，竟然见到自己当初的锁麟囊被奉在堂上，想起自身命运的转折，不禁悲伤涕泣。
于北京长安大戏院与京剧演员合影（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
赵女相当好奇，问她为什么哭泣？薛女如此一说，赵女一听：“啊！原来你就是我寻找多年的恩人。”两人后来结成姊妹。故事的内容讲的都是感恩、报恩，没有陷害的剧情。
那一次，我向观众表示，京剧的内容，主要阐述劝人向善的精神，具有净化人心的效果，这与佛教的梵呗以音声做佛事的弘法意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了发扬优良中华文化，重拾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义，以及相互感恩的芬芳美德，因此，特别邀清北京京剧团来台演出。这一段话引发大家共鸣，报以热烈的掌声。
二〇一〇年五月，如常法师将我的“一笔字”，经过文化部特许，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我三赴北京，同时台湾也有不少信众跟随我到北京一同参加。那一次，张老副市长特地在长安大戏院，为我们安排演出大规模的京剧。
听说那天晚上，北京长安大戏院破例从大门口铺上红地毯，老市长张百发先生带领当今京剧界重要的领军人物，如：谭鑫培的第五代传人谭元寿、第六代传人谭孝曾、第七代传人谭正岩，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先生，以及余、言、马、谭、杨、奚各须生名派，和梅、程、荀、尚、张各旦角名派的优秀代表，以及花脸、老旦、丑角、武生、武旦、武丑、武净等行当的菁英，还有北京京剧院燕守平、王福隆、沈媛女士等国家一级琴师，热烈欢迎我们一行人，场面之热烈，让跟随我一同去的信众都感动不已。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登台演出的，都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京剧重镇，以及东北大连的各种艺术名角，例如：与佛教有七世因缘的京剧世家谭门代表谭孝曾，演唱了最拿手的《定军山》。接着，马派的再传弟子朱强和马连良的女公子马小曼，分别演唱了脍炙人口的《甘露寺》和《淮河营》唱段。
国光剧团豫剧队来佛光山拍摄《武后与婉儿》（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言派须生最佳传人任德川和奚派须生的领军人物张建国，分别演唱感人至深的《三娘教子》和《二堂舍子》唱段。南北两大杨派须生传人李军、杨少彭分别演唱《沙桥饯别》和《空城计》唱段。余派女须生孙惠珠演唱余派经典《珠帘寨》核心唱段。可以说，全面地展示了京剧须生余、言、马、谭、杨、奚各个名派的风格特色。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星云大师与文学家白先勇的对谈”在台北道场举行（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至于旦角五大名派，如梅派掌门人梅葆玖与他的高足胡文阁，程派传人迟小秋，荀派真传弟子刘长瑜与再传弟子朱虹，尚小云的亲孙女尚慧敏，张派第三代传人中的佼佼者张笠媛，分别演唱梅、程、荀、尚、张五大名派的精华。
裘派花脸的掌门人李长春，叶派小生的掌门人叶少兰，老旦行当的最佳人选赵葆秀也都各显其能。知名的京剧夫妻李维康、耿其昌演唱重点唱段，优秀武生詹磊、于泳，以及北京京剧院的当家武旦张淑景，分别主演了《八大锤》、《伐子都》和《虹桥赠珠》等等。
他们告诉我，这是武剧中最威武的场面，一个比一个高难度的技巧，一幕比一幕精彩的武打，特别是“扎大靠”、穿上厚底靴，连翻三个“虎跳前蹦”，与“十二杆枪”的绝技，让全场观众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而光是这些专有名词、剧目的名称，也让我们听得应接不暇了。
明华园来佛光山表演，以台湾传统戏歌仔戏参与人间佛教的弘扬，净化人心（二〇〇二年二月十四日）
这些剧目，像《沙桥饯别》中，大唐皇帝表达对玄奘大师前往印度取经的谢忱；《钓金龟》中，讲述二十四孝；《二堂舍子》中，教育后代舍生取义的精神；《赤桑镇》中，宣扬包拯为国尽忠、为嫂娘尽孝的内容等等。
他们也将佛光山的道场、佛光山的弘法事业，与佛光山的三好运动等，以说唱艺术呈现给观众，加上这样的演出，正好符合国际佛光会提倡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那天，舞台上热烈地演出，让大家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这与人间佛教倡导真善美、和谐包容的精神是一样的。张百发老副市长还有感而发地说：“和尚，和尚，以和为尚，两岸和谐万岁！”
由金钟奖影后唐美云主演的《大愿千秋》歌仔戏于佛陀纪念馆大觉堂演出
除了京剧外，一直以来，台湾传统戏剧“歌仔戏”多次参与人间佛教的弘扬，演出许多与佛教相关的戏码。例如：明华园歌仔戏团在“佛光山春节平安灯会”演了《狮子王》；尤其佛陀纪念馆落成以后，分别在大觉堂里有唐美云歌仔戏团演出《大愿千秋》、明华园天字剧团演出《刘全进瓜》，以及尚和歌仔戏团表演《玉琳国师》等，引起观众热烈回响。
前几年有一次我到河南，兴建中原大佛的李留法居士，邀请豫剧团到饭店里演唱给我一个人看，我觉得很可惜，我也不懂，但是在他安排豫剧行程下，我也不好意思拒绝，我觉得豫剧可以通俗地走入社会，也可以比京戏通俗一点。
几年前，我到上海访问，也有人安排了沪剧给我观看；我到苏州，苏州市副书记杜国玲女士，也特地安排昆曲、评弹给我欣赏，甚至我也有因缘接触到一些越剧与粤剧等等。一下子之间，各种中国各地戏曲一涌而来，真是让人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实在不容易快速地消化接受。
后来白先勇先生送我昆曲作品《牡丹亭——游园惊梦》，我回想起，其实在我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有机会做一个国民小学的校长，有一天友人约我到镇上，那里有戏院唱戏，唱的就是昆曲。但我也听不懂，只知道装扮得很漂亮，音声也很好听，偶尔听懂几句，觉得有文学之美。
六十年后，因为白先生的因缘，为了了解昆曲的来源，我还特地找出佛教的《归元镜》剧本（净土传灯归元镜），才知道原来戏剧大部分是源于昆曲，昆曲发源于佛教的《归元镜》。
昆曲是中国戏曲之祖，因为昆曲发源于昆山，从那个地方传到浙江，就叫越剧，传到四川就叫川剧，传到湖南就叫湘剧，传到北京才有京剧。说来京戏应该要以昆曲为老祖呢！
昆曲，确实是在明朝时最辉煌，那时一位杭州报国寺的智达法师所撰写的《归元镜》，内容以东晋庐山慧远大师、五代永明延寿禅师、明代莲池大师三位高僧的事迹为核心，以戏曲形式铺排出劝人修习净土法门的情节。原书共四十二分，取《华严经》四十二字母之义，这也是弘扬佛法的法门。
就好像我们从敦煌艺术里可以看到的“俗讲变文”，如：《八相成道》、《天女散花》等，其实也都算是戏曲。这些俗讲变文，就是把佛法通俗化，让社会的民众更容易了解与接受。古人已为我们开了先河，可惜我们没有照样学样，失去了很多大好弘法的方便。
现在，慢慢地我对戏剧产生一点兴趣，也悟到一点门路，可是眼睛也看不到，耳朵也不怎么好了。看起来，人生无论是要学的、要做的、要参与的，一定要趁早，到了老年再想学，就比较不容易成功了。
说来，戏剧对于传统的文化、道德的教育、民间的娱乐等，都有所影响，并且值得提倡。但遗憾的是，中国人总把自己的文化看得没有价值，只欢喜外来的文化，这实在是我们中华民族令人遗憾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