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墙初看上去，其实并不怎样的让人觉得恐惧。
甚至一点儿也不狰狞。
那墙就那么静静地蹲着，似乎并不显得高大厚重，表面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水泥，涂着灰白色的油漆。上面有五颜六色的粗笔留下的图像、一串串不规则的德文字母连成的句子、还有怪诞的符号和各种图形。我既然无法看懂、无从领会其中隐秘的意趣，便觉得那墙倒像是一壁别出心裁的艺术展览、标新立异的广告，还有别的什么……
它绝不像我想象中的柏林墙那般森严、那般威武、那般雄奇，墙上墙下没有铁丝网、没有炮楼、没有宪兵，它实在只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围墙。那会儿我脑中闪过巍峨的长城，我很想问问谁，这么矮这么薄的墙能挡住什么呢？它真的曾经挡住过什么吗？
也许我就可以轻易地从上面一跃而过，或者穿越它。
它仅仅是一个象征？
墙，向着城市的两边小心翼翼地延伸过去，如同一根硕长而又弯曲的巨楔，插入那些从废墟上重建的高楼之中。时而同那条幽幽然环绕全城的施伯列河无声交汇，矗立并铺陈了这充满苍凉历史感的界标，一瞬四十几载，划开了东西方两个世界。
面对寂寞空旷的施伯列河，我愕然。
河水沉沉流淌，河上没有船没有桥没有天鹅没有人甚至没有一片树叶。河水灰绿，漩涡在水底暗暗纠缠，涟漪不动声色。惟有一只极小的蓝鸟，闪电般地惊飞而过。
鸟是自由的？
听说曾经有一个土耳其孩子落入河中，但没有人能够跳下水去救他，他就那样活活淹死了。因为虽然河岸的一边在西柏林境内，但河却属于东柏林所有。任何人如跳下水去，都会构成“越境”的“罪名”。
我站在河岸上，不，确切地说，我站在岸边的墙下，我肃然。
墙下有小小的墓碑，砌得十分精致的水泥墓地，上面安放着一只只鲜艳的花环，是鲜花，很娇嫩很缤纷的鲜花。
墓碑上写着：越墙者。
没有姓名，只有年、月、日。
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留在墙下的日期。柏林墙上血迹斑斑。
但尽管曾有许多人倒在柏林墙下，还是不断有新的勇敢者，用热气球或挖地道的方式设法越墙，一年年总未间断停止……
我开始怀疑自己对于墙的最初感觉。
后来我登上勃兰登堡凯旋门下的一座木台，从上面眺望东柏林。气势宏大的石砌大门顶端，耸立着一辆覆盖青苔的金属马车雕塑，马车上站立着一位衣裙飘逸的天使，似欲乘风归去。从矮墙至那些建筑物，中间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除了几个来回巡视的带枪警察，杳无人踪。
除了墙，还有这块不可接近的真空地带。
远远地，可以望见薄雾笼罩着的东柏林菩提大街，一条很宽很美的大街，绿阴葱茏。
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要去那儿看看的愿望。
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不能够越墙而过。否则我将永远地留在墙下。
这墙拦阻了我。墙原来并不是一个象征。
1985年夏天，我徘徊在柏林墙下的那个下午，柏林墙似乎还很坚固，很结实。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不很长的五年以后，它竟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崩塌、破碎，被拆除、被清理，甚至没来得及让人再看它一眼。
那天，我决意要设法去东柏林。
我对那墙充满了好奇。
几天以后，我紧紧捏着护照，穿过那也许叫做海关也许叫做边境的地铁站大厅，我在一间有卫兵站岗的房子里，被一位穿制服的英俊东德男士盘问了一会，我既听不懂他的提问，他也听不懂我的回答。后来他打了一个电话，便郑重其事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鲜红的印章，然后挥挥手请我通过。给我的感觉好像又出国了一次。
东柏林！
天下着小雨，迷蒙中，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修复一新的古典建筑，更显得庄严肃穆，洁净的大街被雨水洗得发亮，小轿车来来往往。我几乎没觉得墙这边和墙那边有什么不同。
带我去东柏林的，是一位德语翻译家李定一先生。他会说流利的汉语和漂亮的德语。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在中国长大后来到德国。他高大魁梧看上去更像一个德国人。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在西柏林工作却在东柏林居住，也就是说，在西柏林挣钱而在东柏林花钱，我想这种生活方式再合理不过了。
李定一先生的夫人是民主德国国家剧院的主要演员，他们有自己的别墅和小汽车。他每天把小汽车开到墙的一侧，然后坐地铁到西柏林上班。我们这次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他作为特邀的译员，出色的同声传译几乎征服了所有的中国人和德国人。
他开着车带我参观东柏林城。
他的话不多，脸上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微笑。
后来他说，我们去吃午饭，东柏林的饭，便宜。
吃饭时他问我，现在你觉得墙两边有什么不同了吗？
当然，有些不同。比如服务、价格、建筑物内部的装修……还有，人的服装、发式、情绪，这儿没有那种怒发冲冠的“朋克”，没有性商店，没有无处不在的广告。还有，这儿的工人住宅区、公寓，倒是同我们中国的住房挺相似，有点儿千篇一律……
还有，这儿的街道比较安静些，不像西柏林那么喧闹和繁华，但这儿有一种朴素……
面对他，一个在东西柏林穿行的自由职业者，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述得更准确些。
但我知道，我其实想说，尽管墙两边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不同，但作为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民族，作为人，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李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眼里有什么晶亮的东西闪了一闪。
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我们走到柏林墙下。
我久久凝望着柏林墙。
从这一边看这堵墙，墙似乎要比那一边干净些也苍白些。墙上更多的是一片空白。穿着灰色制服的持枪警察如雕像肃立，行人远远且匆匆而过，墙和人之间，也是二块荒疏的空白。是一片布雷的禁地。
墙在树丛和草地间蜿蜒，犹如一条细长又干瘦的胳膊，将勃兰登堡门下所有的辉煌都紧紧箍在怀里。更如一道无形的锁链，隔绝了封闭了整整一个世界。
我注意到，在墙的这边，在东西柏林共同的施伯列河的河岸这边，没有墓碑、没有鲜花、没有墓志铭。而那些无名的死者，恰恰是试图从墙的这一端，走向那里的。
但墙的这端，却连脚印也没有留下。
究竟是先有墙还是先有越墙者的呢？
越墙者把血迹和躯体扔在墙的这边，而把希望和明天抛在了墙的那边。他（她）终于还是穿越了墙。
暮色中，那狭窄而粗糙的矮墙渐渐隐没于黑暗之中。但在黑暗中，我仍然感觉着墙的存在。我用手触摸到它的冰冷它的固执。我不知道它的存在究竟要阻拦什么，我只知道它也许恰恰是拦阻了自己。
那天晚上我们去东柏林的一家剧院看话剧。
好像是从国外来的一个剧团，上演一出戏，叫做：《飞越杜鹃窝》。
李先生说，杜鹃窝在西方是疯人院的别称，这个戏名就是走出疯人院的意思。听说在苏联目前还是禁演的，东德似乎要开放些。
由于我无法听懂德语，整个演出过程中，尽管李先生时时低声为我讲解剧情，我仍不能肯定地认为自己看懂了这个戏。
舞台上始终弥漫着一种冷峻的蓝色，灯光黯淡，背景阴郁。疯人院惨白的病房、行动机械僵硬的病人、严厉刻板的护士长，这儿的一切一切都是早已被规定被安排好了的。在这儿只有服从、只有沉默、只有循规蹈矩，否则就是无可救药的疯子，永远再也不能从疯人院走出去……
墙上是一个巨大的窗口，如同一个无底的黑洞。
疯子们麻木而痴呆，他们不再有疯狂的愿望，脸上却带着天真的笑容。记得有谁说过，疯子是世界上最单纯的人。
终于来了一位壮汉，他因为扰乱某种社会秩序而被作为疯子送到这儿，他来的时候不是疯子，而在疯人院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一个失去理智的愚钝之人。他不再有反抗的欲望也不再痛苦。疯人院完成了它的职责。它如同一架颠狂的机器，把所有落入其中之物统统碾成碎片……
紧张的寂静中，他的一位印第安人同伴，不忍心看着他——一个强壮而健全的生命被扭曲成这样，愤怒与醒悟中下决心将他打死，然后跃上那黑洞洞的窗口，越过高墙，毅然走出了疯人院。
疯人院留在高墙之后。
他走出去了，走向阳光、走向海洋……
一直屏息静气的观众爆发出持久热烈的掌声，人们纷纷站了起来，涌上前去，大幕很久才降下。他们缓缓走出剧场，服饰整洁的仪表显得越发沉重庄严。
我不知道这个戏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只是想，他们一定比我更能懂得他的死和他的出走……
离开东柏林已是深夜，我通过那墙的出口，走向西柏林。墙留在我的身后。几天以后，我就将飞离这个奇怪的、既相连又相隔的城市，回到我熟悉的那块土地。
我忽然隐隐地感觉着一种悲哀。
人在创造了自己的同时也创造了围墙。那么，人类是终究不能够摆脱围墙了么？
那以后很久，我脑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号：我不知道那个夜晚在东柏林看的话剧是不是一个偶然？或是巧合？
漫长而又短暂的五年过去了。曾经那么坚固那么森严的柏林墙，在岁月的碾磨与撞击下，终于剧烈地摇晃震颤起来，并正在悄悄地消失隐退。昔日的勃兰登堡门下，开放了的边界已成为一个自由市场。那儿正在出售有关柏林墙的纪念品。坚硬的柏林墙的水泥碎片，已被标上价码，任旅游者带到世界各地去……
柏林墙究竟是怎样消失的？
它消失以后，是否还在原地留着残存的墙基？
我时常凝视着房间墙上那只精美的柏林城徽，上面有一只憨态可掬的柏林熊。它从茂密的森林中走来，把战争的碎片踩在厚实的脚掌下。没有什么围墙能够阻拦它。
人类也许还将不断地建造围墙又拆除围墙。大山是墙，运河是墙，海峡是墙，人心是墙。除了墙以外的一切都是墙。可是这世上原来是没有墙的，台湾海峡本来也并不是为墙所生、作墙所用的呵。
何况，一地与另一地之间本没有永久的鸿沟。
我只能怀着焦渴的心情，盼望着世上那些所谓的“墙”，早早地、快快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