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声势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一种手段。一般讲，张扬声势有两种方式：一是暗中操作，二是明目张胆。前者老沉，后者浅薄。前者胜，后者败。
王莽拉拢一批人，形成小集团，这是他谋取人生的一种手段。
王莽当了大司马，位极人臣，还需要什么呢他想要个更高的名号。他想要辅助周成王的那个圣人周公姬旦，周公居摄6年，替周成王处理国事3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南方越尝（常、裳）国派人给周公献上白雉。王莽为了冒充周公，暗示别人叫塞外夷人来献白雉。王莽趁机将白雉送给宗庙作祭品。于是，王莽的吹鼓手们就借此大吹大擂，说王莽安宗庙，也像霍光安宗庙那样有功劳，当时霍光益封三万户，王莽也应该增加三万户的爵邑。汉代封爵的等级是以户数作为计数单位，所谓万户侯，就是得万户爵位的侯。所封的居民户是封侯者所统治的，这些户向封侯者纳税和服役。封的户越多，财产也越多，实力也越大。但是，这些侯实力都有限，天子管的郡，大的如汝南郡，达四十六万多户。诸侯国，相当干部，小的如广阳国、泗水国，都只有二万多户。封霍光达三万户，已相当于一个小郡、小国，其他人封侯，多数是几百户、几千户。
王莽亲信，先将王莽比霍光，再进一步比萧相国萧何。萧何是刘邦时的名相。再用“白雉”的瑞祥，把王莽比周公。所谓“白雉之瑞，千载难符”。既然王莽与周公有相同的瑞符，那么，就应该增加封邑，赐予尊号，王莽早就拟好了尊号，叫“安汉公”。王莽亲信说，只有赐号“安汉公”，才“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元后同意了。王莽如果因此就接受了，那还可能出现麻烦。
为了得到，故意推辞，这是《老子》哲学的“将欲夺之，居固与之”的灵活应用。世俗的贪利，辞有利的事就会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当官是有大利的，读经就是为了做官。皇帝如果来征召，那是一般人巴不得的大喜事。有些人不应征，那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有些人就是利用这种现象，多次不应征，用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例如东汉顺帝四次征处士法真，法真不应征，名闻天下。当时法真的友人郭正说：“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逃避名声，而名声更大。实际上，名声很大的处士未必有多高的水平。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时征聘来的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都没有什么建树。鲁阳攀英刚被征来时，朝廷设坛席，隆重接待，像对待神明那样。结果他也没有突出的本事。所以，社会舆论都说“处士纯盗虚声”。李固用这些事实警戒黄琼。
儒家提倡礼让，道家主张予取，二者结合，就产生了以退为进、以礼而取的仕进招数。王莽对此领会和运用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招数到东汉广为流传。因此有若干沽名钓誉的处士混迹其间。
元后同意赐号“安汉公”，王莽上书说：“我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商定决策，我现在希望就给孔光等人功赏，不要将我跟他们一块受赏。”既表现自己谦虚、礼让，同时也深得同僚的好感。然后甄邯又向元后建议，一定要王莽接受，不要因为王莽与元后是亲戚关系就不给赏。王莽再次上书让。太后招王莽，王莽装病不去。元后又派人多次去请，王莽执意不肯去。然后有人建议，先按王莽的意思，封赏孔光等人，王莽就会应命。
元后下诏，对孔光、王舜、甄丰、甄邯都增邑加封。王莽还没应命。元后下诏曰：
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事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
王莽当上“安汉公”，住进萧何故居，建万世策，为忠臣宗，可以与周公、萧何并称。但是，这只是名号，是虚的。王莽不但要虚的名号，更要实的权力。
王莽知道年迈的元后厌烦政事，想过清静的晚年，而王莽正需要实管政事，于是，他暗示亲信，说元后不应该管官吏的事，应由安汉公负责审查。元后下诏，只有封爵，其他事都托王莽代管。特别是官吏的考核，都由安汉公负责。
官吏升降，历来都是皇帝直接掌握的大权。大权落在王莽手中，他就趁机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有了相当于皇帝的实权。安汉公的虚号就由此而转为实权。