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的电话来了，计划给喀拉苏村60万的农村村委会建设资金和50万的村小学危房改造资金。任乐水暗自高兴，以前，他一直在科研单位不怎么求人，这次回乌鲁木齐，他也是拉下脸面求了几个朋友。自己的单位是个事业单位，平时名气很大，但要是做一些项目的硬投入，也是捉襟见肘。他和那些实权单位的一些领导都是朋友，但没有因为私事麻烦过他们，大家都客客气气的。任乐水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领导，有一股书卷气，对人随和，看人总看别人优秀的地方，遇到别人气盛也只是一笑了之，从不和人说一句重话，加之又有研究员的职称，虽然都是厅级领导，别人还是比较尊重他。只是他自己守着慎独慎行慎言的警训，和人交往清清淡淡顺其自然，与人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给人一种腹有诗书彬彬君子的谦和印象。为了一点儿项目资金，亲自登门拜访，他自己心里倒要过一个坎。那些日子，他套着近乎打电话，小心谨慎地见几个副厅长，虽然大家见了他，依然无比热情，但他内心总有一种矮人三分的失意。下了乡其实什么都没有变，但他的自我感觉变了，也仿佛一夜之间多了一些不自信。回到家，细细琢磨别人的答复，都好像答应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承诺。叫了吃饭，每个人几乎都商量好了一样一口拒绝，理由是有“八项规定”，或者让他少点儿应酬多一点儿休息时间。不吃饭倒轻松，只是给不给项目，话都说得很活络。他认真体味着，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期盼匆匆回到村里，没想到没多久人家就给了确切的回话，项目资金马上会拨到县里。
任乐水带了驻村工作队成员去小学看现场。阿巴书记一上车就打起了瞌睡。这些日子，天天晚上讨论社情分析工作，村委会的干部加班加点累得不轻。
“阿巴书记，我们才来了几天，你就受不了啦？”任乐水用维吾尔语问道。
“我们，农民，泥巴里读书的，你们来了，我们天天开会，天天学习，头嘛，蘑菇一样大大的。”阿巴书记说。
“你是党的干部，不学习不开会怎么能提高工作水平？”任乐水说。
任乐水知道，自从驻村工作队来了以后，村委会的工作方法已经有了彻底转变。过去，村里的干部，到乡里开完会，把上级的文件精神了解个大概，回到村里几个干部嘀咕一阵，就分头下去指导生产了。干部的精力主要在生产上，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干，农民的思想问题家庭问题，几乎没有人过问。村委会就是管一些种地放水补贴低保，再多的事情他们关心不了，也没能力处理好。其实，村民就是一张白纸，对政府抱着各种各样的期盼，看看村里的干部解决不了，遇到生老病死的事情，一些宗教人士跑前跑后，慢慢地在一种氛围之下，人们被一种淳朴的感情驱使着，一步步靠近了宗教事务。宗教极端势力就乘虚而入把一块块阵地侵蚀了。而我们的村干部越来越无能为力，干脆事事都看着宗教人士的眼色干工作，时间长了思想麻痹了，社会氛围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阿巴书记，我对你有一个要求，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学习汉语，你一个书记连国家通用语言都不懂，怎么能开展好工作？以后让阿尔法教你，那个漂亮的麦迪亚娜也可以教你。”任乐水说。
“我一点点懂的，只是以前没有人说汉语，再说我说汉语，他们有些人也不高兴。”阿巴突然用汉语说。
任乐水非常震惊，原来阿巴会汉语！
“你什么时候学的汉语？”
“我嘛，在乌鲁木齐当过兵，学了三年汉语，一点点汉字可以看懂，可是回来后好长时间不用了，有时候说汉语，斯迪克他们知道了骂我没信仰，我就不说了，现在的水平嘛，塔里木河的水一样，快没有了。”
“再捡起来，今后的工作需要这个能力！”任乐水说。
谢浩杰的手“啪”地一下拍在阿巴的肩上。
“你个狐狸一样的人，原来我们说汉语你可以听懂，幸亏我没有骂过你。”
“哎、哎，谢队长，我的汉语水平低，不敢开口说。但有一次你骂过我的，我听明白了。”阿巴笑呵呵地说。
“是啊，浩杰，你说话是要注意，那天选团干部，你劈头盖脸把两个戴黑头巾的年轻妇女训了一顿，别人哭着走了，你说极端势力态度恶劣压制她们，我们也不讲方法，让她们怎么看我们？我们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只有温暖了她们的心，才能赢得她们的心，她们一对比，在极端势力那里被辱骂，在我们村委会这里得到尊重和谅解，她们自然而然会走到我们的队伍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用真情换真心呀。”任乐水语重心长地说。
“我的心为他们都操碎了也没有打动他们。”谢浩杰回道。
阿巴书记转头，望一眼谢浩杰把食指竖在嘴巴上。谢浩杰故作惊讶状，白了一眼坐在前排的任乐水。
进了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而女孩子都戴着黑乎乎的头巾。看到任乐水一群人，孩子们停下来好奇地看着他们。
“这些孩子们怎么像看动物一样看我们？难道我们穿着皇帝的新衣吗？”谢浩杰大大咧咧地说。
“浩杰，又张口跑火车。”文泰说。
“他们很少见到汉族人，所以就比较吃惊。”阿巴书记解释道。
“我就觉得奇怪，一个村里没有汉族人，要搞民族团结也没有对象呀，难怪认同感这么差。”谢浩杰双手摊开，一副要和谁辩论的架势。
没有人理他，大家都觉得有些发生的事情就摆在眼前，可没有人深究，只是直率的谢浩杰口无遮拦，但说得好像在理又觉得刺耳。
老师们都出来迎接任乐水一行，听说要修新校舍，他们一脸兴奋。眼前，男老师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上都没戴帽子，非常精神。女老师梳着各式时髦的发型，一个个漂亮大方。学校老师的穿着打扮明显和前一阵不同了。那种文明的气息从老师们焕然一新的服饰里，从他们明亮的目光里透出来。谢浩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家都知道那是一种无言的赞叹。
眼前的姑娘让任乐水眼睛一亮，神采奕奕的麦迪亚娜拉着矜持含蓄的良嘉熙。蓝天下她们神采飞扬，像一道美丽的风景。
任乐水朝姑娘们点点头，只是维吾尔族姑娘的眼神里多了一些东西，让他心里打了个激灵。
罗合曼校长带着驻村工作队成员围着校园选择建校舍的新址，大家都兴趣盎然。良嘉熙一直跟着文泰左右不离。
文泰没有注意这个有点儿矜持的姑娘，他一向寡言少语，对姑娘都不冷不热的。倒是谢浩杰炮筒子一样说起来：
“小良老师，你怎么总是跟着文泰，过来和我聊聊天呀。”谢浩杰嚷道。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话语不多的良嘉熙一直不声不响地陪着大家，而且有意无意地跟在文泰的左右。良嘉熙愣了一下，脸上泛起一片红晕。任乐水忙指着远处的一块空地，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一会儿队伍里没有了良嘉熙的影子，显然，谢浩杰让姑娘有点儿难堪。
罗合曼还在介绍学校的情况。
任乐水问道：“那么多小学生戴着黑头巾，你们也不管一下？”
“他们管着呢，可是一不让戴头巾，许多孩子的家长就不让孩子来上学了。”阿巴书记说。
“学校老师和学生的穿着打扮都是有规定的，老师可以穿戴文明，为什么学生就不可以？戴黑头巾上学就是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结果。”谢浩杰凶巴巴地对阿巴书记说。
“又不是我逼着她们戴黑头巾，你狼一样地看我看什么？头巾的事情，村里念经的人管着呢。”阿巴书记说。
“我看你就是一个摆设，你是书记你管他们，现在是牧羊人跑了，恶狼当了头羊。”谢浩杰不依不饶地说。
任乐水咳嗽了一声，阿尔法拉了一下谢浩杰的袖子。谢浩杰瞥一眼任乐水，抬脚踢了一下脚底的半块砖，其实那是一块整砖，有半截子埋在土里。刹那间，谢浩杰捂着一只脚，另一只脚支撑着身体在原地转了个圈，嘴里喊着：
“绊脚石绊脚石……”
大家哄堂大笑。
选完了建设地址，驻村工作队员匆匆告别。
“麦迪亚娜，回去问赛麦提爷爷好，老人家身体还好吧？”谢浩杰一瘸一拐地说。
“爷爷好着呢，头羊一样威武着呢。”麦迪亚娜说。
那一瞬间，任乐水的大脑里“嗡”地一下，血压急速升高，一阵晕眩，他抓住文泰的手定了定神。他仔细看一眼那个亭亭玉立的维吾尔族姑娘，她眼神里透出久违的伊利哈尔的影子。那个异族兄弟的身影一直深深地隐藏在他的内心里，他从来不去想他，可他知道即使再不想，那个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一直都蛰伏在他记忆深处。还有那个像父亲一样的赛麦提老人，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的心。
他认真地端详了一下麦迪亚娜，小姑娘似乎并没有看他，而是乐呵呵地给文泰挥手道别，任乐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盯着眼前的一切。麦迪亚娜突然转过脸看着任乐水，眼里露出惊喜和犹豫的神情。任乐水张了张嘴又抿了下嘴，点点头上了车。
车上，任乐水的眼睛湿润起来，他有一种冲动，想放声大哭，他努力地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掏出餐巾纸擦了下眼角。他想起了那个曾经像父亲一样的老人和那个亲如兄弟的伊利哈尔，百感交集。其实他早就应该想起他们了，他知道赛麦提老人一直住在这个小村庄里，他来了那么久有意识地躲避着那些会勾起他复杂情感的一切。而今天，当伊利哈尔的女儿麦迪亚娜活灵活现地站在他面前，他知道一切都无法回避了。
晚上，躺在**，那些不愿回忆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任乐水的脑海中。
任乐水对父母的记忆是模糊的。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国民党的后代。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凯歌进新疆》响彻天山南北：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人们在地窝堡机场等候王震将军的到来。那时，任乐水的父亲骑着高头大马保卫着进城的道路，他只是陶峙岳部队的一个小小的排长。父亲看着缓缓驶过的将军的车队，如今和平解放了，他梦想着解甲归田，回到河南老家娶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女。父亲看着雪山高处熠熠生辉的博格达峰，他想起早已逝去的父母，想到即将结束的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泪流满面，他庆幸自己九死一生，走过了噩梦般的战争年代。然而，历史却没有给父亲做更多梦的机会。当年年底，父亲所在的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集中整编。父亲又成为一名解放军的干部，一名人民的子弟兵。第二年，那些整编的10万大军，开赴玛纳斯河流域，茫茫戈壁已是千里冰封，父亲和战友们肩并肩地拉着铁犁，他们要在那片荒原上开出良田建设军垦农场。父亲是第一个机械化农场的一个连长了。1954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又一次发生体制变化，集体转为新编的农业建设第八师。那时候，因为整编部队享受的优待，父亲已经当了副团长。父亲和他的战友又拥有了和那段历史一样的使命：扎根边疆，守卫和建设边疆。他彻底死了回家乡的心思。
转眼间，父亲已经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他那时最大的理想不再是回中原老家，他只想有一个女人和他一起扎根边疆。革命队伍使那群无法无天的兵痞成为有理想的革命者，在戈壁上战天斗地热血沸腾。每当夜深人静，那一群男人们却像一群种羊一样躁动不安，他们血液里奔淌着男人的欲望，他们最现实的想法就是搂着一个温暖的女人，在地窝子冰凉的铺头翻江倒海生一群小崽子，让戈壁绿洲里响起孩子们的哭闹声。后来，一群群漂亮的女人从东南西北来到了玛纳斯河畔。父亲属于有天然优势的“358”干部。一群群水灵灵的姑娘们来到了垦区，那些三十五岁以上有八年军龄的干部是组织优先照顾的对象，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心仪的姑娘，只要男人看中了，拉出他喜欢的姑娘，那姑娘不拒绝，两个人互报了姓名，商量了婚事，打一纸报告，让团长、政委签了字，就可以领到一张大红的结婚证书。然后，一户户革命的家庭就迅速组建起来。冰冷的地窝子里，传来一阵阵笑声，那阴冷昏暗的地窝子就是父亲一样的军人最甜蜜的天堂。那时候，八千上天山的湖南妹子中的一群呼呼啦啦站满了礼堂。父亲是副团长，他早已在组织科的档案里，挑选了他的女人，那个高挑的满脸笑颜的大辫子姑娘。
团长的岁数比父亲小，他一样看上了那个大辫子姑娘。欲望和尊严容不得父亲犹豫，大辫子姑娘就像被盯死的猎物，父亲根本不可能放弃他的女人。他冲到团长的办公室，对团长说：“老子革命时听你的，可以让着你，讨老婆，老子听自己的，那个大辫子就是我的老婆！”团长拍着桌子骂娘：“你个国民党的残余，敢跟我抢女人，我怎么也是一野二军的正牌军人，你在我面前充什么革命军人？”两个男人在办公室噼噼啪啪动起手来。政委一脚把团长踢出了办公室，说团长的觉悟应该高于副团长，选老婆整编干部优先副团长优先。老政委和年轻的团长出自一个部队，但老政委支持副团长。
大礼堂里，齐齐地站着一个个鲜润得可以掐出水的姑娘，政委说：十个人一批，点了名的上来找自己心爱的人。第一批十个人里，被喊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父亲的大名，父亲上来就牵了大辫子姑娘的手，大辫子姑娘水灵灵的大眼睛上下打量一下父亲，然后第一个跟着父亲走出队伍，站在主席台的第一排。父亲有了老婆。
结婚几年，大辫子女人一次次怀孕一次次流产，父亲有了断子绝孙的危机感，性格变得乖张而暴躁。工作上也是磕磕碰碰，和团长的关系总是剑拔弩张。那时候，团长的老婆已经为他生下了两个小兔崽子，他的老婆总是**着雪白的胸脯，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孩子喂奶，那种骄傲简直就是一种挑衅。母亲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经常会自言自语，有时候会和父亲为了一件小事，歇斯底里地大闹起来。一家子两个人，却是团里最不安静的一家。身为副团长的父亲乖张的性格和吵吵闹闹的家庭，让团里人对他产生了轻视的态度，而大家公认的唯一原因，就是父亲身上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老兵的痞子气。父亲觉得处处低人一头无法忍受，他更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工作上的一点点分歧就会让他暴跳如雷，他和团长针锋相对。父亲在良好的政治待遇中，忘掉了自己不怎么根红苗正的出身，他把自己一步步推向绝境。
反右斗争开始了，危险像一头困兽，已经张嘴等待着落入陷阱的倒霉蛋。父亲却若无其事，他和团长已经水火不容。团长计划着一场彻底的反击。政委也已经让嚣张乖戾的父亲闹得心绪难平。父亲让身边的每一个同事感到厌倦，他就像落进一池清水里的一滴墨汁，染黑了满池的清水，人们有意识地躲避他。当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鼓声响起，父亲就应声落地成了右派分子，原来他只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混进了革命队伍，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发配到塔克拉玛干的南疆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大辫子女人却被留在北疆当地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常常被批判。从此，父亲和他的女人天各一方，忍受着无法更改的命运带来的磨难。
大辫子女人受尽人间的屈辱，她无法前往塔克拉玛干的边缘，她的正式农场职工的身份，把她死死地固定在玛纳斯河谷。她成了一个活寡妇。但是，湘人固有的节烈性格顽强地支撑着她活下去的愿望，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她知道，只要在农场一天她就无法回到自己男人的身边，她无所顾忌了，自己的命从站在大礼堂舞台上的那一天就注定了，在她心里只有她的男人，只想为他生一群孩子。而现在连和男人在一起的可能都没有了，她知道早晚自己会死在这个到处是鹅卵石的绿洲，她要她的男人要她的孩子，那是她生命里最后的梦。她打了一纸离职报告，把被褥打成一个大包，带了仅有的几件换洗衣服。那张贴着他们合影的大红结婚证是她唯一的财富，她将它缝在贴身的裤袋里。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十公里雪地，来到路旁，她不停地搭车，搭上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跋涉一千多公里，跑到了塔克拉玛干的农场，当了“盲流”。
政治的风暴刮进了新疆的角角落落。然而在这个新开垦的农场，遍地都是即将步入学堂的疆二代，而讲台上却没有老师。作为右派的父亲，本来就是高中毕业，又有着近十年的干部生涯，所以他是那些劳动改造者中数一数二的有知识的人。他被作为“戴着帽子”的改造分子当了小学老师。说是劳动改造，其实父亲和团场的职工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在政治地位上他却是革命的对立面。母亲的到来，又一次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际遇，他的老婆是一个没有经过组织批准、擅自离职背叛革命的盲流。父亲被发配到畜牧连当了羊倌。从此，父母亲居无定所，羊群走到哪里他们的地窝子就挖在哪里。他们像传说中的浪漫情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年四季在塔里木河源头的胡杨林里放羊。在那里，父亲认识了赛麦提。他和父亲差不多的年龄，也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是革命军人出身，然后随三五九旅的大军进军塔克拉玛干回到了白水市。这个塔兰奇人的后人回到了祖上的地方，来到了塔河县，他就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了，他脱下军装进入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到被打倒时，已经是塔河县的副县长了。1966年，赛麦提成为靠边站的人物。那些说着汉语和维吾尔语的造反派们，到他家翻箱倒柜，翻出了那套他穆萨叔叔留给他们的纪念品——那套苏制旧军装，那肩章上刺目的月牙图案，成了赛麦提历史问题的唯一证据。赛麦提县长被发配到边远的原始胡杨林成了一个护林员。那片原始胡杨林把两个曾经革命的家庭连在一起。一年四季，茂密的胡杨高高挺立，金色的树叶簌簌摇曳，它们张开博大的胸怀，默默接纳着这些被命运推到边缘的革命对象。赛麦提家的护林棚成了两个落魄英雄的世外桃源。他们的友谊，就像戈壁深处深深扎下的胡杨树根，心连着心，紧紧缠绕在一起。
任乐水再也坐不住了。他拿出两瓶伊力老窖，包了一盒砖茶，走出宿舍。
开了门，文泰孤独地站在院子中央，抽着烟抬头望着星空。文泰总是有种离群索居的孤僻，他看一眼任乐水，接过他手中的物品，一声不吭地陪着任乐水出门。亚力坤看到他们有点儿吃惊，全副武装地跟上来。
“去赛麦提大爷家。”任乐水说。亚力坤打着手电，在前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带路。任乐水内心充满了激动，千言万语聚在心头，他特别想在那一刻，看望一下那个曾经的救命恩人，他想抱着老人痛哭一场，一解几十年的误会。只有在这一刻，他才感到有一种无法诉说的情结，他一直想忘记却一直纠结在他的内心深处，那些养育他成长的恩情，早已印刻在他的灵魂里。
敲了门，屋里的灯亮起来，远处机敏的狗汪汪乱叫，响成一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麦迪亚娜问了亚力坤一大堆问题，却迟迟不肯开门。
任乐水什么也不说，目光紧紧盯着紧闭的大门，显得无奈而焦虑。
“麦迪亚娜，你太没有礼貌了，我们书记来看爷爷，你怎么可以不让我们进去。”文泰说。
院子里传出麦迪亚娜蹬蹬的脚步声。
院门打开了一条缝，防盗链仍把门拴着。
麦迪亚娜的脸露出来，一改往日欢快开心的情绪，一脸严肃，静静地望着门外的三个大男人。
“爷爷睡了，你们以后来前和爷爷预约一下，他不想随便见客人。对不起！”
文泰把礼物递过去，麦迪亚娜犹豫了一下拿到手上，突然又扔到地上，麦迪亚娜关上了大门。文泰想去敲门，被任乐水拉住了。他们向村委会走去。
“书记，为什么这么晚了去看一个老人？奇怪，麦迪亚娜还把送他们的礼物给扔了。”
任乐水叹了口气，仰天看着静谧的星空，一行泪水从眼眶滑落下来。
麦迪亚娜回到家，爷爷用眼光询问着她。麦迪亚娜心中激动，搂着爷爷的脖子伏在爷爷的肩头，呜呜哭起来。
“爷爷，您那个汉族儿子伊力哈姆来看您了。”麦迪亚娜哽咽道。
赛麦提爷爷浑身一愣。
群星闪烁，万籁俱寂，喀拉苏村沉浸在黑色的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