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峭的春風吹起的時候，周天帶著援疆幹部回到了塔河縣。眼看春播就要開始，可是多浪村的春播工作卻無法正常進行。多浪村的村民已經習慣了播種棉花。但是按照縣委的安排，巴亞宛鄉安排每戶村民種三十畝紅棗，同時拿出五畝地集中連片種二百五十畝葡萄。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試點規劃，塔河縣援疆聯絡組要求多浪村在保證每戶農民種五十畝棉花的基礎上，第一年每戶先種三十畝紅棗，然後再拿出五畝土地交給村裏，由聯絡組補貼，集中種植二百五十畝葡萄，由鄉裏派技術隊伍，幫助管理三年，三年以後交給村民。村民就堅決反對，認為種紅棗前五年沒有收入，不劃算。而葡萄地交給了鄉裏，前三年也沒有收入。抵觸情緒很大。周天帶著姬世雄和迪力夏提鄉長一遍遍做村民的工作。納賽爾書記以一貫的黨員作風，同意了鄉裏的安排。而伊利哈姆村主任卻怎麽都理解不了鄉裏的做法，一批不願種紅棗的農民就聚集在伊利哈姆的周圍。
眼看著春播的時間越來越近。周天幾乎放棄了種紅棗的計劃。周天建議召開援疆工作領導小組會議，邀請縣委吳為民書記和阿不來提縣長參會。會議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農業口的分管副縣長認為大規模進行紅棗種植不符合塔河縣棉花大縣的實際。一是農民習慣了種植棉花的模式，二是農民沒有種植紅棗的經驗，三是這一屆政府將麵臨農民收入下降的現實。
姬世雄堅決反對，阿不來提縣長也支持姬世雄的意見。周天沒有想到，多浪村村民的想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自上而下的一股阻力。
周天說道：“目前，地委提出以林果業為突破口，實現農民增收一萬元的目標，單靠棉花，花再大的力氣，一畝地最多在現有基礎上增收一百塊，那麽一百畝也就是一萬塊，平均下來一戶農民五口之家，也隻有人均兩千元。這隻是算的硬賬，實際上隻要種棉花，就不可能實現五年人均增收一萬元的目標。那麽要實現這個宏大目標，隻有在現有的土地上做產業結構調整的文章。改種五十畝紅棗，看起來我們有五十畝土地這五年沒有收入，可是如果前三年套種棉花，農民不會減少收入，隻是第四年會受到減收影響。而到了第五年，隻要每畝土地增收五百塊，那麽五十畝紅棗地就可以增收兩萬五。實際上按照旺果期平均計算，每畝紅棗按三百公斤均價二十元算，就是毛收入六千元，除去成本，每畝地淨收入四千元。僅紅棗收入就是二十萬。那麽農民人均增收一萬元的目標是一定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