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記載：公元1951年4月15日，保定人民政府召開公審大會，判決土匪肖桂英等七個匪首。
這一天是農曆三月初十。草長鶯飛的季節啊！
橘紅的太陽剛剛從東山爬上來的時候，保定看守所的大鐵門緩緩地打開了。門前的草地上，幾隻歡快覓食的麻雀驚得“撲啦啦”飛起來，停到了樹上，似乎還感覺不安穩，再“撲啦啦”飛起來，落在更高的枝頭上，惶惑地望著看守所洞開的大門。
先是一隊持槍的解放軍戰士跑步出來，分列兩隊，站在了道路兩旁，持槍警戒。幾十支明晃晃的刺刀，在陽光下閃著迫人的寒光。之後，大門內緩緩開出了四輛美式卡車，第一輛車是開道車，車上是一隊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第二輛車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匪首肖桂英，被幾個戰士押解著；第三輛車上，押解著六個赫赫有名的匪首；第四輛車是押送車，車上也是一隊荷槍實彈的戰士。被押解出來的六個男人與一個女人表情各異，或沮喪、或恐懼、或驚慌、或麻木，肖桂英則是一臉憤怒的顏色。
這七名即將被處決的匪首，並沒有像後來傳說的那樣，戴著手銬拖著腳鐐，或者被五花大綁，或者背上插著亡魂牌。都沒有。他們的雙手隻是被一根細麻繩兒捆綁在背後。這種對死囚簡單的捆綁，顯示著勝利者的自信。有知道內情的人說，這種“新鮮的綁法兒”，前所未聞。是保定市長羅書範主張並決定的。
（這一年，羅書範三十多歲，長得白白淨淨，總穿著一身灰土布縫製的中山裝，上衣兜別一隻鋼筆。很斯文。他參加革命之前，是清華大學物理係的高材生。他曾去英國留過學，他喜歡西方的法律，他反對遊街示眾這種不尊重人格的鬥爭形式，他說過：“罪犯也是人嘛！”這種觀點，現在講來，或有爭議，但不會感覺到刺激。而在當時，是很不政治、很不合潮流的。如果再用舊時代的話講，這種人物，若做個“吏”，抄抄公文，等因奉此，還能將就馬虎。做“官”嘛，殺伐決斷，肯定不行！所以，羅書範隻在保定當了一年多的市長，就被調離了。其中一個嚴重錯誤，即是對反革命分子心慈手軟。當時省裏的一位領導憤怒地批評說：“羅書範，他是怎麽搞的嘛？槍斃幾個土匪都舍不得五花大綁，連個亡魂牌牌都舍不得插？這樣的人，幹脆去廟裏當唐僧！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幹部！”羅書範由此調到了當時的重工業部，去從事他的物理研究了。後來成立地質部，又調到地質部科技司。1957年，反右派期間，他的一些言論被群眾揭發，遭到了強烈的批判。若不是他的一位老領導援手保護，他肯定就被劃成右派了。老領導說：“羅書範嘛，我了解他，就是個搞技術的，讀書都讀糊塗了。書生空議論，就是糊塗蟲。他能是什麽右派嘛！”之後，他被調到了南方某一個化工企業，在副廠長位置上工作了三年，竟鬱鬱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