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國文人的生命坐標。大多數中國文人寫書目的就是立言，通過書，言傳於後世，使之成為後人遵循的教條和規則。似乎外國人寫書的目的更為多元化。有的人把寫書作為生存的目的，比如卡夫卡。有的人把寫書當作一種遊戲，比如沃萊斯、史蒂文斯。
卡夫卡以文學為生，成為活著卻“不能應付自如”的人。他的思想和文學成就產生於他與世俗生活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對卡夫卡的身心造成了極大的戕害，他僅僅活了41歲。
他一生寫書，卻無力出書。因此他注定不能在有生之年得到世人的理解，更遑論被推崇。今天，我們了解到這些情況，再來閱讀他的作品，就不難理解他對現實的深刻絕望。沃萊斯則與之相反，1923年，沃萊斯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詩集《風琴》，僅售出一百冊。因為他把做保險商作為事業，把寫作看成一種遊戲，一種生活中可有可無的點綴。所以他並不因此而沮喪。他有才華寫書，有財力出書，“心情很不錯”。他不僅活過了將近卡夫卡兩倍的光陰，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保險商，而且在另外一個領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在他去世前的幾年內，連續獲得了美國三種最重要的詩歌獎，每一個讀到他詩歌的人，都難免為其抽象、玄遠、詭秘所震驚。在他死後聲望更是越來越高，人們常常把他的名字同龐德、艾略特相提並論。
卡夫卡的身前身後，站著無數以“寫書”為生存目的的職業寫家：克爾凱郭爾、普魯斯特、凡高、鬱特裏洛、莫狄裏阿尼等，絕望和恐懼無情地吞噬著溫情，生活上無能而精神上偉大，成為這些短命天才的共同特征，正像凡高在一封信中向他弟弟提奧提出的疑問：“我們看到的是否隻是生活的一麵？”
像沃萊斯一樣能看到“生活另一方麵”，把“寫書”作副業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比如俄國傑出思想家舍斯托夫、外交官詩人聖瓊·佩斯和總統劇作家哈維爾……舍斯托夫在生活中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但這並沒有阻礙他對形而上問題的思考，《在約伯的天平上》的寫作，也沒能影響他從容不迫地管理自家公司的繁雜事物。他與沃萊斯同樣優秀，也同樣令卡夫卡們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