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讲了一个“好好先生”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末年有个叫司马徽的人，无论别人讲什么事，他一律都回答“好”。久而久之，别人送他一个“好好先生”的绰号。“好好先生”讲面子不讲人格，讲人情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所奉行的做人原则和处世哲学就是“好人主义”。
好人主义，就是没有原则，不分善恶，有意以“好”去讨别人欢喜，不敢得罪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就要多一点私心，少一点公心；多一点俗气，少一点正气；多一点圆滑，少一点原则。唐朝有个文学家叫苏味道，曾经官居相位，向来处事圆滑，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他对人传授其处世经，叫做“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他历来为人所讥。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孔子、孟子曾无情地揭露、批判过这类人，管这种伪君子、老好人叫“乡愿”。这种人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充当“好好先生”。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乡愿德之贼也。”意思是说，没有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
这种早就为古人所唾弃的“好人主义”，时至今日，我们队伍中的少数人仍然奉之为宝贝。在工作上，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表面上是“团结”了，可党性呢？道德呢？良知呢？毋庸置疑，“好人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好人主义的盛行，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正气不伸，邪气蔓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使得一些腐败分子的胆子壮了，胃口大了，腐败的空间扩张了，党的原则被削弱了，对腐败分子的监督教育也放松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正义感，都有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都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做好好先生，国家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党风就会进一步好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无高度的负责精神，在任何时期，都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好与否的基本标准。评价一位领导干部的好与否，是一个政治、思想、知识、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但奉行“好人主义”，不敢坚持原则怕得罪人的干部，肯定不是好干部。在干部考核、管理中，应鲜明地提倡对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行为敢于批评。敢于“得罪人”的高度负责精神，注意鼓励和爱护具有这种精神的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